毛泽东与中国的人口增长问题
人口增长，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吃饭问题，医疗卫生问题。
一、是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
在大陆解决吃饭问题，被说成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一大成效，这是违背事实的。改革前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吃饭问题的解决经过了三个重要步骤：防灾减灾、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技术。
第一是减灾防灾（修水库和防洪堤、排灌站）
这时主要精力放在减灾防灾上面。1958年“大跃进”中的兴修水利，修水库和大堤是非常积极的，成绩很大，计修筑了80000座水库和上万公里的大堤，全国水利工程的设计灌溉面积已达十亿亩。其间经历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大跃进虽然有些失误，但堤防和水库到今天还在受益，现在长江大堤的高度就是那一时期留下来的，98年长江大水，湖北嘉鱼牌洲湾溃口受灾人数是4万而不是400万乃至上1000万，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把大堤修成网格状。
这一时期留在人们印象中的却是一系列的运动，人民公社大锅饭养懒人的时期，这是极不正确的总体印象，严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那些年农村的平均人口大约6亿，80000座水库意味着每7500人就要修一座，而中国当时人口构成轻劳动力占人口比例小，在7500人中，劳动力大概只有2000人左右。而且在缺乏技术人员和可信的水文资料的情况下，为确保工程安全就只有提高安全系数，这更加增加了水坝的工程量。那时，每年冬天，村子里就只有些老头老太太，每家只能留下一个大人照顾小孩，其他人一律上水利。(老田)小时候经常听说的一些地名：张榜、大同、太平、白莲河等都是水库工地。每年冬天农民都得挑上铺盖、口粮和工具，步行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用最原始的方法修筑水坝，有些地方太远往往一天还走不到，有些吃奶的小宝宝也要跟着妈妈去工地。到春节才有几天假回家，过完春节继续上，到春耕季节才下马，就是把人力资源调动到这样的极限状态，也是用了接近三十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过程。今天从统计数字看，大陆占40%的水浇地提供70%的粮食产量，但达到这个40%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
第二从70年代初期起，这一时期主要着眼点在于农田基本建设，建设大田大地为机械化耕作做准备。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生产农业机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第一和第二步在七十年代末已经完成，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
第三是提高播种面积，主要是造田和提高复种指数（推广双季稻和间作），推广优良品种，化肥和农药的大量应用。
第三步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当时大陆已经有超过1100家的小化肥厂在运作。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创造了夏玉米单产世界记录的李登海，也是这个时期开始进行杂交玉米的研究。
这个时期的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179.7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灌溉面积与1957、1962年比增加了64%和47%，而且质量有很大变化。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普及合作医疗、医疗卫生条件大幅度改善人口增长很快的“文革”时期，这个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主要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为了适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1977年至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
现在分析1978-1984年的农业的改革：粮食增长与化肥增多和品种改良同步前进，与粮价的上涨以及过去深挖洞广积量的余粮出清部分相关；并造成大量的赤字，84年以后就不管农村了。这个效果立杆见影，农村城市的人很快就体会到了，从吃地瓜、窝头，开始大量的吃馒头。
实际上，八十年代以后，在农村所做的工作非常之少，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从10％降到不到1％，从整体上讲，经济建设的中心业已转移到城市了。从城市立足的视野里，活跃的城乡集市贸易使城里人的菜篮子丰富起来。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一阶段解决了少数城里人的“吃菜”问题。
二、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解决了基本的医疗卫生问题
毛主席在1960年代就尖锐的批评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他认为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要以预防为主、要动员群众自己起来和疾病作斗争、要实行中西医结合等，要重视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
在文革以前，整个卫生工作是重城市、轻农村的。那时候，人力、物力、财力的绝大部分放在城市。医疗卫生机构设在远离农村的城镇，不重视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真正深入到农村的医务人员很少，而且没有认真解决全心全意为广大农民服务的问题。即使贫下中农跋山涉水来求医买药，也往往遭到歧视和冷落，甚至被拒之于医院大门之外。
旧卫生部轻农村、重城市，但它究竟重视城市里的哪些人呢?是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及革命干部吗?决不是。那时候，城市里的劳动群众患病后，被医院敷衍了事、最后推出大门的事例是所在皆有、到处可见的。那时从医疗制度、检查治疗方法到医学研究的方向、医科院校培养的目标，都是为城市老爷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以前这种实际状况，身受其害的广大工农兵群众以及卫生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还记忆犹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卫生路线的根本分歧。毛主席早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医务工作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要把“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作为革命医务人员必须具备的作风，并批判了那种对劳动群众的错误态度。
那时，人们批评苏修，认为那是最好的反面教材。他们的医疗卫生工作完全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党内外的新资产阶级垄断了疗养、医疗的大权，把医疗卫生当作自己不劳而获的一种特权，把最好的疗养地、药品、医疗设施都垄断在自己手里。而劳动人民生了病，却只能自认倒霉。当苏联的劳动人民因病而痛苦呻吟的时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正在宁静的疗养胜地寻欢作乐呢!
毛主席特别重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
毛主席在批评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同时，着重指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卫生战线广大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的卫生路线，使卫生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几年来，卫生工作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特别是当农村出现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这两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以后，那里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变。不仅中国劳动人民对此感到高兴，世界上许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民，也从两种医疗制度的鲜明对比中，热情赞扬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事物。
到底应当怎样看待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医疗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它是在医疗实践中产生并在医疗实践中不断提高的。赤脚医生以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为重点，又防又治，会用中西两法，并能自己采、种、制中草药，不仅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而且技术比较全面。有些被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宣布为“不治之症”的疾病，却被赤脚医生治好了。赤脚医生和所谓“科班出身”的医生相比，无非是他们没有上过正式的医科大学。但医疗水平的高低，同上没上过大学却没有必然的联系。文革前的医科大学由于轻视实践，毕业生住往开始时不能独立地防病治病。又由于他们学的一套多适合城市的需要，一旦到了农村，失去了原有的医疗设备条件，就更显得束手无策。他们同那些熟悉农村疾病特点和发病原因，熟悉农民身体素质的赤脚医生相比，其医疗技术水平是不见得怎么高明的。当然赤脚医生也还需要通过实践和培训，继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差不多和赤脚医生同时产生的农村合作医疗，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尽快改变农村缺医少药面貌的迫切要求，是他们在医药问题上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创举。合作医疗的资金一部分是社员自力更生积累起来的，一部分是社员的公益金，本来就是兴办集体福利事业的，一部分是社员筹集的，无论哪一部分，都保证用于社员的防病治病。来于社员，又用于社员，这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有着本质的区别。合作医疗可以防止社员因生疮害病而造成生活困难，这是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这正是合作医疗的优越性。
到1978年，医院、卫生院的数量增加了18倍，医生从42.5万增加到103万，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张）从16.0增加到185.6。人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5岁。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千分之20降到千分之7。可以看到中国从文革开始大力普及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人口死亡率迅速降低，同时计划生育卓有成效，出生率也很快降低。
改革开放前后卫生事业发展对比
年平均增长速度
1952年 1978年 1997年 1953－1978年
1978－1997年
医院、卫生院（个） 3540 64421 67911 11.8
0.3
医生（万人） 42.5 103.3 198.5 3.5
3.5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张） 16.0 185.6 290.3 9.9
2.4
三、中国的人口增长是在有效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的增长。
毛泽东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上并没有什么错误，新中国人口激增是伟大的成绩，而不是什么错误，中国的人口政策是计划与控制，不是自然增长，是一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随意的增长，这个与印度不同。从附录二可以看到中国从文革开始大力普及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人口死亡率迅速降低，同时计划生育卓有成效，出生率也很快降低。
解放前中国就不能养活自己，人口多年徘徊，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平均寿命只有35岁，农村只有28岁，解放后通过努力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人口增加很快，平均寿命不断增加。
而一些总是否定前30年的人，在谈人口的时候抨击那时不讲计划生育，现在又讲自己的政策不对造成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如果自己不能养活自己，这么多的人口是怎么增加的？
一些人在列举当时的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是故意不提这些话，弄的一家人觉得好象毛泽东不支持计划生育似的。
中国人口激增是伟大的成绩，而不是什么错误，是新中国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增加的结果，而不是计划生育没有作到位的结果。中国仅从人均寿命的变化，从35岁到70岁，也可以看到人口会从6亿到现在的12亿左右。
1950年中国人口数目占世界人口数目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这是客观现实，只有毛泽东时代的人能够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现实，扬长避短来建设新中国。由于中国人多，较早的开始注意人口问题，而且中国宣传的是辨证唯物主义，所以较好的推行了计划生育，而没有各种乱七八糟的所谓神圣的东西干扰，现在占世界的比例还降低了。
计划生育的核心顾名思义就是计划与控制人口的出生，而人口的增加与出生，死亡和寿命等多个方面是相关的。
实际上中国的人口变化是从高出生到现在的低出生，这是才计划生育的成绩，高死亡到低死亡是中国的卫生事业发展的结果，建国初期人口的高增长完全是中国的平均寿命增加的结果。中国的人口增加速度这几年减缓，完全是人均寿命增加缓慢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的结果。
附录一
1、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状况的逐步改善，人口增长迅速，到1955年全国人口已超过6亿。这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中共中央1955年1月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2、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这一认识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得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3、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495页）
4、1962年，国务院成立了毛泽东在1957年曾设想的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国家对计划生育给一定投资，出些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
5、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人民生活水平和农村医疗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使得在人口1966－1971年六年中，净增1.22亿。
6、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参见1982年6月2日《人民日报》）
7、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
8、1974年底，已届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强调了人口控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净增人口从1971年的1950多万减少到1100万，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减少了3.1个千分点，揭开了我国人口工作新的一页（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计划生育[50－70年代]》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