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安
秦汉至元明考古成果丰硕
陶世安
跪射俑，秦代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秦朝虽“二世而亡”，却留下极为精美和重要的遗存。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的发掘举世瞩目。上千件兵马俑的出土，再现了秦国军队威武雄壮的宏伟场面，令人叹为观止；文官俑及其“官府机构”的发现，更令人振奋。
秦建立郡县制帝国，使中国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血缘封建政治向以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政治转变。廓清其历史真相，对于探索中国国家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咸阳塔儿坡、陇县店子、凤翔高庄等墓地的考古资料表明，秦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贵族政治的衰落，统治集团成员由世袭到选贤，地缘组织的出现以及文化上的包容和开放性，这些是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秦汉以后的陵墓制度是考古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古代帝陵考古的主要有，西汉诸陵的调查和杜陵门址、寝殿的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方山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等，大体明确了陵园规制及布局的变化。各地发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数以万计，积累资料较多的地区已分别进行了墓葬的编年研究，其中既有广州南越王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丰台大葆燕王、云南晋宁和江川滇王国贵族墓地及唐代昭陵、乾陵的陪葬墓那样的贵族大墓，又有各级官吏、地主甚至平民的墓葬等，出土了许多精美绝伦而又各具特色的文物珍宝。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了解不同时期社会生活。各地墓葬出土的数千方墓志，补正了文献记载中的许多史实。
2001年在汉西安城桂宫4号建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件玉牒，是我国考古发现的古代帝王封泰山时用的唯一祭天封禅重器，具有极高的价值。1999年，在山东章丘市洛庄村发现汉代陪葬坑和祭祀坑32座，为目前汉代诸侯王陵中发现数量最多的一座。陪葬坑和祭祀坑分布于墓葬周围共分3层，反映了埋葬过程中的礼仪活动。乐器坑中发现的6套共计107件编磬，相当于已发现的西汉编磬数量的总和。在此前后，于抚顺市境内发现60余座汉代烽台，横贯东西、绵延分布150公里，为汉武帝时在辽东构筑的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同年，陕西汉阳陵考古勘探和发掘获重大成果。从已发掘的280多座汉代陵陪葬墓中，出土文物5000多件组；发掘出我国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的时代最早、级别最高的三出阙建筑遗址。从这里出土的累累白骨证明，以薄徭轻赋、减除苛刑而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刘启，生前曾驱使大批带着刑具的犯人，为自己修建陵园达28年之久。
魏晋南北朝虽然处于战乱时期，安徽宣州西晋墓出土的青瓷器、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宁夏固原北周墓出土的鎏金银壶以及四川成都出土的南朝佛教石刻造像，足以使人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状况留下深刻印象。
2000年12月至2001年7月，对杭州雷峰塔地宫的发掘，弥补了五代十国时期佛塔地宫考古的空白，对研究唐宋时期地宫及舍利埋葬制度、南北方地宫形态结构的差异等问题有重要价值。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发现大量珍藏的唐代皇宫遗物，其中最为令人振奋的是在这里发现了埋藏1000多年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
“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考古研究”列入国家“九五”社科规划后，研究人员对北区243个洞窟进行清理发掘，出土大量经文碎片，已发现有汉文、藏文、回鹘文、梵文、巴斯巴文、回鹘蒙文、叙利亚文等8种文字，其中后3种文字是首次发现，填补了敦煌文献的空白。更弥足珍贵的还有至今国内未曾见过的西夏文《碎金》，及世界孤本《地藏菩萨本原经》经文碎片。今年2月，反映敦煌学最新研究成果的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通过了专家组鉴定，为研究汉、唐等朝代历史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佐证。
唐代长安城附近一些太子、公主和其他宗室贵族墓葬的发掘，及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的发现，充分表现了赫赫大唐的风貌。西至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青海都兰的热水墓地，东到黑龙江、吉林的渤海遗址和墓葬，出土的绚丽多彩的文物既反映出各地、各族不断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又表现了大唐汉文化对这些地方和民族的深刻影响。
宋、辽、西夏、金、元时期，考古发掘出的宋代宫殿、园林遗址，明代皇陵定陵及藩王陵墓鲁荒王墓，及辽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墓等随葬品丰富、保存完好的贵族墓葬，出土文物极富民族特色，还有出自窖藏、窖址的各种官窑瓷器和金银器精品，生动地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
1992年在洛阳发掘出北宋衙署庭园遗址，是目前我国古城中首次发现宋代园林，其保存情况之好、保存面积之大，前所未见，为研究宋代大型官府衙署的建筑布局的整体风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例。杭州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规模宏大、营造考究，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南宋时期古代园林，为研究南宋时期的园林布局和营造法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南宋临安府治自1130年迁至清波门之北，后经元、明、清三朝，始终未曾易址，前后达780年之久，为全国罕见。这组建筑用宋代官式作法制作，建筑物地面北高南低，利用自然坡度科学排水，设计颇具匠心。
1999年在贺兰山拜寺口双塔西侧山坡上，发现62座被土石掩埋数百年的塔基，近百个精制塔模、小佛像等从中出土。如此大型塔群遗址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对研究西夏寺庙、墓塔建筑、研究藏传佛教与西夏文化的传播和演变，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历史都有很高的价值。明代考古以皇陵定陵、藩王陵墓明鲁荒王墓和梁庄王墓的发掘最为引人注目，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铜的出现与广泛使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产生和逐渐走向成熟，铁的发现和更广泛的应用则使中华文明很快走向繁荣，特别是领先世界近2000年的大规模的生铁冶铸技术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促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空前高潮——汉文化的出现。最早发现于春秋时期的生铁器具，在战国时期迅速得到了全面的推广使用，大大促进了当时的手工业和农业以及军事的发展。对河南登封告成冶铁遗址和郑韩故城内的仓城冶铁遗址等的发掘发现，这时的熔铁炉、鼓风技术和制范等均是在高度发达的铸铜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经过战国时期的发展，生铁冶铸技术至汉代，已达到空前发达的高度，居当时世界前列。
52年来，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对秦汉至元明时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发掘出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并对出土铁器作系统工艺考察，揭示了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仅河南就发现了巩义铁生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温县招贤村和鲁山望城岗等18处汉代冶铁遗址。在渑池一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窖藏内，出土了4195件铁器和铁块，主要是冶铁工具、铁范、铁料、农具、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对安阳、林县、南召等地多处唐宋时期冶铁遗址的调查和试掘结果都表明，汉以后的冶铁技术继续发展。其他积累资料较多、取得较好成绩的还有丝织品、度量衡器、漆器、玻璃器等项考古研究。
考古工作者还对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代研究。1999年对唐代六大名窑之一的江西洪州窑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的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的一批窑炉和青瓷器证实，江西丰城一带的这批窑炉群应是中国瓷器烧造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出土的一批西晋匣钵和瓷器珍品又将窑炉使用匣钵装烧技术从公元5世纪推前至公元3世纪。
钧窑历来被认为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多年考古发掘却没提供可靠的证据。河南禹州神垕镇钧窑遗址发掘，揭开了钧窑发生、发展、繁荣的历史过程。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被专家认定为文献所载南宋修内司官窑，这处重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南宋时期官营手工业生产、经营、管理等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2000年，在河南宝丰县汝窑遗址内找到并揭露出汝官窑瓷器的烧造区，获得了大量精美的汝官窑瓷器标本，尤其是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传世品中所罕见的新器型，取得了陶瓷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弥补了长期以来研究汝官窑瓷器不见窑址和实物标本缺乏的遗憾，也为解决汝官窑的烧造年代提供了科学而可信的地层根据。
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遗存的调查发掘也取得重要收获。如：东北的东胡等族遗存，高句丽、渤海的城址和墓葬；北方地区的匈奴、鲜卑等族遗存；新疆的汉代西域诸国和高昌、突厥等族遗存及楼兰古城、丝绸之路古遗址；西南的西南夷系统青铜文化及南诏、大理遗迹，云南羊甫头及贵州赫章可乐遗址墓葬；西藏的吐蕃和古格王国遗迹等。此外，还对额济纳河流域和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内蒙古等地区的秦汉长城遗址、新疆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东北北部的金代界壕遗址重新进行一定规模的勘察或发掘。这些为研究各地古代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阐明广大边疆和内地悠久的历史关系，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中外关系方面的考古研究也备受重视。“丝绸之路”、海上航路的考古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开展。
考古工作者经过长期努力，运用考古成果破解了关于长城的“三大迷误”，证实长城东起点不在山海关，辽宁宽甸县虎山南麓的江沿台才是明代万里长城的东端；长城纵横10万里，长度远不止万里；长城的功用，不仅在于防御，还有保护通讯和商旅往来的重要的对外开放功用。
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出土的唐代娟画《伏羲女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