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年 总 结 [1] 毛泽东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
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
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
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2]， 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
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
。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
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
《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山查）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
起草了一个（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3]。 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八
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4]， 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
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
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5]， 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
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
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6]， 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
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
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
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
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
京会议[7] 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8] 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
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
四月上海会议[9] 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
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
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
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
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10]规定指标为一三○○万吨，这才完全反映
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
基本上取得丁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
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
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
会议[11]，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
找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12]规定后三年[13]的指
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
性还要打一个人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
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4]，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
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
七月的党大会[15]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
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
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
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
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
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
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
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
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
次郑州会议上[16]，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
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17]如此等类。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候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
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
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
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
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
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
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
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
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
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
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
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
下。
毛泽东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有手稿)
注释
[1]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于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稿，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
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3] 指河南省遂平县《（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参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46页注[1]。
[4] 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作出的《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5] 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郑州主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
责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又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6]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
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7] 指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8]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9] 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10] 指一九五九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1] 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12] 指当时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3] 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
[14] 指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
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15] 指原准备一九六Ｏ年七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三次会议，后因故未召开。
[16]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
[17]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介绍麻城的经验》之二。
(原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13-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