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成就要览

                     新石器时代考古获硕果
                             陶世安

近30年来，我国考古学者采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放射性碳素断代考核，在对上万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框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
　　新石器时代的研究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1977—1978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此后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彼此又有一定的联系，并且与仰韶文化有因袭发展关系。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环日益衔接起来，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重要帮助。
　　继对仰韶文化及其同时代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和深入研究之后，考古学家又找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古代遗存，确认了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明确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于距今1万年以前。由于发现了距今1万年前农作物的遗址，从而确认中国是世界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此外，还发现了后李—北辛文化、彭头山—城背溪文化、兴隆洼文化以及距今6000年左右及其以后的河姆渡、崧泽、大溪、屈家岭、石家河、薛家岗等文化，基本廓清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西安半坡、华县元君庙与临潼姜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等聚落遗址和墓地的发现，使中国考古学界对史前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更为深入，对史前经济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2001年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获得重要考古发现，9000年前生活在淮河流域的贾湖人已创造出相当发达的稻作文化，水稻人工驯化程度明显高于同期的长江流域的遗址。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良渚文化的祭坛和大量的玉礼器的发现，引起了海内外考古学家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关注。
　　在长江流域和其它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遗构和稻作遗存尤为引人注目，表明这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从很早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发。在瞿塘峡以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而且年代上早、中、晚都有，使得中华文明的起源，更加呈现多样化的色彩。在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新发现保存颇为完整的窑洞式结构房址和分布格局以及烤制食物的壁炉，提出聚落形态的新认识。2001年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盛煮过草药的小陶釜，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认识到自然物材的药用价值，证实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是中华民族药文化的渊源。这个遗址，呈现了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它的发现，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有着同样的重大意义。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远古文化。 青铜铸造业的出现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现有早期铜器标本的科学鉴定表明，中国至迟在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比过去只知道殷墟铜器提早了好几百年。为探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已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灿烂的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连接起来。
　　自1989年以来，对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进行了10余次发掘，出土红烧土排房、墓葬、器皿及陶器等文物1万余件。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被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一只5000多年前的陶制鸟形“神器”在这里出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原始社会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最为完整的图腾，被考古界称为“惊天的发现”。
　　西藏卡若遗址出土的半地穴房屋、彩陶以及小米、家猪骨骼等，和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惊人相似，表明卡若文化源出黄河文化，卡若人从黄河走来。卡若文化的先民们，和中华大地的所有先民一样，胼手胝足，创造着古代文明。
　　2000年6月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首次发现了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使中华民族国家起源的历史提前了近千年。古城遗址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完全体现出史学界公认的国家起源的三大标志———文字、金属器和城市。其后，在湖南宁远县九嶷山发现舜帝陵庙遗址，为“五帝”时代史断代研究提供新的考古依据。接着，在陕西黄帝陵桥山附近又惊现一块大陨石，对破解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去世之谜和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准确起始时间有重要意义。这些考古发现，将使三皇五帝的历史被证实为信史。 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其起源与发展有着独特的方式和途径。华夏文明因何长盛不衰？怎样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如何开启世界古代文明？从这些考古成果中可以寻找答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极其浩繁而又激动人心的考古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已被列入“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

刻符陶片，龙山文化

                         夏商周断代工程大功告成
                                  陶世安

    夏商周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阶段：华夏文明的各源流开始汇聚，中国最早的王朝诞生并定鼎中原，中国文明和华夏传统的若干基本特征渐趋成熟，中国古代文明由兴起到繁盛……中国古文献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却过于简略。自太史公作《史记》始，一代代中国学者为考据其史实、断定其年代而殚精竭虑，试图澄清历史与史前、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迷雾，廓清华夏文明的起源。
　　新中国成立后，古史学家徐旭根据文献记载，认定夏人活动区域在豫西、晋南，于1959年率队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二里头等遗址，为探索夏文化迈出重要一步。此后，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及与其文化内涵相似的遗址进行了多年发掘，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确定了“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的命名。
　　寻找早商文化，成为商代考古的重点。50年来，在郑州等地已发掘不少早商遗址，确立了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1976年妇好墓的发掘，丰富了对商文化的认识。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商周遗址、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等遗存的发掘，丰富了对西南和南方商代各国文化的认识，揭示了商王朝和长江流域的文化关系。
　　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其中有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对全面认识夏文化至为重要。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由此上溯到商代早期，同时扩大了对商人活动范围的认识。对郑州商代遗址和安阳殷墟都进行了详细的文化分期，又分别发掘宫殿基址、铸铜等手工业作坊、贵族和平民墓地。小屯附近还出土4000多片刻辞甲骨。对整个商殷时期的文化发展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陕西东龙山夏商遗址是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遗址内涵丰富、文化堆积时间长。自1997年以来，大规模的发掘已进行3次，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对夏商周断代具有重大意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通过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其后，在周原遗址先后发掘了西周早期和中期的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并且出土一批周初的甲骨文，又曾多次发现铜器窖藏。其他重要发掘还有：洛阳东郊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燕国早期贵族墓地。各地成批出土的西周铜器，不少具有王世明确的长篇铭文，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现已明确，中国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铁技术，并且是生铁铸件和块炼铁锻件同时出现。战国时期钢铁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以块炼铁为原料的渗碳钢制品。
　　建国以后，对集中代表夏商周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列国都城，几乎都作过勘察，对其布局情况已有所了解。各地发掘的几千座东周墓葬，是研究当时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和礼制变化情况的宝贵资料，其中，春秋中期的淅川下寺楚墓和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所出失蜡法青铜铸件，曾侯乙墓保存完好的整架编钟、编磬和其他乐器，江陵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锦绣衣物，突出反映出这个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52年来，发现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历史任何时期。发现铜器铭文和竹简、盟书的大量文字资料，既对文献记载有着重要的补充，又使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
　　西周考古的重点是对周人的早期都邑周原岐邑和文王、武王迁都后的丰镐进行发掘。另外，对西周分封的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都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国晋侯墓地的发掘也获得重大收获。各地出土的众多带铭文铜器，为研究武王克商、营建成周、封邦建国，以及西周社会经济、军事组织、礼仪制度等重大历史问题提供了许多难得的第一手文字资料。东周时期重要考古发掘成果也很多，其中对于一些高等级的王侯贵族墓葬的发掘，例如蔡侯墓、曾侯墓、中山王墓，所获大量文物是深入研究先秦史的宝贵资料。
　　从夏初到西周末长达1200多年。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此前的西周、商、夏的纪年，只能根据现存古代文献推测出大概。近年来，随着科学的进步，特别是考古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大量新材料的面世，终于为重新认识夏商周文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九五”期间国家组织“夏商周断代工程”，聚集专家联合攻关。夏商周时代的历史文化遗址的发现及大规模发掘，为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发展提供了清楚的脉络，为中国属世界文明古国的论点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依据。通过对传世和出土的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对其中的天文、历法记录进行计算推定了一些事件的年代；通过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分期研究，并做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加速器质谱仪的碳14测年，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对商代后期盘庾以下各王和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了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前期和夏代提出了基本年代框架，特别是对武王克商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夏商分界年代和夏代始年的估定具有重要创新意义，提出了迄今最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作为“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顺利通过国家验收，为深入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三星堆遗址距今约5000年至3000年，是四川境内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也是四川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被评为我国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出360平方米的古城、12平方公里的居住区、一批古墓和大批珍贵文物。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各类铜造型，有高2.6米的威仪凛然的青铜面具，“通天彻地”的青铜神树，流光溢彩的金杖、满饰图案的边璋等，都是前所未见的稀世珍宝。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等4大古遗址。这些发掘证实，早在我国夏代以前，在成都平原就逐渐形成了我国原始社会分布密集、规模庞大的古城群，并建成了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和高大的城墙，形成了巨大的中心聚落，孕育着文明的因素。大量的考古证明，夏、商、周时期，古蜀族在成都平原创建的文明，比起中原毫不逊色，成为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

                                 山西灵石县出土的商代铜鼎

                          古代城市考古大有收获
                                    陶世安

古代城市建设，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查明其形成的源头，理清其发展脉络，弄清其沿续的模式，是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我国建城史上，历代帝王都城、宫阙、御苑、庙堂的营建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对我国古代都城遗址进行了大量的勘探与发掘，基本勘察清楚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的布局，并对邺城遗址、南宋临安城、三国时代孙吴的武昌城、六朝的建康城、北宋的汴梁等城址作过考察，弄清了中国都城建制的演变轮廓，其中包括平面布局、宫城位置、主干大道和里坊制度等，揭示了古代城市发展起源与演进、发展的规律。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经出现城堡。2000年在连云港藤花落龙山时代城址发现有内外两重城垣，城内发现夯土台基的大型回廊式建筑，在我国已发现的50余座史前城址中，是最典型的龙山文化城址；同年还发掘出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面积达17万平方米，城中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期城址中十分罕见，可看出该城的建造是事先经过统一规划和精心设计的。它的发现和发掘，为研究我国城垣建筑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正在发掘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证明，中国早在5500年前就出现了城市，将中国城市的历史向前推进1000多年。现被大片庄稼覆盖的凌家滩，远古时期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方圆160万平方米，有大型宫殿、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又有护城濠沟、手工作坊、集市和大批礼器，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初步形成规模。它展现出的失落久远的灿烂文明，将使中华文明史由“上下五千年”延伸到七八千年。此前，中国最早的城市在山东日照市五莲县丹土村，距今4000多年。
　　夏、商、西周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最初阶段。文字记载，中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始于夏启时期，当时已有“筑城以卫生君，造廓已守民”之说。商周开始有了大规模营建城邑活动，出现了商城、洛邑这样的规模宏大的都城。1983年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城内有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可能是汤都西亳。它的发现，为追溯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和资料。继发现安阳殷墟商城遗址、郑州商代城址后，199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安阳发现第四座商朝都城----洹北商城。洹北商城宫殿基址群由25个单体夯土基址组成。其中编为1号的基址，东西长170多米，南北宽90米，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基址、柱洞、台阶、门道保存完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
　　2001年发掘的四川成都金沙商周遗址，面积3平方公里以上，出土重要文物2000余件，为一处大型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它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春秋时期编写成书的《周礼·考工记》谈到帝王之都的设计时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认为国都应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城，四面各有3个城门，门内有九条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在大城之内，中央部位的南面是朝廷，北方是市场，在朝廷的东面是太庙，西面是社稷坛。考古发现表明，这对中国历代帝王都城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宫殿建筑面北朝南，成为我国中原王朝历代都城规划建设上的一大特色。 东周至秦汉时期，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一个重要的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数量和规模有了更大的发展，出现赵邯郸、齐临淄、楚郢都、魏大梁等盛极一时的都城。山东临淄齐故城遗址、曲阜鲁故城遗址、易县燕下都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洛阳东周城遗址，湖北江陵楚纪南城遗址，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临潼秦栎阳城遗址和咸阳秦咸阳城遗址等东周列国都城的考古勘探与发掘表明，这一时期的都城都有城墙包围，由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组成，主要宫殿都设于制高点，便于控制全城，形成一种封闭式的城市规划。2000年发掘的湖北潜江龙湾楚宫殿遗址，发现春秋晚期夯土台基19座，包括一处宫殿基址。该遗址除呈现规模大、建筑规格高的特点外，建筑风格也颇为奇特，突破了我国古建的传统模式———以南北为中轴线、东西对称、前堂后室等，而是讲究东西高低错落，北高南低，贝壳路及长廊环绕，回廊、庭院交错，呈现出一派离宫别馆风光。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早期都邑的发现，对研究周初分封制有重要意义。 今年7月考古发掘出的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规模在２万平方米以上，有城、三眼井及相关建筑等成组的遗迹。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秦汉古城考古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
　　秦统一天下，划41郡，置县千余，中国城市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两汉、隋唐、五代时期，营造了像西汉长安、北魏洛阳、南朝建康、隋唐长安等天下名都。宋、元、明、清，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类型、功能更加齐全，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带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和文化发达、功能更加齐全的城市。如：以政治中心为主要功能的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等城市；以对外通商为主要功能的泉州、福州、潮州、宁波、扬州、广州、上海、天津等城市；以交通为主要功能的武汉、徐州、沈阳、张掖、武威、喀什等城市；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中心拉萨、呼和浩特、银川、大理等城市；风景、文化胜地桂林、承德、安阳、商丘、敦煌、曲阜、亳州、淮安，以及景德镇、自贡、大同等制造、铸造业发达的城市。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仰韶文化), 这里发掘出的一处大型房址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四周有回廊。这种大型廊庑式建筑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城垣建筑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

汉代都城规划的特点与东周相似。长安城的勘探与发掘表明，该城平面布局作长方形，城内有“八街九陌“，12座城门均分在四面，宫殿区集中于西南部后扩大至城外西南方，宫殿区远远大于居民区。
　　洛阳，素有“九州腹地”之称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夏以来，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累计建都时间长达1600多年，留下了规模宏大的五大都城遗址、数以万计的古代墓葬，洛阳堪称“中国地下博物馆”。最近在洛阳汉魏古城南墙发现阊阖门，让魏晋时期的宫城正门得以再现。这是目前中国都城考古发掘出的最早宫城正门。它强烈的礼仪特征和平面布局对于都城建设思想演进的研究具有重要历史地位，阊阖门阙的形制、结构和建筑技术对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门阙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中国古代都城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今年年初，考古工作者发现2000多年前坐落在现西安市北郊的大型城市－－阳陵邑遗址。这是中国迄今首次发现的帝王陵陵邑。阳陵邑是汉景帝时期的政治中心之一，居住人口曾达到10多万，存在了五六百年。这里出土的上万件文物，生动地再现了汉代古城的风貌，对研究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去年在广州出土的汉代木结构遗址，北面为西汉遗迹，南面为东汉遗迹，为汉代水门建筑，是城市的出水口，也是我国最早的城市排水的工程。2000年发现的南京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迹，属于东晋晚期到刘宋时期，其空间位置和北京明清时代的天、地坛及其与皇宫的相对方位完全一致，体现了我国封建时代都城中宫城与天、地坛的布局方位关系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理念。
　　汉代长安一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经济发达是最主要的原因，司马迁此语道破天机。东晋以后，长江中下游已全部开发，其幅员之广大、条件之优越、物产之丰饶，非关中地区所能比拟。到了隋唐，遇上荒年，皇粮也得从江南调来，以到不得不迁都洛阳。隋炀帝开凿连通洛阳至长江三角洲的大运河，保证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魏晋至隋唐时期，以都城为代表的城市逐渐形成棋盘格形封闭式格局。河北临漳曹魏时的邺都北城和东魏、北齐的邺城南城，是其早期形式。隋大兴、唐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等构成，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各坊分布在工程、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西对称，整个都城规划整齐，布局严密，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除了因宫殿的中轴线对准龙门而全城的主轴偏西以外，大体略同长安城。
　　唐代长安城的繁荣，离不开由大运河沟通的江南地区的经济资源的支持。随着长安城原有的优势渐渐失去，到了唐代中叶，北方游牧民族加大对中原地区入侵。北京作为北方地区的门户，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作用日益增强。自公元1067年后(元至正四年)，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取代长安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
　　考古发现证实，中国城市建设到了北宋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城市布局上，北宋以前都城内的皇城多偏在一角或一方，如唐代的长安城偏在城北，北宋的开封城中皇城已居于全城的中央地区，以突出皇权至上。北宋鼎盛时，国都东京(今开封)已有人口上百万，号称“富丽天下无”，当时的伦敦人口不过5万。开封城内6000多家店铺林立，州桥夜市，通宵达旦；瓦子勾栏，日夜笙歌，其中最大的剧场已可容纳万人。作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流动人口已占到开封总人口的一成，处处可见来自日本、高丽、大食、印度及东罗马帝国的人士，或从事寺贡贸易，或前来求学，城中设有专门接待外国人的宾馆。中国的城市已从过去主要是官府所在地，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并呈现出开放的面貌。当时的开封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太学设置于此，绘画、书法、医学等专科教育也由此兴起。著名画家张择端创作的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下当时的繁华，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 杭州南宋临安府治遗址，规模宏大，营造考究，是中国古代衙署建筑中不可多得的例证。从考古发现的遗迹看，这一组建筑用宋代官式作法制作，规模宏大、用材高档，营造十分考究，整座建筑物的地面北高南低，利用自然的坡度设计成十分科学的排水方法，在设计上也颇具匠心。
　　宋代以后，城市封闭式的里坊被开放式的街巷所代替，形成以宫城为中心的重城式的布局。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凤凰山麓发现了沉睡近千年的宋高宗赵构晚年府邸，布局与皇宫一致。此前发现的杭州南宋临安府治遗址，规模宏大，营造考究，是中国古代衙署中不可多得的例证。从考古发现的遗迹看，这一组建筑用宋代官式作法制作，规模宏大，用材高档，营造十分考究，整座建筑物的地面北高南低，利用自然的坡度设计成十分科学的排水方法，在设计上也颇具匠心。 在勘探、发掘基础上复原的元大都平面规划图表明，元大都街道是最典型的开放式的街巷，在南北大街两侧对称地、等距离地排列着东西向的平行胡同，这种城市规划直接为明清北京城所继承。距今600多年前的元朝都城垣水关遗址,今年 夏天经发掘清理，再现北京城。该遗址具有宋元时期闸坝工作的特征，对研究元大都排水系统工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研究北京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近日，考古工作者在湘西洪江又发现一座明清时期古商城，对探究中国内地的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洪江古商城至今尚有380余栋明清古建筑，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面积之广，保存之好，全国罕见。洪江古商城历史上是滇黔与沪汉之间水运的必经之地，自古以来就是湘西南重要的驿站和繁华的商埠。元朝末年，洪江古商城已成为湘黔边境的大墟场，明清时期更成为湘西南扼守湘、滇、黔、桂、鄂物资集散通道的商贸重镇。明清以后，洪江商贾云集、店铺如林，留下了钱庄、银行、报馆、油号、会馆、码头及寺、邸、庙、官、殿、堂、馆、祠古迹，成为研究中国早期资本主义产生情况的提难得的历史证物。

新疆吐鲁番市高昌故城遗址(公元4--14世纪)

古文字古文献发掘与研究成就斐然
陶世安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由蒙昧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文字出现很早，经过相当长的原始文字阶段后，才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文字。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时期，陶器上已经有了刻画符号，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这样的陶片。在夏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里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10至20多种刻划符号，其中有些已经接近甲骨文。
　　龟卜作为一种古老的占卜方式，来源于古人“动物之灵”的观念。出于对神灵的崇拜，古人常用龟甲占卜问卦。各地龟卜方式不尽相同，太史公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指的就是这种现象。随着龟卜习俗的发展，古人将文字符号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甲骨文便产生了，由此揭开了中华文明史。 汉字的形成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中期，到夏商之际(即公元前17世纪前后)形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到了商朝，甲骨文已经发展成相当成熟的文字，开始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商代甲骨文是我国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文化发展沿革的一把钥匙。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继续深入甲骨文研究，将古代文明发拙出来、传承下去，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殷墟出土的商代刻辞甲骨，是1899年秋在河南安阳被发现的。安阳曾是殷商的都城，殷商灭亡后，渐成废墟，故称为“殷墟”。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商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曾写道：“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因素。”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殷墟为中国早期文字史、古代信仰、社会制度和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确切物证。它的发现，使中国有文字可证实的历史上推了近千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殷墟外，郑州等地也有少量商代甲骨出土。1973年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甲骨4000多片，内容丰富，地层关系明确，对甲骨分期有重大价值；1991年，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甲骨1583片，是又一次重要发现；近年来，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了2处甲骨坑，发现牛肩胛骨、龟版、动物骨骼、骨料近70 块，还有少量的陶片。不久前在墟小屯南地进行的考古发掘中，新清理出5层甲骨共200多片，并在祭祀坑中首次发现一商代铜块和5片罕见的木块，及一副蚌饰项链和一个骨制蛙首刻刀，从而丰富和补充了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甲骨的实物资料。西周甲骨于1954年在山西红洞发现，以后在北京、陕西和河北等地也有发现。陕西周原岐山凤雏遗址出土的一批商周之际的甲骨文，不仅提供了研究商周之际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扩大了甲骨学的研究范围。目前全世界15万余片甲骨片分布在12个国家和地区。祖国大陆约有8至9万片，台湾有2万片，安阳博物馆目前有数百片。
　　建国以来，甲骨学考古与研究成就斐然，已发现甲骨文有4600多个单字，识别出其中的1000多个，基本掌握了甲骨文以象声、假借、形声等主要造字方法及基本词类、句子形式、结构序位。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所以殷墟甲骨文内容几乎涉及商代社会各个领域。经过考古工作的辛勤努力，破解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从而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顺利完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入开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充分的证据。然而，10多万片甲骨文的丰富内涵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真相仍有待廓清。随着殷墟以及其他遗址考古工作的展开，还会发现更多新的甲骨，甲骨文研究还将揭示中华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
　　中国考古学的建立与甲骨的发现有着密切的关联。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意义重大的事件；甲骨文的发现，也是世界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近年来国内外已组织了很多次颇具规模的会议。甲骨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主要原因是其中记述了传世史书中罕存的商代历史，包括文化礼制、地理甚至保存着许多天象记录。其中有密集的日月食记录，可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证认，尤其珍贵。
　　除甲骨文外，商周一些青铜器上也铸刻有称为“金文”文字。金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礼制、政治、文化、经济情况，也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珍贵的史料。金文是一种比甲骨文更规范的文字，至西周晚期被整理成为一种叫作“大篆”的文字样式。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我国文字、文化的记录、传播，自商周至魏晋共200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靠竹木简牍写作，因此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简牍时代”。但竹木简牍由于易朽难存，因此直到20世纪初，人们都没有发现过实物。20世纪30年代后，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敦煌、甘肃与内蒙古交接的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简牍，这是与甲骨文发现同样重要的学术盛事。

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卜甲

新中国成立后，战国楚墓多次出土竹简，除随葬的“遣册”外，也有先秦文献。特别是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老子》残本、《太一生水》和儒家著作摘录等，引起学术界的轰动。简牍大批被发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上千枚记载有秦代法律的秦简，对研究战国晚期秦国历史特别是秦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前后于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田律”木牍，记载了当时限制伐木、采摘和狩猎的规定，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有关环保的法规。
　　今年6月，在湖南龙山县里耶镇战国古城出土2万余枚秦简，质地为竹木两种，字体为大篆和战国楚文字，文字达数十万字。从春秋到西汉时期的简牍一次出土上万枚的这是第一次。这是中国继殷墟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在古文献资料方面的又一重大考古成果，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上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也是近百年来秦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也将极大地改写和填补《史记》、《汉书》中有关秦朝历史的大片空白，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来战国秦汉学术史的面貌，对中国的档案学、简帛学、文献学、秦史等学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这批秦简内涵极为丰富，涉及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法律、文化、职官、行政设置、邮传、地理等诸多领域，具有极高的学术、科学、历史、文物、艺术价值，极大地增添和充实了秦代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将湘西地区文字记载历史由汉代提升到了战国时期，为研究湘西地区古代政治军事、天文历法、语言文字提供了文字资料，对秦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也给中国土家族起源提供了直接的佐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有不少竹简出土，出土了《诗经》、《仓颉篇》；八十年代，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1000多枚竹简，其中有中国最早的数学专著《算术书》及《引书》、《盖庐》和汉代法律；九十年代，湖南慈利汉墓也有竹简出土。但这些发现都不过千枚；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论语》、《儒家者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王杖十简》、医药书和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兵书；江苏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东海郡吏员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薄》等木牍，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河西走廊、居延地区以及天水、甘谷等地共发现5万余枚汉简，为研究秦汉时期的社会形态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也为研究纸张发明以前的简册形制、书写工具和行文款式提供了大量的直观实物。特别是1972-1982年在汉代居延甲渠侯官遗址发现的2万余枚汉代简牍，有多篇完整的简册，是研究汉代西北屯戍历史的重要资料。
　　1996年10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14万枚汉末至三国吴简牍，超过中国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包括竹简、木简、木牍、封检等，内容丰富，涵盖了基层人民的社会生活、经济关系、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史料，考古价值十分重大，为存世匮乏的三国文献史料做了重要的补充，被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这批简牍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80至120字，竹简每枚30至40字，用途和形制大致可分为券书、司法文书、人名簿、名刺、官刺、账簿。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将文字书写在简牍上，也有书写在缯帛上的。帛书因其质地极难保存，故考古偶有所获，弥足珍贵。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实物是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中盗掘出土的楚帛书。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甘肃等地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其中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28种、计12万余字的帛书，内容包括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术和地图6类，其中有《老子》、《战国策》等珍贵文献，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上海博物馆发现战国楚竹书，是先秦古籍一次非同寻常的发现。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获得有关先秦古籍的完整和断残竹简计1200余支。简文记载的史事多与楚国有关，应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这1200余支的辞文内容有哲学、文学、历史、政论等等方面的丰富记载、文字3万余.
　　简牍过于笨重，缯帛价格昂贵，需要寻求新的书写材料。强烈的社会需求催生了造纸术，我们祖先在世界上首先发明了纸，大大方便了人们的书写，也极大地加速了文明发展和传播的进程。1957年在西安灞桥西汉古墓中发现88片用大麻制作的纸，考古研究确认这种纸至少产生于汉武帝时代，表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我国就有了造纸术。其后，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的西晋至唐代墓葬中发现的约2700余件纸质文书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文物史料研究价值。1986年，从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西汉早期绘有地图的纸，为迄今发现最早的纸，纸面光滑平整，说明当时造纸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
　　建国后新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无论殷墟甲骨、商周金文、秦汉简牍、历代石刻，还是周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考古工作者将发掘与研究紧密结合，全面整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根据最新发掘资料，编辑出版了许多重要考古的报告。如：史前时期的《西安半坡》、《大汶口》、《元君庙仰韶墓地》、《青海柳湾》等；商周时期有《郑州二里冈》、《上村岭虢国墓地》、《殷虚妇好墓》、《曲阜鲁国故城》、《江陵雨台山楚墓》等；秦汉时期有《云梦睡虎地秦墓》、《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广州汉墓》、《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三门峡漕运遗迹》等；唐宋时期有《唐长安大明宫》 、《西安郊区隋唐墓》 、《陕西铜川耀州窑》等；集成性大型资料汇编的编辑出版方面，《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等；梁思永、尹达、夏鼐、苏秉琦、贾兰坡、安志敏、邹衡、马衡、于省吾、杨树达、李学勤、王仲殊、陈梦家、郭宝钧等考古学者都发表了这方面的重要论著或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和《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文物出版社编著的《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等著作，充分展现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学的辉煌成就。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古文字、古文献的发掘、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宁夏、甘肃等地出土了大批西夏文物和西夏文献，西夏学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文海研究》、《同音研究》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西夏学研究方面的里程碑。《西夏简史》、《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文化》、《西夏佛教史》、《党项古代史》等20多部专著及数百篇学术论文先后问世。这些成果远远超过了西夏灭亡到新中国成立前的700多年间的西夏研究成果；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5万多件敦煌文献，涵括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社会诸方面。考古工作者彻底清查了现存的248个北区石窟的类型特性、性质和功能，并发掘出大量历史文献，为研究汉、唐等朝代历史提供了新资料；一批反映1000年前藏传佛教传播状况的手抄经书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现，日前在西藏吉如拉康寺修复、整理成册，总计300多卷。这批经书的整理完成，为研究早期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珍贵经典，也为研究古藏文词语、文法的特点和藏文字体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考古学者在新疆发现了许多历史文字的遗存，主要分为汉文字、阿拉美文字和婆罗米文字三大系统。汉文是新疆发现的古文字中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新疆所发现的古文字文物种类较多，有钱币、木简、石刻、碑铭、墓表墓志、纸文书、印章、织物等，其中吐鲁番文书、楼兰尼雅文书、吐鲁番出土的墓表墓志，以发现量之多、研究价值之高而显得尤为重要。

山东临沂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竹简《孙子兵法》

科技穿越万古
陶世安

如今，考古已不再是“手工业”技术。现代科技的融入，使考古学者能够穿越时空，聆听万古足音，触摸历史脉动，发现消失万载千年的古老文明。吸收国内外最新科学成果，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中国考古事业不断得到发展。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世界上开始应用放射性碳素断代方法进行史前考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65年建成我国首个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北京大学等单位也相继建立这种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断代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必要手段，在探寻史前文化遗存，进行夏文化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热释光、古地磁、骨化石含氟量、铀系法等科学断代方法也被陆续采用，并开始应用加速器测定年代。电阻率探测器、探地雷达、磁场法、地震面波等探测地面的科学方式，与传统的考古探掘方式结合，提高了探测地下或水下考古遗址的准确性，既节省了人力财力，又避免了对文物的损害。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科研人员结合计算机成像技术发展了电探（CT）技术，可详细标出文物的形状、大小、方向和埋藏情况，使探测时间大为缩短。在探测三峡库区存疑的古代遗迹中，利用电探（CT）发现了数十处古墓异常点，确定了这些古墓埋葬前的古地貌、古地形和封土性质。

　　航拍照片能获取地面无法得到的信息，反映遗址整体面貌，成为发现新遗址的一种手段，在我国考古中得到应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时，开始利用航空照片分析库区的古代遗址及墓葬分布情况，七十至八十年代利用遥感技术探测秦始皇陵和陪葬坑的地下情况。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发掘时，利用直升机进行全景拍摄，取得满意的效果。近年来，对位于内蒙古东部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附近的遗址群和元上都遗址进行航拍，获得了元上都的整体影像。

　　20世纪七十年代，遥感技术开始应用于考古，通过传感器对地表及地表以下考古遗迹进行远距离的观察、探测，将获取的信息用于考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一批遥感考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对河南安阳殷墟遥感考古中，运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将分辨率较低而光谱特征丰富的美国陆地卫星的TM专题制图仪影像，与几何关系稳定的航空影像结合进行处理，大大提高了遥感影像的质量，并发现了一些新的殷代建筑基址和墓葬。通过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对内蒙古赤峰地区红山文化遗址、阴河两岸夏家店下层古聚落城址古城址、汉黑城遗址、辽祖州祖陵、金界壕等古代大型遗址进行了航空遥感考古勘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长江中下游发现了12000年多个古人类遗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找到了消失了近2000年的“精绝国”遗址，找到了淤积上千年的隋炀帝开掘的大运河、长近千公里的成吉思汗的边墙等。

　　秦始皇陵考古是运用现代科技的成功范例，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信息等诸多学科及相关的专业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到这项考古研究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应用航空摄影测量技术，精确测定了秦陵的现状图、影像图、俑坑军阵位置图等，用近景摄影测量测定各类兵马俑、兵器的立面图、等值线图，用航空遥感技术探测和发现地下文物的分布，了解地质现象对地下文物的影响。研究人员用这种方法测定了秦陵内外城的长方形双重城垣的存在及其范围。在兵马俑考古发掘遗址的环境监测保护中，运用了计算机技术分析处理空气、土壤的有关数据，采用了微生物学的显微分析法了解霉菌对文物遗址的危害。在秦俑坑发掘中，研究人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研究，挖掘遗址包含的信息，如结合地质学的科学测试，对俑坑自然地层剖面进行生物化石和磁化率记录的研究，全面探讨古时特别是春秋——秦汉时期的气候状况；利用科学检测手段测定秦俑坑出土青铜兵器的成分，研究秦代青铜冶炼、铸造和防锈技术，验证了史书记载的青铜器冶炼铜铅锡等元素的成分配比等。

　　近些年来，我国水下考古有了长足发展，已对广东、辽宁、福建、西沙等水域的沉船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福建东山古时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海上山貌活动频繁地区，加上地理条件比较恶劣，此处海域沉船事故时有发生，海底蕴藏大量水下遗址。去年11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员经过为期10天的全面的水下探测调查，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水下沉船遗址5处。今年，国家水下考古队员还对郑成功沉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打捞出许多铁炮、铜铳、炮弹、地雷、瓷器等重要文物。2001年4月至6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员潜入这个中国内陆第二深水湖的湖底，进行了中国考古史上首次湖泊水下考古，经过清淤、摄影、绘图，最后获取2件标本：一块锥型石块，一件底部破损的陶器。经采用放射性手段初步测定，这一古建筑遗迹的年代应是距今1750年以上，一座水下古城开始展现出来。

　　现代科技的应用，使中国考古学迈上了新的台阶。环境、沙漠、水文、地质等考古项目的广泛开展，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的认识；考古发掘的资料和研究结果，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考古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发掘与修复、保护脱节的状态有了较大改变。在考古中坚持“保护为主”的工作方针，从人员的构成直至具体发掘、保护方案的制订和实施，都将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保护紧密衔接，在发掘进行的同时，文保人员就随即开始了现场保护工作，根据文物出土的现状，进行现场的加固保护，使出土文物得到及时有效的科学保护。近20年来，在传统的修复、保护工艺得到继承发扬的同时，现代科技也得到广泛应用，出土文物的保护、加固、修复技术取得长足进展，文物修复、保护正从手工艺行业逐渐发展成独立的技术学科，形成完整的体系。

　　不久前，西北大学计算机辅助文物复原技术研究通过国家验收。这项成果使得文物由碎片恢复原状成为易事，同时还能避免手工修复对文物的损害。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展厅东侧有处修复现场。20多年来，这里的文物修复员已整理修复了1000多尊秦俑。据估计，还有7000多尊破碎的秦俑尚未出土。按每位修复员月修复1个秦俑计算，将这些全部秦俑修复需上100年时间。运用西北大学计算机文物修复系统，每秒能完成数万块碎片的对比，一个破裂成几千块碎片的陶俑完成拼接只需要1小时。修复员按照计算机给出的碎片排列图拼接，能在1天内修复1个秦俑。这样，8000多尊秦俑修复完成只需数年时间。秦始皇这支威武雄壮的地下军团将很快得以复活。

　　秦俑原来通体都有彩绘，由于一些人为的因素，加上长期深埋潮湿地下的影响，有的彩绘已经脱落，有的彩绘已非常脆弱，出土后极易剥落。为恢复兵马俑的原貌，中外专家的合作努力，研究出用抗皱缩剂和加固剂联合处理的方法，解决了彩绘保护的难题。自今年5月起，在秦俑博物馆就可以看到彩色秦俑。灰头土脸的秦俑，着上色彩鲜艳的服饰，更显得神采飞扬、气宇不凡。2000多年前的秦王兵将，终于显现出其本来面目。

　　数字复原系统还能根据文物的材质特点，通过三维扫描方式，提供虚拟文物。并可利用虚拟文物，制作出复制品，供人们研究和欣赏。中国刑警学院赵文成教授通过自行研制的人像模拟组合系统，将2000多年前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的真实模样完好再现，将她18、30、50岁时的相貌各复原成彩色图形，让这位古长沙国丞相夫人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的眼前。数字复原系统正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将为我国文物修复和考古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物修复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在保护、修复文物和考古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旧纸张保护技术、敦煌莫高窟的起甲壁画修复技术、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技术、曾侯乙编钟的研究与复制、饱水简牍的脱水保护、PS无机文物保护材料系列、出土铁器文物脱盐锈蚀保护、长效防霉防蛀装裱粘合剂等上百项成果得到国家奖励。青铜文物保护新技术的研究、长效防霉防蛀装裱粘合剂的研究、严重朽蚀饱水竹简的真空冷冻干燥研究、东周铜兵器菱形纹饰技术研究、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古代土建筑遗址的加固研究、瓷器热释光断代及其真伪鉴别研究等10项科技成果被评为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成果。一些具有中国文物特色的项目，如漆木器、壁画、书画和部分金属器等修复、保护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

　　1987年，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时，出土了皇室供奉的丝锦织品700余件，包括锦、绫、罗、绢、缣、纱、绮、绣等，囊括了唐代丝绸的所有品类，采用了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等唐代最高水平的丝织工艺。由于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加上法门寺塔身几经坍塌，地宫中放置的丝织物屡受砸压，大多数已褪色朽化，考古专家及时对丝织品整体提取、密封保存。为使这一弥足珍贵的丝织珍品得到有效保护，15年来，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有关单位多次邀请国内外专家，试图对出土丝绸进行揭展保护，均因缺少必须符合“可逆性”要求的技术手段，一再搁浅。中外专家经过对法门寺丝绸的保护环境、霉菌、材料、工艺等和分析研究，充分收集有关唐代丝绸制品的信息资料，然后向考古学、丝绸纺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专家咨询，确定了最佳修复保护方案，依照每件丝织品的不同状况，制定出相应的揭展保护方案，借助仪器设备在恒温恒湿环境下除霉、回潮、揭展、拼合、修复、固定等，进而对其颜色进行化验分析，提出该件文物保护的最佳环境，终于取得重大突破。今年7月，随着绣裙、罗衫等丝绸服装的成功揭开，唐代丝质品的靓丽容颜终于再现在世人面前。

　　文物修复、保护，不仅仅要将文物实体（包括其外貌及内部结构）完整保存下来，更重要的是发现和保护文物内含的价值。在这方面，我国文物考古及修复工作，运用现代科技，取得不小的成就。如，对古代出土铁器的科学分析和研究，证明了我国的生铁冶炼技术比西方早1900多年，生铁的柔化技术比西方早2300多年，从而发掘、整理、恢复古代已经失传的工艺技术。1995年在山东省广饶县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挖掘出土一具距今约5000年成年男性头骨，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鉴定，确认这具头骨曾经被施行过开颅手术，这一发现将我国发现的开颅手术案例提前了1000年。

　　为提高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文物修复、保护水平，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国家科技部首次将文物科技保护研究项目列入“十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拨出大笔经费，重点进行金属文物的病害及其防治的研究、古代丝织品的病害及其防治研究、遗址大型饱水木构件的原址保存技术研究、大遗址保护的虚拟现实技术系统研究。

                                科技复活古史
                                      陶世安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发掘与修复、保护脱节的状态有了较大改变。在考古中坚持“保护为主”的工作方针，从人员的构成直至具体发掘、保护方案的制订和实施，都将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保护紧密衔接，在发掘进行的同时，文保人员就随即开始了现场保护工作，根据文物出土的现状，进行现场的加固保护，使出土文物得到及时有效的科学保护。近20年来，在传统的修复、保护工艺得到继承发扬的同时，现代科技也得到广泛应用，出土文物的保护、加固、修复技术取得长足进展，文物修复、保护正从手工艺行业逐渐发展成独立的技术学科，形成完整的体系。

　　不久前，西北大学计算机辅助文物复原技术研究通过国家验收。这项成果使得文物由碎片恢复原状成为易事，同时还能避免手工修复对文物的损害。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展厅东侧有处修复现场。20多年来，这里的文物修复员已整理修复了1000多尊秦俑。据估计，还有7000多尊破碎的秦俑尚未出土。按每位修复员月修复1个秦俑计算，将这些全部秦俑修复需上100年时间。运用西北大学计算机文物修复系统，每秒能完成数万块碎片的对比，一个破裂成几千块碎片的陶俑完成拼接只需要1小时。修复员按照计算机给出的碎片排列图拼接，能在1天内修复1个秦俑。这样，8000多尊秦俑修复完成只需数年时间。秦始皇这支威武雄壮的地下军团将很快得以复活。

　　秦俑原来通体都有彩绘，由于一些人为的因素，加上长期深埋潮湿地下的影响，有的彩绘已经脱落，有的彩绘已非常脆弱，出土后极易剥落。为恢复兵马俑的原貌，中外专家的合作努力，研究出用抗皱缩剂和加固剂联合处理的方法，解决了彩绘保护的难题。自今年5月起，在秦俑博物馆就可以看到彩色秦俑。灰头土脸的秦俑，着上色彩鲜艳的服饰，更显得神采飞扬、气宇不凡。2000多年前的秦王兵将，终于显现出其本来面目。

　　数字复原系统还能根据文物的材质特点，通过三维扫描方式，提供虚拟文物。并可利用虚拟文物，制作出复制品，供人们研究和欣赏。中国刑警学院赵文成教授通过自行研制的人像模拟组合系统，将2000多年前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的真实模样完好再现，将她18、30、50岁时的相貌各复原成彩色图形，让这位古长沙国丞相夫人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的眼前。数字复原系统正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将为我国文物修复和考古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物修复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在保护、修复文物和考古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旧纸张保护技术、敦煌莫高窟的起甲壁画修复技术、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技术、曾侯乙编钟的研究与复制、饱水简牍的脱水保护、PS无机文物保护材料系列、出土铁器文物脱盐锈蚀保护、长效防霉防蛀装裱粘合剂等上百项成果得到国家奖励。青铜文物保护新技术的研究、长效防霉防蛀装裱粘合剂的研究、严重朽蚀饱水竹简的真空冷冻干燥研究、东周铜兵器菱形纹饰技术研究、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古代土建筑遗址的加固研究、瓷器热释光断代及其真伪鉴别研究等10项科技成果被评为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成果。一些具有中国文物特色的项目，如漆木器、壁画、书画和部分金属器等修复、保护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

　　1987年，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时，出土了皇室供奉的丝锦织品700余件，包括锦、绫、罗、绢、缣、纱、绮、绣等，囊括了唐代丝绸的所有品类，采用了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等唐代最高水平的丝织工艺。由于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加上法门寺塔身几经坍塌，地宫中放置的丝织物屡受砸压，大多数已褪色朽化，考古专家及时对丝织品整体提取、密封保存。为使这一弥足珍贵的丝织珍品得到有效保护，15年来，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有关单位多次邀请国内外专家，试图对出土丝绸进行揭展保护，均因缺少必须符合“可逆性”要求的技术手段，一再搁浅。中外专家经过对法门寺丝绸的保护环境、霉菌、材料、工艺等和分析研究，充分收集有关唐代丝绸制品的信息资料，然后向考古学、丝绸纺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专家咨询，确定了最佳修复保护方案，依照每件丝织品的不同状况，制定出相应的揭展保护方案，借助仪器设备在恒温恒湿环境下除霉、回潮、揭展、拼合、修复、固定等，进而对其颜色进行化验分析，提出该件文物保护的最佳环境，终于取得重大突破。今年7月，随着绣裙、罗衫等丝绸服装的成功揭开，唐代丝质品的靓丽容颜终于再现在世人面前。

　　文物修复、保护，不仅仅要将文物实体（包括其外貌及内部结构）完整保存下来，更重要的是发现和保护文物内含的价值。在这方面，我国文物考古及修复工作，运用现代科技，取得不小的成就。如，对古代出土铁器的科学分析和研究，证明了我国的生铁冶炼技术比西方早1900多年，生铁的柔化技术比西方早2300多年，从而发掘、整理、恢复古代已经失传的工艺技术。1995年在山东省广饶县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挖掘出土一具距今约5000年成年男性头骨，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鉴定，确认这具头骨曾经被施行过开颅手术，这一发现将我国发现的开颅手术案例提前了1000年。

　　为提高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文物修复、保护水平，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国家科技部首次将文物科技保护研究项目列入“十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拨出大笔经费，重点进行金属文物的病害及其防治的研究、古代丝织品的病害及其防治研究、遗址大型饱水木构件的原址保存技术研究、大遗址保护的虚拟现实技术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