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弊
来源：士柏咨询网
或许有人会说，导致上述人类困境，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惹的祸，我们实施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不会产生像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那些困境。且慢，实际上是不是如此呢？从下面的事实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根除的弊端。
改革开放到今，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步入新世纪的第一年，仿佛就是中国年，申奥成功、足球出线、成功入关，这一切证明着中国正昂首阔步进入盛世之中，在这个时候我们似乎不应该挑剔、找毛病，以防止打击国民的高昂士气。但是我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松懈与骄傲，居安思危，忧国忧民，这是每个华夏子孙义不容辞的职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中华民族能够更加繁荣富强，我们就必须有勇气去面对困境与危机，并加以克服之。
一、经济困境
市场经济的实施对中国而言，同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确实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另一方面是社会分配不公。当前社会不公比前几年更加严重，贫富差距正在迅速拉大，且越来越大。地区间，东西部发展极不均衡；个人间的财富之比也极为悬殊。两极分化现象正在加深，邓小平所希望的“共同致富”距我们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在改革开放20年的较短短时间内，我国已经从一个收入比较均等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都较为突出。而且低收入群体逐步扩大，近年来，城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增多，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如果单从基尼系数（高低收入差之比）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已临危险边缘。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
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但超过0.4
就算警戒状态，达到0.6
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近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PPS
抽样，从调查问卷的数据作出的计算，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同时按城乡家庭收入分组计算基尼系数为0.445
，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
如果这种分配差距主要是由机会分配不均造成的，这就十分危险。收入分配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在产生越来越明显的不利影响：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扩大，严重制约了城乡市场和消费需求扩大，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二是垄断和其它不公平竞争现象的存在，以及不合理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挫折，这必然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三是群众对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增加，影响社会稳定。
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贫富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竞争。正常的差距，则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进而推进社会物质文明；但是，无限度地、速度过快地扩大贫富差距，使之达到悬殊的地步，却是整个社会走向两极化的同义语。由此可见，中国今后并不是要一般化地反对财富分配差距的存在，而是要坚决迅速地推进机会平等化的过程，一切该向公众开放的机会，如劳动机会、投资机会、政治机会、对权力的监督机会等等，都要尽量达到透明公开。
二、精神困境
曾经，人们总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灭的真理，但现在人们发现其也有时代局限性；曾经，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但现在，人们看到的是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曾经，人们曾梦想在几十年时间里就能把共产主义建设起来，但现在人们发现在奋斗了几十年后，我们国家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存在吗？
通过长期努力树立起来的信仰一旦被打破，信仰危机自然会出现，如此人们很容易失去精神支柱，行动失去方向，从而陷入精神困境之中。在我国，已被取缔的“法轮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邪教组织，是一股极具危害的邪恶势力。党中央多次指出：我们同“法轮功”邪教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政治斗争，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国家命运，低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我们就要犯历史性错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法轮功”问题的发生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随着揭批“法轮功”斗争的不断深入，人们已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及其危害。于是问题也出来了：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不断取得重大进步的情况下，还会有“法轮功”之类的邪教组织产生，并且在那样大的范围内造成恶劣的影响？
反思我们过去教育，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确有重视实用知识、，忽视审美精神，偏重应用技术，轻视审美素质的现象，甚至把科学的实证精神和实用主义相混同。这种实用主义、技术主义风气，容易混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容易为种种伪科学提供可乘之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忙于发展经济，大家（包括玩忽职守的官员们）都忙着创收了，因此社会对那些孤老病寡、下岗人员缺乏提供及时必要的审美关怀，对那些伪科学缺乏严格的监管，“法轮功”于是得以顺以成章地出台并为害社会了。党中央作出关于停止党政军办经济实体的作法是非常明智的，这样一方面可以杜绝利用党政军的职权大搞“特权经济”，扰乱社会经济正常秩序；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真正地负起责来，尽其所能，各司其职，扶善锄恶、救死扶伤，促进社会全面健康的发展，否则，党员不能廉洁奉公，政府不善管理，军队不能打仗，社会岂不大乱。
三、生态困境：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基本国情并非地大物博，而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人口与资源比例严重失调。我国的发展不能不受生态问题的严重制约。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问题已非常尖锐了。可以说，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个环保问题，甚至也不是单纯的资源问题，而是事关民族命运的全局性问题。
中国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
这主要表现在水资源、空气、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严重污染。
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
而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全国的江河湖库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体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中国的近海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
由于严重污染而全部成为赤潮多发区。据中国林业局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大量的围垦和拦截地表水流，正使中国境内的湖泊水面急剧缩减，水源减少，造成中国平均每年有20个天然湖泊干涸。
多年的森林砍伐和植被破坏造成水土流失,
在过去几十年里，水土流失面积从153万平方公里增加到180
多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中国土地荒漠化问题也正在加剧，沙化面积目前正以每年264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北京2000年已经发生了12次沙尘暴，北京离沙漠不远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危害生物资源并导致严重的自然灾害,
已经形成积重难返之势。而且，一切还在恶化之中，黄河断流，长江变成第二条黄河，水乡缺水……。
2001年4月，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表示，尽管中国环境治理在过去五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基本控制，但绝对量仍很大，远远高于环境承载能力，全国环境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他说，目前中国水、空气、噪声、垃圾污染突出，全国七大水系三分之一以上的河段达不到使用功能要求，近一半的城市河段污染严重，大部分湖泊富营养化突出，近岸海域污染呈加重趋势；相当多的城市空气质量超标，酸雨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城市垃圾年产生量一点四亿吨，无害化处理率较低。此外，生态恶化的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水土流失、荒漠化、沙尘暴等生态问题严重。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口头上都承认要可持续发展，而行动上往往对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考虑更多。这将不利于生态保护。生态危机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在潜伏期一般不易被人觉察到，而一旦形成则几年、几十的甚至上百的都难以恢复，即使能恢复，也需要耗费巨量的人力、物力，从而使经济建设成为一种得不偿失的无效劳动。一旦我们贫乏而有限的资源在粗放增长中消耗殆尽，我们将会面对生存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生态危机达到一定规模，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被风沙吞没的楼兰古国就是一个例子。
部分污染小企业为何到现在还关不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助长了环境的污染。造成污染的小企业往往是一些乡镇的经济支柱、纳税大户，而多年来，评价一个地方官员的政绩，其主要标准就是看此人能否把经济效益搞上去。可以说，这也是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造成的一个恶果。
四、社会困境
1腐败，其实就是公权私用。权力一旦失去约束﹐超越了法律的界线﹐就像脱缰的野马﹐产生难以预料的恶果。邓小平同志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无疑是很正确的，但是有相当一部份的政府官员，在经济转型期间，不是以劳动、智慧致富，而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肆无忌惮获取“灰色收入”而先富暴富起来。这些腐败分子借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名义，为个人利益捞取好处，公家的钱就如同他自己的，只要有了权力，便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地随意使用，所以，所谓"公有"，其实只是最有权力的人所有。公款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可以吃喝玩乐，甚至可以拿来炒股、赌博、走私、嫖娼、还债、买小车、电脑和手机等等。公款有着这样多的去处，国库还能不亏空？国有企业怎能不亏损？无产者也只好更加无产。
腐败的耻辱碑上，刻下近十年揭露和查处的省部级大贪官：洪清源，原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倪献策，原江西省省长；罗云光，原铁道部副部长；韩福才，原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效时，原国家科委副主任；王宝森，原北京市副市长；欧阳德，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业江，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泽芳，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铁英，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纪诚，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常征，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鲁家善，原中国交通银行副行长；陈希同，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徐炳松，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于飞，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殿武，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孟庆平，原湖北省副省长；成克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长清，原江西省副省长；许运鸿，原宁波市委书记；丛福奎，原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纪周，原公安部副部长；李嘉廷，前云南省省长、省委副书记；石兆彬，原厦门市市长、中央候补委员。“前车之鉴”既有之，法律也不能说不懂，但是为什么他们居然如此疯狂地“义无返顾”地“前仆后继”，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我们的社会怎么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腐败分子呢？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
“广西、厦门腐败现象”透露出这样一个现实：中国政界的腐败已达到相当的深度状态，就像《红楼梦》中的“护官符”，各级官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官官相护，在某一地方已经形成一手遮天的关系网。一旦一人露出马脚，不是相互求情瞒天过海以混淆视听自保，就是被顺藤摸瓜揪出一大片。长期以来，“反腐”呼声甚高，大大小小，也时有揭露惩处，而让人纳闷的是，何以屡禁而不止？原因也正在于此。其后果可想而知：是非颠倒，风气败坏，腐败与邪恶明明暗暗愈演愈烈，已被中央领导人提到“亡党亡国”的警戒线高度上来了。
“沈阳腐败现象”透露出另一种触目惊心的事实：官匪一家。存在着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反社会的犯罪势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这必然严重破坏了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黑恶势力向政权组织渗透的活动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遏止，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应该汲取俄罗斯的教训：前苏联解体前后，才出现黑社会组织。由于官方对“官匪勾结”打击不力，扫黑一直效果不佳，导致今天的俄罗斯黑社会犯罪异常猖獗，难以根治。
据反贪部门统计，绝大多数贪官都是三陪小姐的常客，像胡长清，本地小姐玩腻了，居然从外地空运三陪小姐来供他玩；而李乘龙几乎与广西玉林歌舞厅里所有顶尖的三陪小姐都有“密切关系”。又一项统计表明，97%的厅级贪官、100%的省部级贪官都养有情妇，他们贪污受贿的款项，约有1/3都是用有这一花销上了。
走私是社会毒瘤之一，同样它离不开腐败这个“温室”的保护，没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等等腐败分子的纵容保护，中国头号走私分子赖昌星是绝对不能如此肆无忌惮的。……
数年前，竟然有学者提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度腐败有益论”，认为腐败虽然提高了市场运作的成本，但毕竟帮助绕过了复杂的官僚体系，相对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现在，在大大小小的贪官面前，“没有良心”的经济学理论也要黯然失色。
由此看来，腐败是导致整体社会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是一切丑恶之源，不铲除腐败，其他丑恶现象等就无法根除。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是中国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2、黑社会
以前，我们对黑社会的认识多是在国外的一些电影、电视中认识的，通过对张子强、张君的世纪审判，善良的人们突然发现，黑社会原来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目前中国黑社会犯罪比较猖獗，已经到了不打不足以维持稳定的程度。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名目不同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及带有封建帮会性质的黑社会组织。据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100万人左右。由于种种原因，虽然经过几次严厉打击，近年来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犯罪仍呈发展蔓延之势，气焰十分嚣张，在黑恶势力猖獗的地方，老百姓有案不敢报，有冤无处伸，人们毫无安全感而言。庞大的黑恶势力，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已经完成罪恶的“原始积累”，不甘于地下，开始直接向政治领域渗透；这些黑社会正积极寻求“保护伞”，通过各种手段向各级党政机关渗透，获取政治上的庇护，甚至直接取得政治权力。更为严重的是，根据公安部门最近的报告显示，少数的黑社会势力已经渗入县市级政府内部，到政府内部选取“代理人”，参与安排地方、人大与政协的领导人。
1996
年福建惠安县侦破一个专门发放高利贷，并操纵民间帮会并引发多起刑事案件的团伙，其头面人物连希圣认该县公安局局长郑妈魁为义父，姐夫任水津又是县公安局巡警大队长。这一团伙仗着有这些铁杆人物撑腰，平日欺男霸女，横行霸道，大发横财，无恶不作。
去年底，沈阳市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因为滥杀无辜被捕，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竟然是沈阳市人大代表。而最为人知的则是去年十二月，沈阳市长慕绥新涉嫌与境内外黑帮勾结，最后以身体不佳为由，提出辞呈。
也是去年底，浙江省公安破获一宗黑社会犯罪集团故意杀人及非法拘禁、欺诈等案件，居然揪出党政机关干部六十七人，其中包括温岭市长周建国、公安局长杨卫中等一批当地领导干部。
不久前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梁旭东，与之有牵连的党政干部就有三十多人，这些人不但涉及地方的一些官员，更有一些公检法政法机关的干部，为违法犯罪分子洗脱和掩盖罪行，使梁旭东团伙长年逍遥法外。
我们过去猛烈抨击台湾是黑金政治社会，殊不知黑社会已静悄悄地渗入我们社会，甚至与拥有权势的党政机关官员勾结，在中国形成另一种隐形而可怕的黑金政治。3、生活环境差
看一看各种媒体上的防盗门广告，以及各种建筑上显眼的防盗门、防盗网，就可知道社会治安状态实在不好。按理说，最近几年是建国以来各种法律出台最多、最快的时期，可是有些地方也是社会治安最乱、各种犯罪现象最严重的时期，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据有关报道，在我国，性病的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目前我国性病患者已达500万人以上。只要看看各种有关性的现象就知这些报道并非空穴来风，在全国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贴着密密麻麻的各种治疗性病的街头招贴，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特色”。有了性病，就产生了医药性病的需要，多种“中国伟哥”蜂拥而至，并在街头引起哄抢。性病之所以泛滥成灾，自然与性的泛滥有关。先不说全国各地“挂羊头卖狗肉”的名目不同的“卡厅”、“桑拿浴”、“美容美发店”，就是文学作品没有性就不好卖，如《废都》、《上海宝贝》等。大学校园早已不再是象牙塔，而且前卫得很，自动售套机在不少大学中安家落户；在校外租房、同居现象已不是什么稀罕事，而女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外出“坐台”也不是什么新闻，近期央视播放的《其实不想走》一剧中女主角尹雪华绝不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她的人生观以及她的生活，正是当今某些女大学生的真实写照。而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两著名歌星与厦门远华腐败大案的赖昌星叔侄发生交易的色情事件，让人对当今世界产生无限感慨，现在社会怎么啦，难道真的有钱就有了一切吗？难道未来再次是有钱人的世界吗？
近十多年来，中国的“黄色”行业发展得很快。这种“快“后面实际隐藏着一种价值伦理观念的变迁。“死灰复燃”的卖淫嫖娼现象，在中国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其由南到北的滋蔓泛滥，已逐渐形成具有相当经济规模的地下“性产业”，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严重关注。“扫黄”力度不断加大，但至今屡禁不绝。如果要问为什么？答案正如上面所述，没有政府官员的腐败，没有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就绝对没有色情行业的“兴旺发达”。多家媒体曾经报道过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曾对重庆、云南、海南等地娱乐场所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情况，调查团所撰写的专题报告认为：一些娱乐场所卖淫嫖娼相当猖獗，部分政法机关及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了“保护伞”，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这些从事非法活动的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打手的角色，正是有“黑白两道”撑腰，色情活动场所才得以畸形发展。参加调查的人士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已经到了‘寇深祸亟’的地步，如果再等闲视之，任其滋生蔓延，那将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一场大灾难。”
我在广东打工的日子，从未想到有着如此多的“红灯区”，看着灯红酒绿的城镇，我就在想，资本主义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包二奶现象到处都是，残疾工人随处可见，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吗？禁止卖淫嫖娼，得了吧，当地某些官员会这样说：“别破坏了我的投资环境！”。
我在重庆生活的日子里， “红灯区”依然存在，而赌风之盛更令人目瞪口呆，虽然用不上“全民皆赌”形容，但是“男女老少”皆赌却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的“茶室”、“文化室”、“俱乐部”不过是赌馆的“雅号”罢了，所谓的居委会同样是赌馆，通街的麻将声充斥着这个年轻的直辖市，民赌官也赌，不会赌？大傻瓜一个！这个城市就有这样的逻辑。重庆下岗的人确实多，但他们中间又有多少人愿意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去寻找重新上岗的机会呢？有时我在想，西部大开发，西部人有时间去开发吗？
腐败、黑社会、金鱼、邪教、色情等等各种丑恶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改革开放没有错，搞经济没有错，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仔细思量，恐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不科学，导致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该出现的怪现象。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似乎很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问这个问题。其实不然，因为事实上存在不同的理解。理解不同，我们要去实现的改革的目标自然也不同。方向错了，再努力也无法到达目的地。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如此说，显而易见是为了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相区别，甚至相对立。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应该搞清楚，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区别何在？市场经济是否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的优点仍远大于计划经济，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样：“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然是经济手段，就不应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之分，同样道理，也不会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分。因此，严格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因此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性质市场经济是不恰当的。其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并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这种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所以不能用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来给社会主义定性，只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好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这个形式。
从本质上看，市场经济要求人们遵循的原则是“唯利是图”，因此市场经济的实施，很容易导致社会失去道德导向，从而产生许多丑恶现象。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它都具有其共性。一般市场经济的特征是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自发地调节生产和交换。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对于市场经济，不管是在那个国家，那个社会制度，都具有共性的内涵，都要遵守市场的一般法则，如价值规律、市场供求法则等等，所以说从运行机制上看，市场经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所以，上述看法是理想主义的，因而实践起来也与理论有很大的出入。实际上，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经济建设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是，看不到阳光下的罪恶，我们就要为改革开放付出惨痛的代价。在人的素质还没有得到全面发展和法律制度还没有得到完善之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会产生很多弊端，尽管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那么严重，但这些弊端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地快速发展。
我们之所以鼓足勇气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不科学，并不是要求经济体制要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但是，我们也不应有这样的思想，即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就万事大吉了，市场经济的实施，必然导致市场机制原则泛社会化。今天我们必须看到，市场机制原则不但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非经济领域，而且渗透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把政治、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学术研究、伦理道德等统统纳入市场机制原则之中。市场机制原则泛社会化，已经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很多地方，党纪国法遭到践踏，社会道德规范失效，公德意识趋于模糊，社会安定受到威胁。
严打是必要的，但是，靠一时的严打不能彻底根除各种丑恶现象。君不见，黑社会打了十几年，结果越打越黑；反腐败的力度不可不大，成克杰都被枪毙了，结果贪污腐败者依然“奋不顾身”；扫黄扫了多少年，成绩怎么样呢，只要夜幕降临后，大大小小城市的或明或暗的角落里，总有流莺的影子……这都说明了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社会主义人民的价值观开始变得危险了。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也许过不了多少年，我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没什么区别了，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都有了：污染、走私、黑社会、黑金、吸毒贩毒、色情活动、贪污腐败、赌博……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何在？社会主义的先进何以体现？
因此，我认为，目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宜再提倡和实施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是如此。而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可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因为一味地强调发展经济，一切政绩以经济发展的程度来衡量，必然导致许多人以非科学手段发展经济，结果导致生态污染、环境恶化以及社会动荡。说到底，“一切向经济看齐”的发展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发展，从长远目标而言，这种发展是得不偿失的。就算目前的经济成就取得耀眼的辉煌，但那也是短暂的。如果不加以纠正，那么若干年后，我们突然会发现，我们要用十倍、甚至百倍的价钱去治理因急功近利行为而造成的生态灾难。
以生态为例：据估计，全球每年单单因土壤退化造成的损失就至少有260亿美元，而今后20年内，只是为控制沙漠化就至少要耗资45亿美元。
2000年6月5日。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表示，纵然中国在1999年耗资了八百二十三亿元人民币，以治理全国受污染的各方面环境。然而，当年各项污染物排放
总量，以及各方面污染程度仍高踞不下，部分地区的环境质量甚至持续
恶化；不少城市的水、气、声、土壤环境污染依然严重；农村环境质量
有所下降，生态恶化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部分地区生态破坏的程度还在加剧。
2000年12月23日，中国国务院发布文件说，中国一些地区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中国生态环境状况面临严峻形势，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环境污染到底有多严重？专家估计，每年损失大约2830亿元。其中水质污染500亿元；大气污染200亿元；生态环境破坏和自然灾害损失2000亿元；其他污染如固体废物排放，噪声污染等造成的损失也高达130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2001/6/6电，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多亿元，平均每天近1.5亿元。
是该到了向那些极力鼓吹“市场经济万能论”的学者当头棒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