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修改稿）
笑 多
大跃进是建国以来遭受批评和攻击最多的事件之一。敌人的攻击是很自然的事，而很多自己人对这一运动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就值得认真地探讨了。例如，有的研究人员在其专著中写道：“大跃进是主观主义的产物”(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晚年》)。曾经参与指挥大跃进运动的薄一波同志也认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710、719页，以下简称《回顾》)。这种观点在当前占主导地位。一些历史书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等，也都是按这类观点来叙述大跃进的，这将导致后人对这一事件以错误认识。本文从事实出发，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供大家讨论。
大跃进运动是我国实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出现的一次史无前例、规模浩大、气壮山河的改造大自然的运动，也是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的运动，在我国建设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为此应该大书而特书。下面结合人们的评论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大跃进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大跃进运动的内容与得失评价；大跃进与毛泽东。
一、 关于大跃进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
有人认为：“大跃进是主观主义的产物”、“毛泽东头脑中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膨胀，先是轻率地发动大跃进，继之又在全国大搞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是当时全党全国普遍存在的急于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思想的产物”(《晚年》第114、119、131页)。也有人认为：主要是由于人们“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等等。总之，这一类观点的共同特点是：大跃进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骄傲自满的情绪、夸大人们主观意志等作用的结果等等。应该说这些思想对大跃进运动的出现有影响，但不是其根本原因。这些理由说明不了大跃进运动为什么在1958年出现?说明不了为什么首先表现为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等等。急于改变‘一穷二白
’落后面貌的思想，决不是1958年才有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就有了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而且到现在仍然存在着这种思想，为什么偏偏在1958年出现大跃进运动，而不是更早些呢?有人认为是骄傲自满造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
那么“三大战役”之后不骄傲，三年恢复经济胜利实现之后不骄傲，偏偏到1958年才骄傲呢
?难道人们骄傲自满就能发动亿万群众大搞农田水利的运动?这种解释显然夸大了人们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不能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
为了探讨大跃进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让我们把视野转向当时我国的物质生产条件及生产关系，具体分析一下这两方面的实际情况。
新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但到1958年时生产力的状况变化不大，尤其是在农村，农业生产的劳动资料主要是人力、畜力，是镰刀、锄头和铁锨等手工工具；靠个体劳动；主要的生产资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十几亿亩耕地。但是，生产关系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个体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据统计，到1956年底，全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户数为11
782．9万户，占总农户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为10742．1万户，占总农户数的87．
8％，参加初级社的为1014．7万户，占总农数的8．5％(转引自苏星；《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农户都参加了以土地公有为特征的高级社了。
由于农村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农业劳动由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一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即土地，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这就给农业生产和建设准备了新的条件。从农业基本建设看，首先是为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准备了条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水灌溉，农作物就能增加产量，水浇地比旱田能够增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一家一户既没有这种经济实力，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从农业生产看，生产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状元田”、“试验田”等新的生产形式。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每户平均十几亩耕地，两三个劳动力，根本不可能专门抽出土地和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验。而实现集体化之后，就有可能抽出少量土地和劳力，专门从事科学实验，“试验田”
就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了。
农业生产条件、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化，必然要出现大跃进运动，可以说这才是大跃进运动出现的根本原因。至于思想、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因素对大跃进运动的深度、广度、形式等都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原因。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1955年冬至1956年春，农村就出现过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至于单个的生产社、地区所出现的农田水利建设的事例就更多了。由于反冒进，农田水利建设一度消沉下来了。毛泽东当时批评反冒进不过是反映了大跃进运动的客观要求，是大跃进的必然性在他头脑中的反映罢了!这样认识思想、政治的性质和作用，可能更切合实际一些，也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
由于这方面的分歧尖锐，有必要引用一些历史的、事实的材料来加以说明。
1957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就发表过一篇题为《推广先进经验，发动群众大兴水利》的社论，其中指出；“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土地、劳力的分散，要在群众中大规模地动员人力、物力、财力，在大面积上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是不可能的；在合作化以后，就提供了充分条件。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个体经济力量单薄，顾了基本建设就顾不了当前生产，使兴修农田水利和当前生产的结合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合作化以后，就可以把兴修农田水利和当前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
有的文章说：“土地掌握在地主手里是根本谈不上修什么水利的。解放后，经过了土地改革，该乡也曾多次筹划兴修水利，但是成绩不大，当时还有许多困难。例如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不能统一使用。1954年新和初级社要利用新民初级社社员王顺昌的土地修塘，经社干、社员动员了21次，王顺昌都不答应，所以修水利的计划没有实现。1955年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之后，为兴修水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谁说高寒山区不能高额丰产》陈永昶《新华半月刊》1958年5月号第45页)
“赤土乡土地虽有七万亩，但是能耕种的却只有八千亩，而且大部分还仅能种些高梁、玉米等旱地作物，每亩只能收五六十斤。如果赶上干旱、涝灾，经常是颗粒不收。……很多人想开稻田，但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因为种稻子很重要的就是水源问题。这个乡虽然靠近金钟河，可是每年五、六月间正是枯水时期，有时发生海潮倒涨的现象，就要闹半个月的咸
水，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种稻子呢?”
“
解放前，有个姓盂的大地主，他想开稻田捞一把，雇人开了三千亩，种上稻子，结果因为闹咸水失败了。以后又有个地主李疤眼子开了一千七百多亩，平德山开了两千多亩，也都失败了。
解放后农民魏振声、魏慎古等也试验开了廿多亩，同样失败了。
1952年有几个乡干部计划出来一个治咸水的办法：就是修水库……因为单干的农民人力物力都不济，还有些人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所以只把引水沟挑了一小段就停止了。1954年虽然又干了一阵子，但加起来还不到计划的一半，很多人失去信心便不干了。……
1955年底到1956年初，合作化高潮来到了赤土乡，全乡一千一百多农户组成了一个高级社…
…乡党支部在这时向刚组织起来的农民提出了修水库、挖沟渠、开一万亩稻田的号召，……
六百多名社员投入了这场战斗，不到十天的工夫就开成了一条咸水沟和一条甜水沟。1956年
5月，开完了总长28华里、两丈七尺五宽的六条大干渠和纵横无数的毛渠，以及大闸门、七座大小木桥、两千多个小水闸等工程外，并且把开荒的土地翻耕了两遍。
……由于合作化组织起来后，都把咸水治得服服在地。从来不收稻子的地，每亩竟打800斤稻谷，少的也打了三百来斤”。(小华：《曙光照耀着赤土乡》)
类似的事例还很多。当时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典型有天津地区的洼地改造和河南济源县的治理漭河流域等。
“天津专区低洼地区改造工作从1955年开始以来，……一直向前发展，第一年大面积试改的二百一十万亩得到丰收，产粮4．8亿斤。第二年在全区合作化的基础上，转入了大规模的改造，改造面积一跃达到四百万亩，产粮6．6亿斤。第三年秋前改造的五百万亩又获丰收，产粮8．8亿斤。随着改造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加，1957年全区巳由缺粮区变为余
粮区”。(《人民日报》1958年3月8日)
“这个县(河南济源县——引者注)的农民曾经贫困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就是平常年景，人们也多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正如农民所形容的：‘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
因为几年来在山区、平原地区、低洼地区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济源县的农业生产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1956年全县耕地面积已由1947年的706，336亩扩大到797，
788亩，其中水浇地及水田面积由6．9万亩增加到26万亩，每个农村人口平均有1．1亩，……
农田水利建设加上各项农业技术措施使全县获得连续四年的丰收。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按播种面积计算，下同)由1947年的94斤增加到168．4斤，增长了78．9％；总产量由6638．75万斤增加到19778．71万斤，增长了198％；每个社员占有粮食由527．4斤增加到698斤。(《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0日)。
前面提到过的《推广先进经验，发动群众大兴水利》的社论还指出：“我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的第一年就出现了第一次兴修水利的高潮。从那以后，不少地区在群众性的水利建设方面已经有了显著的成就。本报今天发表的河南济源县一带治理漭河等项报导，以及10月
22日发表的河北天津地区征服洼地等项报导都说明在我国各地不仅出现了一个社、一个乡由于兴修水利而使生产大跃进的事例，而且开始出现了像漭河流域和天津专区这样的由于兴修水利而使得整个流域、整个专区大大增产的典型。这些典型事例都说明了我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社论把因兴修水利而出现的生产跃进归结到农业合作制度的建立，这无疑是符合实际的，但不足之处是没有进一步提高到生产力的高度。事实是由于合作制的建立，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已由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而集体劳动对于个体劳动来说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尤其是对兴修水利这类基本建设来说，能显示出更高的生产率。因此，由农业合作制所引起的农业生产力的变化，在我国当时的条件下带来农业的大跃进，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客观必然。人们的意志或者是顺应这种趋势，促进其发展，或者是阻碍这种趋势，延缓其前进，但是任何人都不能扼杀、消灭这一趋势。那些认为大跃进运动是急于求成思想的产物，是骄傲自满的结果，是主观主义的产物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实际。
既然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有其客观必然性，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认为大跃进运动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呢?这与大跃进运动中盛行的高指标、浮夸风是分不开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一讲大跃进运动根本不研究大跃进的生产和建设，专门讲高指标、浮夸风，在他们心目中，大跃进就是高指标、浮夸风。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争锋》的书，其中第一卷就是《大跃进与反冒进》。它在关于大跃进的部分中写了《全国争放大卫星》、《新华社女记者制造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的典型》、〈1070万吨钢的计划提出〉等几小节，内容就是高指标、浮夸风。它在放卫星一节中写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着就列举一系列虚报产量的事实；在〈
1070万吨钢的计划提出〉一节中讲毛主席在听汇报时说；“今后就采取此种‘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这种写法很像原苏联一些人说斯大林只是看地球仪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把大跃进归结为高指标、浮夸风，而高指标、浮夸风又是人们意识的表现，因此一些人会得出“大跃进是主观主义的产物”的结论！
大跃进的1958年，高指标与浮夸风盛行是客观事实。不要说某些领导人的讲话、报纸的报导等，就连政府正式发表的公报都包含着很多的虚假成分。例如国家统计局《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就宣布：“1958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5％，……粮食总产量达到7500亿斤，比上年增长了一倍。棉花总产量达到6638万担，比上年也增加了一倍。”(《人民日报》1959年4月14日)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我国工农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32％，虚报了一倍；粮食总产量只有4000亿斤，仅及公布产量的53．3％。棉花总产量只有3938万担，只及公布的产量的59．3％。直到198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才达到
7500亿斤，棉花总产量才超过6600万担。这就是说，过了24年之后，粮食、棉花产量才达到和超过当时公布的产量。所以现在人们谈及这些数字时都觉得可笑。这里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验不足、生产技术知识缺乏的原因。但是，仅从人们的主观意识是说明不了这一现象的，必须从物质生产本身来找原因。
实现集体化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前面已经讲过，由于实现了集体化，个体劳动改变为集体劳动，土地实现了公有制，从而掀起了大兴农田水利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开始了我国农村大规模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逐步改变了旧中国封建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河山面貌。这是农田基本建设的方面。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集体化以后，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平均每户十几亩耕地，一、二个劳动力，多数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无力扩大再生产，更谈不上搞什么科学试验，运用科学种田之类的新技术。集体化之后，土地、劳动力、资金集中之后，合作社不仅能够搞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而且也能抽出一些土地、一部分劳力、物资和技术力量，从事简单的科学试验。如推广良种、适当密植等等，开辟了科学种田的广阔前景。“麻城县…
…早在1953年以前的农业互助组时，就出现了‘状元田’、‘丰产田’等试验。1953年全县建立了28个初级农业社，就有18
个社由‘状元田’等试验形式发展到有专人负责的小面积试验，有的是由．三、五人共同试验，称为试验组。”
(《中国青年报~1958年1月11日)以后发展成为试验田。
由于集体经济能集中较多的人力、物力在小块土地上进行试验，有些试验田的农作物长势异常，出现了小农经济条件下从没有见过的现象。例如，有的棉花长得有一人多高等等(参看《人民日报》1958年8月12、13日)。类似的事例还不少。当时党和国家不少领导人抱着不同的态度，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毛泽东同志就看了不少地区的试验田。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康濯的报导：“毛主席视察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毛主席问这个所的副所长秦杰是什么专家，秦杰同志回答说是研究棉花的。毛主席详细地看了中共山东省委负责同志和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同志在这里合种的棉花试验田。这块田里的棉花有一人多高，长得像棉花树一样，估计每亩能收五千斤籽棉。毛主席亲手剥开棉壳，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一株棉花的棉桃。这一棵已长64个棉桃。”
陈毅同志在《广东番禺县访问记中》写道：“最近，我因陪送西哈努克亲王到广州，听说广东有亩产一百万斤蕃薯、六十万斤甘蔗、五万斤水稻(是一次插秧而不是并田的)的高产试验田，这引起了我思想上的第二次震动，所以有番禺之行”。
9月4日上午，我们走出了广州市郊，过了两重渡口，便到达番禺县大石乡了。……我首先参观那块蕃薯试验田。这块试验田像个苍翠的山岗，又像一幢幢绿色的楼房，雄伟的气势，远远就吸引住我。……这块一亩五厘地的试验田是用土垒成了七垅高达八尺的梯形的高畦。每畦插播薯苗六千株，一共四万二千株。乡党委书记解释说，每株年产二十五斤(采取分期挖薯块和间补薯苗的办法)，合计一亩全年便可产一百零五万斤。……我看，亩产一百万斤是有把握达到的。退一步说，即使亩产六十万斤，这在农业科学上也是空前的创举。”（〈人民日报〉1958年9月26日）。
类似的事例还不少。所以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等，对农业生产的增长率都深信不疑。当时不仅是党政领导人的在这种现象面前惶惑或相信了，有一些科学家也被这种奇特的现象所迷惑。
科学家钱学森当时在《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上发表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短文中说；“……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亩产打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地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为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干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倍！”
社会科学家于光远在1958年《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的《小麦增产对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一文中说；“我国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断定了今年夏收的高产记录决不是不可超过的最高限度。例如河北省安国县卓头村农业合作社今年共种小麦一千六百九十亩，平均亩产八百二十斤，其中第一队六十二亩小麦平均亩产达一千一百一十斤。这个社的试验田的产量达到了亩产五千一百零三斤。他们总结了今年获得大丰收的经验，认为还有更大的潜力，因此，他们计划明年种小麦两千亩，亩产五千斤，并搞八十亩试验田，亩产达一万五千斤。楼上还有楼，天外还有天。这就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从今年冬小麦高产中得出的结论。”顺便说一句，笔者当年正在北京上学，曾自费到徐水县参观，亲眼看了毛主席视察过的棉田，田里的棉株比人头还高，由于棉株过密，还要用鼓风机帮助通风。
总之，集体化之后，集体经济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用现代科学技术指导，在小块土地上作试验，加上当时良好的气候条件，1958年农作物的长势很好，创造了一些高产典型，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现象，不仅一般农民没有见过，就是经验丰富的老农也没有经历过，甚至有的科学家也难以把握这种现象。这种情况为人们把特殊当成一般，把个别现象当成普遍现象提供了物质原因。当然，最后形成远远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这里有政治上压力的原因，有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的原因等等，但决不能忽视或无视农业生产本身的变化，包括农田水利建设、搞试验田等的原因。
有人说：“这里有一个问题，1958年的打破常规的高指标是怎样提出来的?是根据对现有经济状况作出科学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还是光凭主观的意志、愿望、直觉、老经验提出来的?看来是后者。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完全是凭虚报的产量而提出的。”(《晚年》第124页)
从上面所述的事实说明，这个论断不完全符合实际，是缺乏细致研究的结论。
实际上高指标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拔高的。
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的社论，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农业总产量五年增长20％至30％，每年平均增长3．8％至5．5
％之间。
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向第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作的《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粮食产量为3920亿斤，棉花3500万担，分别比上年增长5．9％和6．7
％，与上面提到的《人民日报》社论的要求变化不大。
“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一来，‘反右倾保守’空气一膨胀，地方对农业的‘大跃进’充满了信心，地方提出的指标，粮食4316亿斤……比1957年增加616亿斤，……棉花产量4093万担，…
…比大丰收的1957年增加813万担，这就有点玄乎了”(《回顾》第687～688页)。
5月17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关于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时讲；“……如果今年不遇到大水大旱，粮、棉、油等农产品一定会有较大比例的增长。例如，全国粮食增长的比例将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新华半月刊》1958年11号第11页)这个指标与上面那个‘有点玄的’相比，还相差不多。
夏收开始以后，高指标就上升得离谱了。6月中旬谭震林在华东协作区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上总结发言时说：“一般规律农业只能增长4％、5％，最多6％，一般的跳跃可达10％、20％，华东今年增长70％，这是飞跃。他说，根据华东的经验，原来估计今年全国增产1000亿斤(粮食——引者注)就少得不像样子了。……10月，谭震林同志在西安召开的华北、东北和陕西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称：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8000亿斤是肯定的，l万亿斤是可能的”(《回顾》第688～689页)。这期间关于试验田高产的报告更是节节上升。《人民日报》1958年6月1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的社论说：“截止今天收到的消息，全国最高记录出现在河南遂平县卫星公社。在那里，有二亩九分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3530，?5斤。”这就不是什么放‘卫星’，而是放‘大炮’了。此后‘卫星’越放越大，指标越来越高，达到了“近乎荒唐的程度”，试验田对于大面积农田来说是一种特殊、个别人们在一定时期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和技术力量，投入小面积试验田，使农作物出现与大田显著不同的现象和产量。可是决不能用这种特殊现象来推导一般，否则必然要脱离实际。用少数试验田的产量来推算大田作物的产量是大跃进中出现高指标，、浮夸风的原因之一。
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产量高低，其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社会关系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技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农作物的产量大体上是一定的。只有提高技术水平，农作物的产量才能提高。例如把旱田改为水浇地，产量就能提高。因此，对于估计产量高低之类的技术问题，不能用插红旗、拔白旗、大鸣、大放、大辩论之类的方法来解决。对农作物的估产是一个技术知识水平的问题，不存在政治性。像生物学领域中不能把李森科学派说成是无产阶级的，把摩根学派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样；也不能把估产高的人叫革命派，把估产低的人叫保守派。生产技术知识没有阶级性，不能用插红旗、拔白旗、大辩论等政治斗争之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由于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来解决技术问题，造成持不同意见的人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需要指出的是，高（低）估产与虚报(包括瞒产)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主要是技术问题，不具有政治性；而后者则是经济问题，具有政治性。虚报直接关系到国家与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国家根据上报产量决定征购量，集体经济也据此进行分配、消费。用插红旗、拔白旗之类的方法来解决估产问题是造成虚报、浮夸风盛行的重要原因，是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
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着浮夸风，一度还很严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大跃进本身是物质生产和建设运动，它不等于浮夸风。用浮夸风代替运动本身显然不符合实际，把造成浮夸风的原因归结为大跃进运动的原因显然也是不科学的。
由农业合作制所引起的农业生产力的变化，带来农业的大跃进，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客观必然。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才是大跃进运动出现的根本原因。
下面就来探讨大跃进运动本身的内容及其得失。
二、大跃进运动的内容与得失评价
大跃进运动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群众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这种具有开创性的事件，不能按一般的生产运动来考察，不能简单地按生产效果来评论，还应该考察这种开拓是否符合生产发展的方向，是否具备物质条件等等。正因为大跃进是群众运动，是具有开拓性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循规蹈矩按步就班的正常生产，必然会带来一些混乱和损失。因此，更不能抓住一时的混乱现象和损失，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现在有的人一讲大跃进就是一片混乱，就是损失。如有人写道：“为了寻找炼钢物资，全国上千万人进山找矿，到处挖煤，煤不够就砍伐树木，铁锅、剪刀、菜刀都放入了高炉，当了原料，”“不仅砖瓦瓷窑改成了小高炉、土高炉，而且把侵华日军和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碉堡、炮楼，甚至北京王府井大街两旁人行道上的砖块也被橇开运走去建高炉”(《交锋》第2l
页)。这些事实确实发生过。但是，砍伐树木、砸铁锅等做原料和橇开北京王府井大街的砖等等，都只是大跃进中的问题，而且是在一段时间内和在局部地区出现的问题。突出这些事实能够代表大跃进的面貌吗?任何伟大的群众运动，包括民主革命的基本经济内容——土地改革，要从中找毛病，也都可以找出一些。能用这些毛病来代表土地改革运动吗?当然不能。这种叙述方法颇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
也有一些人从运动的结果来评价，认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回顾》第710、719页)，“大跃进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使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大跃进’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是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不得不作大幅度的调整”，“人祸加上天灾，农业生产严重破坏，人民吃、穿、用非常困难。人的体质普遍下降，不少人患浮肿病，有些地方发生非正常死亡”(《晚年》第126页)等等。由于大炼钢铁运动是由农田水利建设等对钢铁的需要而引起的，但它本身并不具备充分的物质条件，因而所造成的损失和混乱也特别严重。整个国民经济，到1962年才开始止跌回升；农业直到1964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用了七年时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挫折。但是，如果把一切损失统统归咎于大跃进运动，显然就不符合实际。其实，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除了大跃进本身的失误外，确实还有天灾、苏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以及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失误等。
据统计，1960年和1961年我国受灾面积分别为6546万公顷和6175万公顷，是建国至今受灾面积最多的两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年平均数的2．8倍和2．65倍，这是天灾。(参看《中国统计年鉴》1983、1996年)。
苏联政府不同我国政府商量，于1960年7月通知全部撤走苏联专家，计1390人；并片面中止派遣按协议应派遣的专家909人；撕毁了两国政府签定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协议书以及其它协议，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及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冶金、原子能工业、国防工业和军事等40个部门的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被迫中途停顿，不能按期投产。如石景山钢铁公司的轧机正在安装和调整设备、兰州橡胶厂正在试生产、哈尔滨铝压延厂的铝镁车间正在施工中等等，都因苏联专家撤走而被迫停工，不能按期投产
(参看《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第199页)。这些也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之一。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不少失误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重要原因。因此，不能把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笼统地归咎于大跃进运动。必须特别说明的是，大跃进运动不仅有造成损失的一面，更有取得巨大成就的一面。不承认成就的方面当然作不出科学的评价。
大跃进运动发端于农田水利建设，由于具备物质条件，因而成效也较大。从1957年冬到1958
年春，从事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从二、三千万上升到高峰时的一亿人，在我国建设史上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仅北京市就建成了十三陵和怀柔两座大水库。十三陵水库工程量是18
0万土方，按照当时正常的施工方法要三年以上时间才能完工。由于先后集中了四十万人参加劳动，仅仅用了160天就胜利地建成了。怀柔水库控制流域面积达五百四十平方公里，蓄水一亿方，能浇地一百万亩，总工程量土、石方二百零九万立方(参看《薄一波副总理在怀柔水库落成典礼大会上的讲话》《北京日报》1958年7月21日)。天津市完成了‘咸淡分家、清浊分流’工程。天津的水源河道是海河，而海河又是一条潮汐河道，每天两次涨、落潮。当上游来水不足时，海水就趁潮上溯，进入市区，造成咸淡水不分；海河又是一条排水河道，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都往海河里排放。由于咸淡水不分，清浊合流造成水质很差，严重时自来水供应困难，有的工厂因水质恶劣被迫停工，郊区水稻秧苗有的因咸水致死等等。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建成了海河闸，改建了污水管网，基本实现了
‘咸淡分家、清浊分流’，使海河的水质得到改善。施工高峰时，在工地上义务劳动的人数曾达到10万人，工程投资8000万，为天津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市政建设总投资的1．3倍，工程规模是历史上空前的(参看《天津志》第六卷重点工程)。这一工程的胜利完成对天津市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全国各地的水利建设成就很多，有修水库的，有引水上山的，有洼地改造的，有整个流域治理的等等，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当时的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有个发言，标题就是《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是说截止到1958年1月
31日，四个月实现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我国四千年积累的灌溉面积的一半(参看《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五号第64～65页)。人们只要深入农村调查就会知道，大跃进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和深远。我国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大跃进。以五十年代为起点的农田基本建设的大跃进，六十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继续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估计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农业成就时指出：“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
--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
第301——302）
灌溉面积由三亿亩扩大到六亿七千多万亩，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我国农业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总共才积累了三亿亩灌溉面积，而新中国建立才二十多年，就把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可见二十多年的成就超过了几千年，这还不是大跃进吗？！
历史上我国的水旱灾害频繁。“水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是普遍、严重而有历史性的。据历史记载，我国自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共二千一百四十二年间，发生过较大水灾1031次，旱灾1060次，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大水灾或旱灾。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28年华北、西北、西南等区十三省普遍遭旱，受旱县占全国县份1/4强。灾民达1。2亿人，农产品收获量平均不足二成，很多地方颗粒无收。1931年全国大水，仅长江、淮河流域即有1。2亿亩，水稻损失占常年总产量的38%，棉花损失占常年总产值的24%。在清代267年中间，就发生了旱灾201次。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水利失修，山林破坏，旱灾更加严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2日）新中国建立才二十几年，“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这还不是大跃进吗？！
原江苏省的省委书记许家屯，《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发言》说：“解放以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省农田水利常年失修，淮、沂、沭、泗等河经常泛滥成灾，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望天收’的状态--------二十八年中，我们一共投入90多亿个工日，搬动二百一十多亿土石方，开挖7万多公里河道，建成1177座水库，筑起2802座闸坝，培修17000多公里堤防，建成了124万多个涵管、田间节制闸等小型配套建筑物。”（《人民日报》1978年7月
31日）江苏省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分不开的。山东省也是我国农业发展比较发达的省份。原省委书记白如冰说：“建国以来到1977年底，全省共开挖治理大中型河流三千多条；建成大中型水库175座，小型水库5053座，蓄水能力120
亿方；共建大小排灌站22039座；建设万亩以上灌溉区692处；打机井45万眼，全省现有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达6400多万亩，占58%；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达3969万亩，占36%。”（《人民日报》1978年8月5日）这些数字对不熟悉农业生产的人来说，可能形成不了什么概念。仅就江苏省二十八年投入90多亿工日说，按每个劳动力每年劳动300天计算，相当于江苏省二十八年，每年投入100多万劳动力，专门从事农田基本建设，这是多么伟大功工程啊！能说这不是大跃进吗？！
认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薄一波同志也承认大跃进运动取得重大成就，他指出：“1958年由于全国人民战天斗地，大干苦干，加上年景也好，核实后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比上年增长
2．5％。棉花产量为3938万担，比上年增长20．1％，钢产量(剔除土钢)800万吨左右，比上年增长49．1％。在钢铁生产的推动下，一些基础工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1957年比较，煤产量由1．31亿吨猛增加到2．7亿吨，发电量从193亿度猛增加到275亿度，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从2．8万台猛增加到8万台。”(《回顾》第709、710页)“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中，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加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纱锭占25．9％”(《晚年》第125页)等等。实际上大跃进运动的成就远不止上述这些。
大跃进运动的成果不仅表现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农业生产等方面，还表现在其它战线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北京的十大建筑。有些建筑虽然完工四十多年了，但并不逊色于现今的工程。
以上是就大跃进运动本身的得失来看。由于大跃进是具有开创性的运动，因此在评价大跃进时必须考察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些什么内容?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等等。只有结合上述内容，才能对大跃进运动作出全面而科学的评价。
大跃进运动的开创性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关系的方面；一是生产的方面。
从社会关系方面看是如何充分调动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企业内部干部与劳动者的关系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从共产党建立以来，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但是，建国以后，尤其是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二亿多农村劳动者已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所有者，如何调动他们的主人翁的责任感，调动起他们为社会、为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如何正确处理干部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根本问题，
从生产方面看，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看，如何发动这些生产资料的主人，使他们摆脱小生产者作为大自然奴隶的心理，敢于改造大自然，而且开创出一条科学的技术路线，使广大劳动者能够改造自然，就成为高速发展生产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大跃进运动在这样两个方面都为我国经济建设开创了一个新阶段。
在社会关系方面，大跃进运动使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得到了充分的发扬。亿万劳动群众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地奋发劳动。按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77、178页)。他要求干部以真正平等的态度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说：“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对待人，改进
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319页)。这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奴隶有根本的区别。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劳动者不过是生产要素的一种，与工具、设备、厂房同属一类。只强调劳动者要服从管理，遵守规章制度，不强调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只强调罚款、奖励，不讲调动劳动群众主人翁责任感，只讲少数人管理，不讲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等等，实际上是西方经济理论的运用。大跃进运动开创了与西方经济理论根本不同的原则。如果说过去强调了农村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那么1958年则开创了全国范围的干部、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的先河。上自毛主席、周总理，下至一般干部都到十三陵水库等地参加过劳动，当时北京所有高校的在校学生几乎都轮流到水库工地劳动过。大跃进所开创的原则：充分发挥劳动群众的主人翁精神，自觉地为社会劳动，为集体劳动，征服、改造大自然。这种原则不仅在大跃进期间而且在以后的生产建设中，在工业学大
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得到了发扬、贯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原则，而是用商品买卖的原则，就不可能买来大庆油田、成昆铁路、虎头山的梯田和林县的红旗渠等等等等，也不可能买来两弹一星等高科技产品。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方面开创了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要充分发挥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能力，就必须让他们掌握劳动资料和对象，否则虽有积极性，也不能进行生产建设。而一定时代有其既定的劳动资料。如二十世纪末，我国农村浇灌农田，一般都用水泵，平原上打的深井就用潜水泵等等。当这种劳动资料不足以装备多数群众时，能不能充分利用当时当地所能利用的各种劳动资料进行生产，提高劳动效率，这成了能否充分发动群众的关键。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其中心就是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土法上马，逐渐转变为洋法生产，由小型逐渐转向大型，这就是充分发动群众投入生产的关键。只有突破生产技术的陈规，采用较原始的技术，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大跃进运动中群众创造的这一条技术路线被概括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开拓了道路。从1958年以后，我国广大农村的改土治水运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由单纯的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到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在工业及其它方面，小化肥、小机械等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对我国的化肥生产、机械生产和农业生产等都建立了丰功伟业；尤其是其后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更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像原子弹、导弹等高科技的武器，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土法上马’后逐渐转变为‘洋法生产’的。可见，大跃进开创的这样一条技术路线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在我国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成就，除了靠充分发挥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精神之外，就是靠这样一条
“两条腿走路”的技术路线。如果处处追求‘洋法生产’，追求大规模、高标准，就不可能充分调动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只有求助于帝国主义，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自力更生为主
”了！
“自力更生”的力量就蕴藏在大跃进所体现的原则和路线之中。
总之，在评价大跃进运动时，不能仅看物质生产成果，还应该包括它所开创的原则和技术路线，看其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否符合我国的实际，否则就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只要从大跃进运动所包括的全部内容看，不局限于生产一时的曲折，就不会得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的结论，而应该承认大跃进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生产运动，是亿万劳动群众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的表现，是一条符合实际的技术路线的成功探索。正是在经过调整之后，继续沿着大跃进所开创的道路前进，我国才能在经济建设中取得辉煌的成就。、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成为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个成就是在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取得的。当时我们既没有那么多的钱“买现代化”，帝国主义者也不会卖给我们一个“现代化”。因此，更显示出大跃进运动的伟大意义。
三、大跃进与毛泽东
大跃进运动是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的，毛泽东同志反映了这一客观必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但是作为一个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研究其成因和得失时，本来可以抽象掉他个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发表的专著或文章中，往往把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全部扣在毛泽东的头上，把毛泽东反对过的一些错误也说成是毛泽东的错误，严重地歪曲了事实。因此有必要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有人说；“毛泽东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晚年》第125
页)。有人写道：“毛特别强调政治挂帅，……总路线就完全将客观经济规律搁在一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很短时间里，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狂飘聚起，云海翻腾，浮夸风、瞎指挥、高指标迅速泛滥。各地农村争相出现高产‘卫星’…”(李锐：《毛泽东的早年和晚
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第242—243页)。有人形象地描写道：“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在听取重工业部门汇报时，就主张钢产量每五年翻一番，今后就采取这种‘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
’。”((交锋》第18页)看！在这些人的笔下，毛泽东成了一个主观主义者，完全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喜好浮夸、高指标；是不顾实际情况主张“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的人。那么实际情况真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表现，充分证明他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而且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正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运用在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实践中。
在发动大跃进时，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畏气概，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的口号，号召广大劳动群众“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36页)，从剥削阶级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他又反复强调“办事要留有余地”，“要压缩空气”，
“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等等；在群众运动中出现浮夸风、高指标时，他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竭力说服干部、群众，提出要“尊重科学”，要“实事求是”，不要“务虚名得实祸”。但是他不给群众“泼冷水”，当运动出现失误时，他做自我批评，承认“第一仗打了败仗”(以上参看吴冷西：《忆毛主席》)。在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他身体力行，与群众同甘共苦，“七个月没有吃一口肉”，“两腿浮肿”(《晚年》第126页)，但并不惊慌失措，而是冷静地分析形势，改正错误，绕过暗礁，坚持正确航向，经过短短的三年，又把国民经济领上了正确的航道。这难道是主观主义者吗?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吗?当然不是。下面就通过事实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南宁会议开始时，毛泽东一上来就讲…
…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这里说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毛主席认为，一个时侯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忆毛主席》第48页)可见，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是为了给包括1955
年冬至1956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内的建设高潮撑腰，为了保护劳动群众的积极性而提出来的，
此后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一系列的会议上，他又反复讲要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批评贾桂式的‘奴才习惯’，赞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风格等等，充分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这些就不再叙述了。
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反复强调要“留有余地”，要“压缩空气”。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当毛泽东看到辽宁省计划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时，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又说：“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指基本改变面貌——引者注)。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 (《忆毛主席》第63页)虽然在估计发展速度的问题上，只有主客观符合不符合的问题，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分歧，但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的态度却鲜明地表现出来，宁肯被说成是机会主义也要坚持。
1958年4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现在报纸宣传报导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忆毛主席》第64页)。“他在武汉会议上讲，今后〈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传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种了几颗树就算绿化了，这
怎么行。……他提出宣传工作要务实：一要深入，二要细致，三要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
”(《晚年》第133页)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晚年》第138页)。在湖北省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晚年》第13
8～139页)
“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和党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在一片‘
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毛主席虽在赞赏‘六亿人民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最先冷静了下来。”(《回顾》第806、807页)
“在11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热衷于搞翻番的同志说；你们说服我是可以的，你们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们得打通我才通。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连别人，将来算起帐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晚年》第140页)他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千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晚年》第
138～139页)尽管他反复讲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的道理，但是仍纠正不了高指标、浮夸风的盛行。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名义，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文稿》第八册第237页)。“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成了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同上书)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实事求是的作风，本是历史上罕见的。但是，有些人却不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认真宣扬这种高尚的精神，反而把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等，统统扣在毛泽东的头上。他们认为反正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存在的问题也都是毛泽东造成的，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什么‘毛泽东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等等。这些说法，有的歪曲了事实，有的甚至颠倒了黑白。由于毛泽东坚持“气可鼓不可泄”的原则，主张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通过循循善诱，组织学习等办法解决，不主张用反冒进办法，因此形成了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
直到庐山会议召开的前夕，“关于高指标，毛主席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指标订得高了，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农业究竟增产多少?对增产三成，毛主席表示怀疑，他说：‘假定有三成，全国也只有4800亿斤。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10500亿斤的指标，就是按去年的实际产量，今年只增产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6000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4800亿斤的基础上。本来是富日子，也照穷日子过，这样安排好。”对“工业，明年的指标切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按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回顾》第846页)。类似的事实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为了反对浮夸，了解事实的本来面目，他不仅自己下去调查研究，而且派工作组去调查；组织干部学习等等。后来由于反对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扭转了斗争的方向，造成高指标、浮夸风继续蔓延，经济生活困难加重。直到19
60年底，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错误才得到纠正。
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失误也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唯物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的。他勇敢地面对现实，不讳疾忌医，不坚持错误，而是认真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他首先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出；“省委自己全面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
，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回顾〉第901—902页)他率先身体力行，组织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自己“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紧迫心情”，用近一个月的时间，离开北京到广州，沿途听取了七个省委和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了话。正是他的这种实事求是态度和一抓到底的精神，使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基层核算单位，由公社到大队，再由大队放到生产队，使生产与分配统一于生产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几亿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接三年的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回顾)第900页)。
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也不隐讳。1959年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去年(指1958年
——引者)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在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等等。吴冷西回忆说：“从去年(指1958年——引者)11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忆毛主席》135—136页)以后他多次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如谈到闯‘1070’这个祸时他说：“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回顾》第701页)。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不仅作了自我批评，而且带头承担所犯错误的责任，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
”。所以薄一波同志以亲历会议者的身份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越久，影响越深”(《回顾》第1027、1029页)。
面对上述事实，能说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失误是由毛泽东的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造成的?能把大跃进说成是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事实证明，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大师，才敢于在广大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思想束缚时，号召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把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自豪感、责任心调动起来，作大自然的主人，作社会的主人；当广大劳动群众发动起来，出现浮夸风、高指标等倾向时，又首先提出“压缩空气”，“留有余地”，抑制浮夸等错误；当运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面对现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认真解决，并且坦率地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这里有主观对客观认识的失误，但决不是什么主观主义，更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是事实和历史的结论。经历过困难时期的人，都深深地感受到那几年的艰难处境。但是，还有一些更尖锐的问题可能是一般人所感受不深的，这就是苏修对我国的压力，苏修与美帝、印度等反动派联合对我国所施加的压力。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除了面临国内的困难外，还要承担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只有经过艰苦磨练的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才能在短短的几年内，扭转乾坤，重新走上了康庄大道。
从发动大跃进至今已四十年了。四十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让我们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