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拨乱反正”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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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完全同意由毛泽东主义网组织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毛泽东主义研讨会”中提出的观点：即“确实是该把毛泽东思想提升到毛泽东主义高度的时刻了”，此文原是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时所作，此次重新发表时仅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和增删，且由于多年来的习惯，因此，笔者在文章中仍然用“毛泽东思想”来论述观点。
      历史上任何一代伟人逝世后，对于他一生的业绩，他的历史功过是非，他的学说思想理论，人们总是要予以评说的，并且这种评价又往往总是和当时的历史事件、历史运动相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又往往是对当时历史发展的一种评价。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袖，对于他和他的思想理论的评价，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而必然是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一种历史评价，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发展的一种历史评价，是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与历史事件的一种评价。党对自己的领袖和导师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党领导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应当采取的辨正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还是用修正主义、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对历史进行评价，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笔者在拙作《也谈“文革”不是动乱》中曾说过：“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带着没有完成他伟大革命实践的遗憾离我们而去，仅仅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以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标志，彻底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论述，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直到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更是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的决议》这种文件形式，拉开了上演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一生革命实践的丑剧第一幕。”
    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位伟人、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与结论之后，都必然要接受历史发展实践的不断检验那样，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同志本人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作的结论，也必然要接受历史发展的检验。
    如果我们是真正站在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真正尊重历史事实，真正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反映问题，就应当看出：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那个评价结论，从其出笼以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因为，这个决议的评价所提出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即：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根本上否定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反修性质，根本否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结论。都不能认为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不能认为是具有说服力的，更不能认为这是真正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的！
　 魏巍同志就曾多次写文章和发表讲话，尖锐地批判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国际国内出现的那种“非毛化”反动思潮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他联系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深刻地指出：“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三十多年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惊人预言。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此后，他又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关于反修防修、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所做的重大贡献。对于已经变质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和还未变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是异常宝贵的理论武器。”魏巍同志指出：“当然，这位历史巨人，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创性事业中，也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这些失误，究竟有多大，是什么性质，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放在历史长河中应怎样看，都要作客观地、公正地和历史唯物主义地考察。也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具体分析，有些事，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宜笼统否定。我于1991年写的《认识真理也需要时间》中曾说：‘发现真理需要实践，需要时间，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现了某一真理，人们认识它懂得它，也需要时间。’例如毛泽东远在30年前就提出，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在当时人们还只能半信半疑，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国这样的事例。而现在不同了，苏联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的论断就不能不令人折服了。”这表明，魏巍同志是根本不赞成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采取“彻底否定”那种作法的（《话说毛泽东》第110、157页）。
  　邓力群同志于1991年10月间，在为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领导干部学哲学札记》一书写的题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的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肯定的回答和精辟的论述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似乎已经为人们所承认。但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不敢或不愿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他并且联系实际具体地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六个方面的内部的和外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之前，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夺取政权以後，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必须与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潮－－西方反共思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国内的自由化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实现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在根本政治原则上的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他并且引用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教导，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总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转引自199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这是邓力群同志根据进入八十、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客观实践史实，进一步对“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论所作的非常深刻的思考与回答。
  　不仅如此，我国思想理论界发表的对“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论的提出不同看法的文章也是很多的。例如人民大学许征帆教授1991年4月2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反对机会主义的光辉典范－－纪念列宁诞辰121周年》，吴易风教授1995年9月访俄后写的《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12期），还有《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贵州经济月刊》1996年第7期）等等。坦率地讲，笔者从来就没有认同过那个评价结论的，特别是苏联东欧通过修正主义的阶梯而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血的沉痛的历史教训，和1989发生在我国的政治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更加深了笔者对一些问题的一些看法。，“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这一著名的革命论断和原则之后，它一直是全世界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的革命信条。列宁、斯大林也曾多次强调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则更进一步地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17页）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与“共产党员必须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是统一的，党中央提出这一要求也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政治纪律所要求的。但是有的领导人又更进一步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这就不怎么正确了。这是把党的政治原则、政治纪律同党处理思想问题的原则混为一谈了，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它实际上是进一步在思想问题上提倡“两个凡是”的标准和原则，是在推行对下的专制主义和对上的奴隶主义，是违反党章规定的，因而是十分错误的，也是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反对的。按照党章的规定，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遵守党章和党的政治纪律的前提下，共产党员是可以保留自己不同意组织决定的意见的，是可以向党组织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包括发表不同意党的领导甚至最高领导的意见的，并且应当勇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敢于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而绝不讲假话，努力做到陈云同志所一贯倡导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一条，这是我们党应当大大提倡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抛开某些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观点，应当承认其合理性。因为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但这并代表这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充其量也只能是“同路人”）既然要发扬“实事求是”这个党的思想作风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不能把马列主义装在手电筒里，只对着别人，而不照自己。应当说，不仅党内和社会上每一个革命同志的言论和行动的正确与否，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且党的决议、决定和党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意见正确与否，更应当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不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党的决议、决定，党的领导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意见，要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也必须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绝不能按“两个凡是”的标准和原则认识问题。我们对马恩列斯不能实行“两个凡是”，对毛泽东同志不能实行“两个凡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领袖和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思想理论观点及其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具体主张，当然也不能实行“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态度；并且不能认为，我们对马恩列斯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是可以讲的，可以根据历史实践的发展去批评和纠正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错误的东西，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领袖和党的高级领导人却不能讲一个不字；不能认为党和国际共运过去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正确的，他们的书不是圣经和教条，而认为现今的领导却总是正确的，他们的书反而成了圣经了，即使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的，也不能说一个不字，只能是最高领导人怎么讲，你也怎么讲。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为了真正从原则上搞清楚这一问题，建议同志们不妨研读一下列宁在1906年5月、11月写的两篇文章：《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并同时读一读列宁在1920年和1921年为第九次、第十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两个决议草案：《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草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看了列宁这些文章中的论断，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认清这个真理的。列宁指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提出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4卷第121页）列宁在回答党员能不能对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发表不同意见，能不能批评党的决议，怎样理解“党内的批评自由同党的行动一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时写道：“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允许的。”关于党员能不能批评党的纲领，怎样理解“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原则时，列宁指出：“不妨回忆一下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普列汉诺夫是这样讲的：“我们的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当然这不是说纲领一旦通过就不能批评。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承认批评自由，但是谁愿意始终是党员，他就应当深知在进行批评时也始终站在纲领的基础上。”列宁认为这是正确的。列宁指出：“当然，在实践中运用这一原则时也会引起争执和误会，但是只有根据这个原则党才能很好地解决一切争执和一切误会。”（《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3卷第129页）列宁讲得多么好啊！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宁建议并由俄共中央作出决议：“创办报刊（争论专页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88页）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这个旨在反对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中，在强调反对派别活动的同时指出：“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而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敌人的方式。”提倡有什么不同意见提交全体党员讨论，而“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等等形成的集团去讨论”（《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1卷第82页）。用列宁的这些思想来对照现在所提的霸道的“一百年不变”口号，究竟哪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就可以搞清楚了吗？！并且，不肯定党内批评自由这一点，我们怎么去评价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恩格斯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列宁批判俄共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合法性呢？！
  　与列宁一样，毛泽东同志也是赞成“行动一致和批评自由”原则的，他关于党内“既允许批评自由，又允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的论述，同样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笔者认为，二十多年来，我们对党内同志的这一类研究的支持确实不仅是很不够的。而且党的一些高级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批判马列主义特别是批判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潮，采取一种“宽松、宽容、宽厚”甚至纵容、鼓励、支持的态度与方针；对学习研究与宣传马列和毛主席的理论很不热心、很不重视、很不支持，甚至视作一种思想不解放的“左”的行为或教条主义的表现，视作“两个凡是”那样的个人迷信的东西，视作林彪“四人帮”反动思想的流毒，视作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新动向。1989年动乱暴乱被平息之后，党中央刚刚部署搞了一段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活动，竟被有些人看作这是搞形式主义，是反对改革开放、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进行批判和指责。为了避免党内产生不必要的思想斗争，党中央改而提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新的更加神圣的口号，这大概不会再有人反对了吧。不，有人发表文章说，岳飞文天祥是“兄弟阋墙”，不应做为民族英雄！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重提“两个务必”，竟然得不到大力宣传。报刊上、电视里提到党的指导思想时，都不按党章的提法，而仅仅用XXX理论、XX代表重要思想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胡总书记号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有人用“雷锋也带高级手表”的照片来抵制。更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理直气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呢？事实上这些人早已不主张再提“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口号了。他们认为，靠马列主义指导已经不能解决中国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了。至于毛泽东思想，它不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应该排到第三个里程碑的位置上，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它也仅仅是“上篇文章”的代表而已，而“下篇文章”则是由新的伟人的新的理论所代表了，所以他们认为，当今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今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当今时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支柱，已经以新的XXX理论和XX代表的重要思想而代之了。所以党已有多年不再强调和提倡学马列、学毛主席著作了，而主要以学XXX理论和XX代表的重要思想代之。在这二十几年里，在党内、在全国甚至出现了比毛泽东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我党多年不读马列”的状况还要严重的情况。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客观、不科学、不正确的评价，无疑有着很大的关系，它所导致的历史后果，到今天已经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已看到了。对此，一切坚定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都确实不能再不闻不问了！我们应当十分清醒地看到，这个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究竟举什么大旗、坚持以什么样的理论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大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且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和前途。汪东兴同志曾尖锐指出：这是个原则性问题，“一是不要砍旗，即不要砍掉毛主席这面旗帜。二是不要丢刀子。丢刀子是什么呢？就是马列主义的刀子，毛泽东思想的刀子。苏联人已经把马列主义的刀子丢掉了，我们可不要干那种蠢事。第三，你们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汪东兴同志那时的担心，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二十几年来，党内外确实有一些人一直想做这件事情，今天，不仅当年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阶级存在，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更为严峻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关心研究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都应当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这是历史对我们党、对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最严峻的考验！
   与上述否定派的观点以及党内“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观点相反，国内在许多老一代革命家，许多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群众、解放军战士、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一开始就不同意对毛泽东同志采取这样一种十分错误的态度，压根儿就不同意那样的理论和观点。而且，就在我们“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之后，就在我们全面放弃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防修的口号与斗争之后，我们党内国内的现实斗争以及国际共运发展的曲折历史，特别是苏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瓦解崩溃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都十分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伟大与正确，证明了党内和社会上一大批人们许久以来所心存的疑虑与看法。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彻底否定论”的观点前进的，而恰恰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前进的（面对这种规律，同样可以产生两种认识：一是，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否为历史的必然？人力不可抗拒？是否更有利于我们的发展？若如此，那么，就让它去修正吧！二是，若不属前种情况，尤其是若这种修正不利于我们的发展，那么，就应当坚决反击之。谁可以给我们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和答案呢？）。它不但是对毛泽东理论之无比科学的有力证明，并且也是对“彻底否定论”观点所作的一个十分有力的历史性反诘。它同时向我们表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并没有真正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问题，甚至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历史的发展再一次把怎样正确对待与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作为一个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应当勇敢地接受历史发展实践的检验，敢于对过去所做的历史结论特别是那种“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的结论进行认真的反思，重新做出真正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和能够经得起历史发展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来，这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无可回避的十分重大的历史性任务！
    修正主义者们为了否定毛泽东同志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句话虽然是一个无可怀疑的真理，但把它放到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中去就大谬不然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思想岂止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智慧的结晶。列宁就多次地讲过，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思想史上的最光辉的成果，是全人类智慧的光辉结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来源就直接是对资本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光辉成果和工人运动早期的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与继承。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里还应当再加上全人类智慧的结晶、特别是加上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成果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结晶呢？这当然是不必要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这个提法，表面上是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贡献，说明毛泽东思想并非属于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事实上我们党其他领导人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党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贡献相比拟的，根本不能把他们提高到象恩格斯对马克思和斯大林对列宁那样的第二或第三提琴手的地位。）实际上是为了抬高某人，把XXX理论的修正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直至用XXX理论的修正主义思想取代毛泽东思想。如果说那时修正主义分子还只是羞羞答答地偷天换日，十六大上则是赤裸裸地、无耻地将改变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为全民党的XXXX重要思想，塞进党章，当作党的指导思想。它标志着“同路人”已经公开地与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镖，义无反顾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啦！
  　面对着资本主义复辟，党的颜色已经改变，无产阶级重新沦落为被剥削被压迫的残酷现实，我们每一个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还能熟视无睹吗？还能任由修正主义分子肆意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行径继续下去吗？还能让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歪理邪说横行吗？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立之后，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中所遇到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同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一直到他逝世的二十年里，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的探索与实践，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他为我们留下的中国革命胜利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成果。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捍卫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关系到党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能不能继续发展，能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根本问题。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所采取的根本态度问题，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根本态度问题，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根本态度问题。
  　如果我们以历史发展的逻辑与实践为依据，那就应当承认，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科学的和正确的，而不能认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理论。很显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论，是用赤裸裸的形而上学得出的一个缺乏辩证分析的、片面性很大的结论，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价。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上升时期的东西，尚且采取的是辩证批判的态度，即扬弃式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古典哲学、英国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辩证批判继承的最伟大的科学成果。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和工人阶级尚未独立地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时期的不成熟的思想理论表现，尚且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我们怎么能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倾注了极大精力的理论创造，对一个溶集了集体智慧、党的智慧、人民的智慧和历史智慧的博大精深的理论，却反而来了一个彻底否定呢？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按照“彻底否定论”观点看问题，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革命家，他呕心沥血艰苦探索所建树起来的宏大理论，不仅没有可以肯定的“基本内核”，甚至也不存在可以肯定的“合理内核”，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一堆废话或谬论而已，因而只配我们革命的后来人将其彻底否定、彻底抛弃。这怎么可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什么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从建国以后特别是在1956年以来逐步提出和形成的，而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才提出来的。（笔者在拙作《也谈“文革”不是动乱》中已经做了较详细地分析）
  　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理论的根本立论基础，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作为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命运的工具。他运用这一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认真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科学理论体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断建设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思想与方针政策。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本质上就是：1、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理论体系；2、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学说思想理论体系；3、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理论体系。这些学说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理论贡献，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早在60年代初进就进行过非常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并把这一套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最伟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应该说在1953年就已经基本上有了一个雏形。（详见笔者拙作《 也谈 “文革”不是动乱》）以《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起点，此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理论思想写成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1957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比较成熟、系统、完整的地提出来了。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可以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相比似的，划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决了对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的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武器。这篇伟大著作的发表，曾引起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可以说震撼了全世界。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报纸都发表或摘要发表与报道了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纷纷发表文章，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新发展。当时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还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作了比较，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已，而毛泽东的文章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伟大理论，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历史发展的实践也一再证明，毛泽东同志树起来的确是一面全新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光辉旗帜，它划分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永远是指导我们胜利前进的科学指针。虽然理论的创立和实践的成功运用绝不能直接地等同起来，并且毛泽东同志在运用这一理论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伟大而艰苦的探索与实践中，他一样既有成功的实践，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国内外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一再证明，这一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真正科学的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
　　回顾历史发展，我们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新理论，是在批判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评》中。在这篇马克思主义的檄文中，我们党把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概括为十七条基本内容（这里十七条的说法，还包括了十五条后边讲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和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内容）。历史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这十七条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在此后近四十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还没有发现其中有哪一条是根本错误的。
  　我们党对继续革命理论第二次比较系统的概括，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是1967年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的六条新概括。这篇重要社论进一步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第三个里程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一种说法一直认为，这篇社论提出的新概括是代表了林彪“四人帮”的观点，是林彪、“四人帮”的概括。很显然，这是企图用林彪、“四人帮”的名声来损害毛泽东的伟大理论，是可鄙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应当说，这个概括虽然产生于林彪、“四人帮”在台上的时期，但仍然是党的观点，是党的概括，并且这个概括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修改同意后发表的，因而也是毛泽东所认可了的。所以，从党性出发，我们绝不能任意地讲那样一些极不负责和极不实事求是的胡话。
  　问题并不在于那篇社论是谁起草的，也不在于毛泽东同意与不同意，而在于当时概括的那六条内容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是根本正确的还是根本错误的。
  　为了便于大家分析判断，我们不妨把当时所讲的那六条内容全部转述在这里。   　
  　两报一刊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是：   　
  　１、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２、“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４、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　
  　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政主义的根子。
  　这六条，主要是对1953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思想新理论的高度概括。这六条概括从总体上讲，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更是无法彻底否定的。历史上作为真正科学的东西，也绝不会因为哪位大人物、哪位理论权威随便宣布彻底否定就可以否定得了的。相反，一个伟大的真理，在被一些权威大人物一次又一次地宣布否定之后，它却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越来越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毛泽东的伟大理论也是这样，当十一届六中全会庄严地宣布将它“彻底否定”之后，它反而越来越被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所证实，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论提出了怀疑，他们越来越相信毛泽东英明论断的根本正确性。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苏联、东欧各国的历史发展和发生在我国北京西单的“民主墙”、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的“六·四”，更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确实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党内会产生修正主义，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不断地向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作斗争，将他们已经窃取的权力夺回来。这个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彻底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继续。这是一个屡被历史发展所一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只要我们不是采取驼鸟政策或阿Ｑ主义的态度，那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此外，还有一个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相当长、三个存在和四个要”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评价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也应当说是根本正确的，而不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条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政治上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不断革命的政治路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根本路线。虽然毛泽东同志把这两条路线分开来提而没有结合起来统一提，但绝不能否认它们的一致性，它们的根本精神都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既讲政治路线，又讲建设路线，把二者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既强调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根本原则与方针，是站得高和看得远的，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理论原则与指导方针。虽然党在“左”和右的干扰下，一度时期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与经济建设急噪病的错误，但都在毛泽东同志坚持正确政治的与经济建设的根本路线下得以纠正。因此，不但不能认为它们是错误的，更不能认为它们是根本错误的，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否定一切。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现在这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无论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指导工作实践上，都有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或者说比之于毛泽东同志的提法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倒退了，再说的严重点就是篡改了毛泽东同志的提法。其根本之点是不讲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原则，甚至公开反对这一重大原则，这是极其错误的。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与方针，任何否定它的理论与方针，都是根本错误的。同时，也没有讲清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赵紫阳提出这一新概括的当时就反对讲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为统帅的提法，而仅仅把四项基本原则放到和经济中心相平列的地位上，甚至是从属的次要地位上，即仅仅放到保障、服务甚至服从的地位上，而不是领导和统帅的地位上，实际上是在突出以经济中心为纲的地位，是经济挂帅的思想和方针，表现出十分严重的折衷与经济主义的倾向。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等人长期不强调讲政治，特别是不讲无产阶级政治，公开反对和否定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统帅的口号与方针，这绝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的理论，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的时代内容，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所决定的。
    毛泽东同志根据其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相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和经济大革命而言的，是从文化大革命入手的政治大革命，旨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解决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革命历史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就已经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项伟大历史任务。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一重大任务，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也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搞的问题，并且是必须搞好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非常艰难而伟大的历史任务。
    否定这一理论的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六中全会之后，不断地向全党全国人民灌输在根本否定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后所提出的新论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的情况下，已不可能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已不具有重要意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象早在党的八大以后刘少奇就曾提出的那样，已经最终解决了，党内当然也就不会再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这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既没有彻底消灭，也不是已经不可能再产生，否则又怎样解释发生在我国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以及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呢？！而历史事实的真正结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在党和政府机关里，在我们的工厂、企业、事业和部门单位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我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实际上一直十分严重地发展着。随着我国大力推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政策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迅速发展，随着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腐败之风的严重泛滥，正在迅速地大量地产生着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随着XXX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其核心内容，即允许资本家入党的合法化。在我国，甚至在党内，事实上已经新生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与此同时，不论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还是思想文化战线上，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阶级斗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也日益严重地泛滥开来，已经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直至爆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那样的反革命事件。不承认或不深刻地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理论的科学原理，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存在，尤其是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与斗争的重要性，不承认不认识还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严重现实，不承认不认识坚持进行这一伟大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就会犯绝大的历史性错误。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它一再向我们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了的科学理论，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并且它同时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和社会上种种“彻底否定论”和所谓新理论、新思想，不过是一种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因此，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有了1989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事件，特别是有了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事实，这个争论应该可以最终画上句号了。

来源：毛泽东主义网
Time:4/5/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