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
---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郑言实
本文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完成初稿，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的第二稿、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的第三稿和二零零三年五月的第四稿。全文约十三万字，共有以下几部分：
写在前面的话
一、一个没有真正解决了的重大的原则问题
二、毛泽东同志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伟大历史贡献
三、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问题
四、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根本错误的还是根本正确的？
五、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问题
六、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问题
七、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八、关于党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问题
九、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丰碑，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伟大旗帜
十、历史的伟大启示和我们党所面临的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
写在前面的话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做出：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根本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的反修性质，根本否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以下简称“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结论。正如历史上任何一位伟人、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其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与结论之后，都必然要接受历史发展实践的不断检验那样，我们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所作的结论，也必然要接受历史发展的检验。如果我们真正站在辨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真正客观地尊重历史事实，真正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问题，真正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加以分析，那就应当承认，《决议》中所提出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结论，根本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辨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地、科学地、全面地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因此，根本不能认为是真正科学的和有说服力的，也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更不能认为这是真正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的！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魏巍同志，曾经多次发表文章，尖锐地批判了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国际国内出现的种种“非毛化”反动思潮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魏巍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说：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应当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采取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如果我们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或者站在调和的改良派的立场，去观察，去研究，那就只能得出荒唐的结论。”魏巍同志联系了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深刻地指出：“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三十多年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惊人预言。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此后，他又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关于反修防修、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做的重大贡献。对于已经变质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和还未变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是异常宝贵的理论武器。”“当然，这位历史巨人，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创性事业中，也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这些失误，究竟有多大，是什么性质，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放在历史长河中应怎样看，都要作客观地、公正地和历史唯物主义地考察。也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具体分析，有些事，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宜笼统否定。我于一九九一年写的《认识真理也需要时间》中曾说：‘发现真理需要实践，需要时间，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现了某一真理，人们认识它懂得它，也需要时间。’例如毛泽东远在三十年前就提出，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在当时人们还只能半信半疑，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例。而现在不同了，苏联、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的论断就不能不令人折服了。”（《话说毛泽东》第１１０、１５７页）这表明，魏巍同志是根本不赞成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所采取“彻底否定”那种作法的。
邓力群同志于一九九一年十月，在为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领导干部学哲学札记》一书所写的题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的序言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肯定的回答和精辟的论述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似乎已经为人们所承认。但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不敢或不愿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并且联系实际，具体地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六个方面的内部和外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邓力群同志说：“工人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之前，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必须与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潮、西方反共思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国内的自由化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实现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在根本政治原则上的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邓力群同志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重要教导，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总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一九九一年十月廿三日《人民日报》）这是邓力群同志根据进入八十、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客观实践现实，进一步对“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论所作的非常深刻的思考与回答。
不仅如此，我国思想理论界发表的反映这方面的重要文章也很多。人民大学许征帆教授一九九一年四月廿二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反对机会主义的光辉典范──纪念列宁诞辰１２１周年》，吴易风教授一九九五年九月访俄后写的《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高校理论战线》一九九五年第１１、１２期），以及《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贵州经济月刊》一九九六年第７期）等文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坦诚地讲，笔者本人从来就没有完全赞成过那个评价结论，特别是有了一九八九年发生在我国的“六·四”事件，有了苏联、东欧通过修正主义的阶梯而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血的沉痛的历史教训，有了我国改革开放廿多年以来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使得笔者更加坚信自己早就有的一些看法。值此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和逝世廿七周年之际，笔者把自己长期所思、所想写成这篇纪念文章，以期同党内和社会上一切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相互交流看法，从而更加正确、更加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更加端正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及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并以此来纪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
对于党中央已经作出的决议、结论，我们一般共产党员还能不能继续对其进行研究？特别是还能不能根据历史的发展和实践的检验，发表一些不完全一致的看法与意见呢？是不是党中央一旦作出了决定，就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了呢？这是一件非常重要而又非常敏感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
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不仅我们党内和社会上每一个革命同志的言论和行动的正确与否，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且我们党的决议、决定、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也应当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决议、决定、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要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决议、决定、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同样应当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对的就要坚持和发扬，错了的就应当坚决加以纠正，不完善的就要把它完善起来。
第二，绝对不能按“两个凡是”的标准和原则认识问题。我们对马、恩、列、斯不能实行“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态度，对毛泽东同志不能实行“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态度，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领袖和高级领导人的思想、理论、观点、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具体主张，同样不能实行“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态度；不能认为，我们对马、恩、列、斯、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是可以讲的，是可以根据历史实践的发展去批评和纠正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错误，而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领袖和高级领导人却不能讲一个不字；不能认为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正确的，他们的书不是圣经和教条，而认为现今的领导却总是正确的，他们的书反而成了圣经，即使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的，也不能说一个不字，只能是最高领导人怎么讲，你也怎么讲。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第三，要坚持按照党章和宪法的原则办事。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按照党的章程，按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不仅对党的一般的工作问题与政策问题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且在严格遵守党章要求和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对党的决议、决定、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也可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人包括党的中央领导人，既可以发表拥护的意见，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批评和反对的意见。同样地，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对我们的国家机关、国家公务人员和国家事务完全可以发表个人的看法与意见。每一个党员和公民都有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合乎党章和宪法的，不是非组织活动，更不能看作是非法的活动。
第四，“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这一著名的革命论断和原则之后，就一直是全世界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的革命信条。列宁、斯大林曾多次强调过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更进一步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１３２１页）敢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与“共产党员必须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应当是统一的，党中央提出这一要求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政治纪律所要求的。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的领导人更进一步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这就不怎么正确了。这是把我们党的政治原则、政治纪律同党处理思想问题上的原则混为一谈了，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它实际上是进一步在思想问题上提倡“两个凡是”的标准和原则，是在推行对下的专制主义和对上的奴隶主义，是违反党章规定的，因而是十分错误的，也是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反对的。按照党章的规定，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遵守党章和党的政治纪律的前提下，共产党员是可以保留自己不同意组织决定的意见的，是可以向党组织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包括发表不同意党的领导甚至最高领导的意见的，并且应当勇敢地公开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敢于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而绝不讲假话，努力做到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样一种生动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党应当大力提倡的。
为了真正从原则上搞清楚这一问题，建议同志们不妨研读一下列宁在一九零六年五月、十一月写的两篇文章：《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并同时读一读列宁在一九二零年和一九二一年为第九次、第十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两个决议草案：《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草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看了列宁这些文章中的论断，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认清这个真理。列宁指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提出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列宁全集》第二版第１４卷第１２１页）列宁在回答党员能不能对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发表不同意见，能不能批评党的决议，怎样理解“党内的批评自由同党的行动一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时写道：“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允许的。”关于党员能不能批评党的纲领，怎样理解“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原则时，列宁指出：“不妨回忆一下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普列汉诺夫是这样讲的：“我们的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当然这不是说纲领一旦通过就不能批评。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承认批评自由，但是谁愿意始终是党员，他就应当深知在进行批评时也始终站在纲领的基础上。”列宁认为这些是正确的。列宁指出：“当然，在实践中运用这一原则时也会引起争执和误会，但是只有根据这个原则党才能很好地解决一切争执和一切误会。”（《列宁全集》第二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９页）列宁讲得多么好啊！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宁建议并由俄共中央作出决议：“创办报刊（争论专页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９卷第２８８页）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这个旨在反对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中，在强调反对派别活动的同时指出：“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而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敌人的方式。”提倡有什么不同意见提交全体党员讨论，而“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等等形成的集团去讨论”（《列宁全集》第二版第４１卷第８２页）。用列宁的这些思想来对照我们党现在所提出的霸道的“一百年不变”口号，究竟哪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就非常清楚了吗？！并且，不肯定党内批评自由这一点，我们怎么去评价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恩格斯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列宁批判俄共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合法性呢？！
和列宁一样，毛泽东同志也是赞成“行动一致和批评自由”原则的，他关于党内“既允许批评自由，又允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的论述也是很多的，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都在原则上主张批评自由呢？这是因为，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任何真理几乎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被却认为真理的东西，则应当保留下来；否则，则应当摒弃掉。可是，什么是真理呢？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只能是实践。然而，唯有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才能充作评判真理的真正标准。可是，又依靠什么标准来判定那些实践是一时一地的局部实践、那些是普遍实践呢？只能在斗争中前进了。只允许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倡盲从，不允许独立思考，不允许争论，不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不允许发表批评意见，不让人讲话，实行这样一种所谓“党的纪律”，实事求是的党风又怎么能够树立起来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又怎么能够发展起来呢？这绝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针！
第五，共产党人还必须有十分坚定的革命信念：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坚信马克思主义者是打不倒的！
上述五条，就是笔者撰写这样一篇文章的一个最基本的立脚点与出发点。
笔者认为：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对这一类研究的支持上确实是很不够的。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批判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潮，可以说采取一种“宽松、宽容、宽厚”甚至纵容、鼓励、支持的态度与方针，而对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却很不热心、很不重视、很不支持，甚至视作一种思想不解放的“左”的行为或教条主义的表现，视作“两个凡是”那样的个人迷信的东西，视作林彪“四人帮”反动思想的流毒，视作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新动向。“六·四”事件平息之后，党中央刚刚部署搞了一段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活动，竟被有一些领导人看作这是搞形式主义，是反对改革开放、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进行批判和指责。为了避免党内产生不必要的思想斗争，党中央改而提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新的更加神圣的口号，这大概不会再有人反对了吧？不，有人发表文章说，岳飞文天祥是“兄弟阋墙”，不应当做为民族英雄。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重提“两个务必”，竟然得不到大力宣传。报刊上、电视里提到党的指导思想时，都不按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中的提法，而仅仅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竟有人用“雷锋也带高级手表”的照片来抵制、嘲讽。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能旗帜鲜明地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不能理直气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呢？就是因为事实上这些同志早已不主张再提“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口号了。他们认为，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已经不能解决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了。至于毛泽东思想，不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应该排到第三个里程碑的位置上，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也仅仅是“上篇文章”的而已，而“下篇文章”则是由新的伟人的新的理论所代表了，他们认为，当今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支柱，已经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代之了。导致我们党已有多年不再强调和提倡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著作了，而是以学邓小平理论、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替代。在这廿几年里，在党内、在全国甚至出现了比毛泽东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我党多年不读马列”的状况还要严重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所做的《决议》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客观、不科学、不正确的低调评价，无疑有着很大的关系，它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至今已经几乎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对此，每一个坚定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都确实不能再不闻不问了！
应当十分清醒地看到，是否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不仅仅是对于党和党的历史的评价问题，不仅仅是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究竟举什么大旗、坚持以什么样的理论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和前途等等重大的原则问题，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的斗争实质，还是十五年前汪东兴同志曾尖锐指出的那样：“一是不要砍旗，即不要砍掉毛主席这面旗帜。二是不要丢刀子。丢刀子是什么呢？就是马列主义的刀子，毛泽东思想的刀子。苏联人已经把马列主义的刀子丢掉了，我们可不要干那种蠢事。第三，你们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汪东兴同志那时的担心，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十几年来党内外确实有一些人一直在想做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那样，甚至更为严峻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关心研究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都应当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这是历史对我们党、对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者的最严峻的考验！
今年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也是毛泽东同志逝世廿七周年纪念。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旗手与领导人，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和诗人，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了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都将永远怀念他！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廿七年了。在这廿七年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我们党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公开地揭露和批判了所谓的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之后，不仅在我国国内，而且在世界上都出现了一股批判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逆流，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也骤然由热转冷，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出版工作长期处于停顿状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批判毛泽东同志的声音大大超过了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声音，晚年的毛泽东同志从原来被神化的地位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者，甚至连他伟大的人格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怀疑、诽谤和攻击，一时间毛泽东同志与毛泽东思想都大大失去了其光辉。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及其发展又总是不断地对人们一时所形成的那种时髦的理论观念与定性的结论给予巨大的冲击。自从一九八九年以来，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六·四”事件以及苏联、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后，与国际上出现的研究毛泽东热相呼应，在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中国的大地上，再一次出现了自发地学习、研究、宣传和崇尚毛泽东同志及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重又响彻了神州大地。应当说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而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呼唤，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必然。它向我们表明，中国人民十分怀念毛泽东同志，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需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因此，在当代国际国内斗争风云变幻的新形势下，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到的大曲折与大倒退，在世界无产阶级与革命人民保卫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成果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不但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宝库中汲取营养和力量，而且更加需要从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宝库中汲取营养与力量，需要重新全面深入认真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理论，包括他晚年的重大理论贡献，并重新确认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对无产阶级与革命人民的一代领袖与导师的公正、客观的评价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对过去和今后革命运动历史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时代与现实斗争赋予我们的一个极其重要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和逝世廿七周年之际，我们尤其应当特别重视这一任务。
在这篇文章里，笔者想紧紧围绕这个重大历史问题，谈谈我们的一些认识和看法，以此作为纪念我们伟大领袖与导师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一份献礼！
一、一个没有真正解决了的重大的原则问题
历史上当一代伟人逝世之后，对于他的一生的业绩、他的历史功过是非、他的学说思想理论，人们总是要予以评价的，并且这种评价又往往总是和当时的历史事件、历史运动相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又往往是对当时历史发展的一种评价。毛泽东同志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人，对于他和他的思想理论的评价，特别是对他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评价，当然也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问题，必然也是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一种历史评价；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发展的一种历史评价，也是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与历史事件的一种评价；是我们党对自己的领袖和导师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我们党所领导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历史所采取的最基本的态度问题，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态度，也是对未来历史的态度，因而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任务！
正如伟大导师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生前都曾一再强调过的那样，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从来没有过的。毛泽东同志也象历史上任何一位伟人那样，他也不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完人，他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极其伟大历史贡献的同时，也有缺点和错误，甚至犯过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但这种缺点和错误丝毫不能替代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实践中的历史作用，以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不断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掩盖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实践伟大理论的光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批判了“两个凡是”即“两个都要维护和遵循”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同时，在党内和社会上却出现了一股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的潮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不仅没有有力地回击“否定派”的反动思潮，反而作出了《决议》中“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结论，对这股逆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在《决议》之后，我们党不仅对国外，就是在党内和国内，也基本上不再强调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了。出版毛泽东选集和全集著作的工作基本停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口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消声匿迹。而与此相应的却是：党内外批判毛泽东、批判毛泽东思想、批判社会主义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党内和社会上的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十分严重地泛滥开来，一些资产阶级文人政客更是不甘寂寞，拼命地散布“伤痕文学”、“经济崩溃边缘说”、“动乱说”、“个人崇拜说”、“权利争夺说”等歪曲事实的谬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学说，极力丑化、攻击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甚至不惜制造谣言，污蔑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用以达到非毛化。在他们的笔下，毛泽东同志不仅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到成了玩弄权术、玩弄阴谋诡计、心胸狭窄、报复心极重的封建主义皇权思想的小人。而把那些不愿讲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已经平反或尚未平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标榜成了一心为民、一心为国的忠实的马列主义信徒。
一时间，阴云密布，污言横流，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帝国主义乃至卖国主义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充斥着所有的宣传舆论阵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修正主义理论，被帖上“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标签。否定三十年建设成果、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否定抗美援朝、否定解放战争、否定抗日战争、否定岳飞、否定文天祥、否定民族英雄、否定民族气节等等等等。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也仅有廿多年的最辉煌。中华民族的历史成了帝王将相史，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就剩下才子佳人小姐丫环的纯真爱情、武士的打斗争风、清官的除暴安良。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没有了，只有清官贪官之间的明争暗斗，英明皇帝的微服私访，英雄豪杰的暗杀行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也没有了，只有忠君报国、抗击侵略的武将猛士。摇身一变，欺压农民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封建皇帝，成了爱民如子的明君贤主；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成了人人敬仰的民族英雄。甚至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九日《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中，竟公然地宣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为李鸿章、慈禧、袁世凯等中华民族的败类、卖国贼鸣冤叫屈，“要善待自己的先人，因为我们也会成为先人。我们不能总用批判的眼光挑历史人物身上的问题，应该多看他们的贡献，建立一种同情的理解”的一派胡言！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又播出了与马勇观点不谋而和的电视剧《走向共和》。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第四次自由化思潮正在悄然涌起。这次自由化思潮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既有九十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有企业日趋势微，非公有制企业迅速崛起，出现大批私营企业家作为其经济基础，又有当今社会腐败日益猖獗，腐败分子级别越来越高，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大作为其政治基础。毫不夸张地说，《走向共和》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河殇》，是与《河殇》一样，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为标准，看待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历史，看待中国现状、中国政治制度。其核心，就是全面否定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精髓，全面否定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成果。已经成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四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批判过的，不讲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资产阶级唯生产力论，被戴上“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光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思想，重新堂而皇之的被奉为神圣，走上前台；明明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破公有制、大立私有制，还要挂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招牌；明明是走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的老路，却被说成是农村经济改革的新方向；明明是在残酷剥削和压榨工人剩余价值中获取利润、不顾工人死活的资本家，却要戴上“民营企业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桂冠；明明是将毛泽东时代创立的国营企业化公为私，卖光送光，却要用阉割、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股份制思想为其正名；明明是要把在经济上已取得统治地位的资本家拉入共产党，使其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变无产阶级政党为资产阶级的“全民党”，却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甚至有人公然叫嚣修改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动用国家机器来镇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的反抗斗争，保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
在文艺界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张贤亮在他的《小说中国》中公然地叫嚣：“私有制将与共和国共存亡，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高呼：‘私有制万岁！’”而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由梁晓生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中，则尖锐地触及了今日之中国是否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一敏感问题，并以自己亲历亲闻的实例，对当代资产者和买办者阶层中广泛存在的官商勾结、不法经营、权钱色交易现象，以及他们对雇工的使用和剥削情况，对其自身社会角色的自我意识和特定思想心理活动的自我表白等等细节，详细地作了描绘，深刻地进行了揭露。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被当作“刀子”丢掉了。不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政治，不讲姓“资”姓“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等谬论话言未落，北京西单的“民主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狠狠地嘲弄了这些人。究其根源，不能说不是“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所造成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
与上述否定派的观点以及党内“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观点截然相反，国内的许多老一代革命家，许多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群众、解放军战士、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一开始就不同意对毛泽东同志采取这样一种十分错误的态度，根本就不同意那样的理论和观点。恰恰就在我们“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全面放弃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防修的口号与斗争之后，我们党内国内的现实斗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曲折历史，特别是苏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瓦解崩溃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都十分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革命理论之伟大与正确，证明了党内和社会上一大批人们许久以来心存的疑虑与看法。历史的发展不仅没有按照“彻底否定论”的观点前进，反而正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前进的。它不但是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之无比科学的有力证明，也是对“彻底否定论”观点所作的十分有力的历史性反诘。同时还向我们表明，《决议》不仅没有真正地解决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问题，甚至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
今天，历史的发展再一次把怎样正确对待与评价毛泽东同志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作为一个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应当勇敢地接受历史发展实践的检验，敢于对过去所做的错误历史结论，特别是对“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错误结论进行认真的反思，重新做出真正科学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实际的、能够经得起历史发展检验的结论来，这是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个无可回避的十分紧迫和十分重大的历史性任务！
二、毛泽东同志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伟大历史贡献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不仅是我党、我军和我们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而且是继列宁、斯大林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人，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伟大历史新时代。关于这一时代的定义，魏巍同志引用了列宁的论断：“列宁曾经提出，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现实看，这个看法并未过时”。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早在本世纪初，列宁就十分重视亚洲的觉醒，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口号。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到二次大战之后，欧洲革命高潮逐渐过去，亚洲的革命烽火则越烧越旺，此后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革命的胜利。还在十月革命时，列宁就提出如何架起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之间桥梁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把东方民族殖民地人民革命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使其革命的前途能够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了的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而中国革命正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成功地解决了这一任务的伟大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东欧和亚洲一系列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继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于一九三六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和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也先后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欧亚一系列国家革命胜利并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使社会主义不仅在一国而且在一批国家中第一次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运动。与此同时，怎样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继续前进？怎样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又摆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面前，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了的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向多国胜利不断扩展的新形势下，在国际范围内帝国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日益勾结起来的新的非常曲折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迎头痛击国际反革命潮流的严重挑战，进一步巩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与阵地，并以此为根据地，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继续推向前进，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的新的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捍卫了列宁的伟大事业，领导苏联人民保卫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胜利，继而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建设的伟大胜利。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托落次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机会主义集团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列宁主义。但从一九三六年之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察却离开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因而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也就基本上停滞了。他对列宁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提出的上述几项重大历史任务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论述，但从整体上讲，在他那里并没有真正形成解决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没有能够在实践上解决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的问题，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他逝世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很快就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因此，高举和捍卫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落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身上。
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向前进。从一九三六年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伟大代表，已经是毛泽东同志了。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生的奋斗中，为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贡献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诸方面上，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增添了极其丰富的内容。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就是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伟大的历史贡献。这是当代任何人都无法与之比拟的。他无愧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理论与革命事业的最伟大的继承人，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当代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时代的旗帜，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是世界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三、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问题
为了坚持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要首先弄清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以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时算起，已经有五十八年的历史了。这五十八年间，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定义的概括，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有三种不同的提法。
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就正式写进了党的章程。七大新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讲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主义的革命中之继续与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且特别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国际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的有益的贡献。”
从七大起一直到五十年代期间，我们党一直坚持上述这个提法。这是与当时的历史实际和历史条件相一致的。因为在这期间，一方面当时革命的中心无疑还在苏联，斯大林仍然是继列宁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与旗帜；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发展的毛泽东思想，还处在形成和发展阶段。所以七大的提法，是作为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实际，因而是正确的。
第二时期的提法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即关于“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发展都巨大地前进了。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一次发生了历史大曲折，世界上第一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从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大论战。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唯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高高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奋力展开了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批判，继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新的斗争条件下，进一步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示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又有了新的提法，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一九六零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一提法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肯定了的提法，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３８４页）一九六六年林彪又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概括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关于“全面崩溃”和“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提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在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批判了林彪关于时代的提法，指出时代没有变，我们所处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此，以后林彪的那种提法就不讲了，但我们党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提法，这是第二个时期的提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批判和纠正所谓的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过程中我们党又形成了第三种提法，这就是《决议》中的新提法：“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决议》定义的前提是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其基本的依据就是前面提到的“两个彻底否定”的观点。但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国际国内斗争历史发展的实践却一再地向这种“彻底否定论’的观点提出了严重挑战，它从许多方面表明，《决议》所作出的这个新定义并不是一个真正完全科学的和正确的定义。
第一，它所赖以作出的“两个彻底否定”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论述中再展开来分析。
第二，它没有正确地指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历史根源。
第三，它也没有真正讲清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内容，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供的新的理论贡献。
第四，它没有科学地表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机联系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第五，它没有正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性质与国际意义。
正如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中已经作出的分析那样，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条件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列宁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不同的。当然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的时代条件来说，正如毛泽东同志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所指出的那样，时代没有变；但同样不可否认，毛泽东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确实是极大地改变了，否则革命运动的新的历史任务就提不出来，从而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这些新的历史作务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并且，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而是如同列宁所讲的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了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象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现象，而必然是一种国际的现象，是根源于十月革命胜利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史发展进程的国际现象。它不仅仅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时对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也必然具有最一般的理论指导意义。列宁曾经指出：“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单行本第４页）他还指出：“由于俄国很落后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必然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能涉及到的只是非主要之点。”（《列宁全集》第３０卷第８８页）“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单行本第３页）同样，中国革命的原则特点所涉及的也只是一些非主要之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与策略基础，也一样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试问，今天有谁能说，毛泽东同志所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年总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国际反修大论战中的光辉文献等等，它所阐发的原则仅仅只对于中国才有意义，而不是对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民族主义国家、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吗？！
《决议》的这个定义，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思想，这就把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要义给丢掉了。回顾历史，季诺维也夫在定义列宁主义时，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党的七大以后，王明在定义毛泽东思想时，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们的这种定义，分别遭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批判，认为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在根本上否定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即国际意义。《决议》也同样讲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实际上否定了七大的正确定义，这和季诺维也夫与王明的那种定义的原则是一样的，在根本上否定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即国际意义，因而是错误的。
而且还应指出的是，《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宝贵结晶”。这种说法延续下来并影响了人们的思维。这句话虽然是一个无可怀疑的真理，但把它放到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中去就大谬不然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思想岂止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智慧的结晶。列宁就多次地讲过，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思想史上的最光辉的成果，是全人类智慧的光辉结晶，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就直接是对资本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光辉成果和工人运动早期的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与继承。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里还应当再加上全人类智慧的结晶、特别是加上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成果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结晶呢？显然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决议》的这个提法，表面上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贡献，说明毛泽东思想并非属于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思想。而事实上我们党其他领导人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党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贡献相比拟的，根本不能把他们提高到象恩格斯对马克思和斯大林对列宁那样的第二或第三提琴手的地位。（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五日恩格斯在写给贝克尔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时，我拉第二提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４０页）
首先，任何思想和学说都不是孤立产生的，总是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这在《实践论》里面有阐述。所以，毛泽东思想当然是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没有这些思想活动。
其次，思想和学说体系的形成必须通过人的思维，进行分析、推理、归纳、判断，得出结论，这是需要站在历史前沿的人，并具有很强写作能力的人，才能够完成。长征到陕北之后，我们党内只有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系统地思考、总结中国革命的规律、战争规律和历史教训。如果他不去思考，或者不去写，党内就根本不会有成熟的、系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这不是谁叫他写的，而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人物自觉的行动，写出来以后作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的指针。很清楚，没有毛泽东同志，当然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其他人是根本完不成这个任务的。
毛泽东思想真的有很多人参与进来吗？大家都很清楚，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全是自己动笔写成的，从文笔上看有着鲜明的特点。不仅如此，他还不断告诫各级领导也要自己动笔。他写的文章或者代替中央写的文件，由于高瞻远瞩，在中央讨论时从来没有修改过，这是很多人的回忆中都谈到的。如最近发表的“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一文，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是毛泽东对一些从“国统区”新来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中暴露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了深入地调查，找了很多人谈话以后才写成的，博古看了以后十分赞赏，催着尽快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了很大反响，连“国统区”文艺界也争相传看，从而诞生了党的文艺路线。在这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可以看看其他领导人的选集，都是谈具体工作，没有理论，更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和毛泽东同志完全无法相比。除了毛泽东同志代中央起草的一部分文件以外，毛泽东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自己独立观察、分析、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果。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把这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升华成为理论，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才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因此，毛泽东思想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受到全党所接受，则是历史的必然。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总结的这些思想，是全党实践的结果，其他领导人也有自己的贡献，有些经验就是很多人一起创造的，不都是毛泽东一人的功劳，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实践和讨论，毛泽东思想也不可能建立。这个话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按这个说法，马克思的学说就是第一共产国际集体智慧的结晶了，列宁的学说就是俄共（布）的集体智慧结晶了，因为没有巴黎公社、没有十月革命，也就没有他们的思想。你写一篇小说也是集体的结晶，因为你是根据社会生活写的嘛，发表时编辑还要帮助你修改，还要审稿，大型作品还要反复讨论、修改。就好象你踢了一场足球，踢完了以后你写了篇感想文章，你能够说这文章是球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吗？这不滑稽吗？打了一场仗也是这样的道理，有人在战斗后总结了经验教训，难道就变成集体智慧了吗？这是典型的贪便宜心理的表现，有好处就捞。如果真象《决议》所说的那样，为什么改革开放这廿多年来那么丰富的实践却形成不了理论呢？
也许有人会说，谁说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去世后没有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吗？那么，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那不是理论，他的书属于口头政治，没有理论的东西。邓小平说了话，别人就开始论证、宣传。至于把那个东拼西凑搞出来的大杂烩式的“三个代表”思想当作理论，就更是可笑了。他们是根本不能和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的！既然不能称其为理论的东西，要把它抬的那么高，究竟要干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宣传个人吗？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提高到相同的地位，直至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取代毛泽东思想。目的就是要用修正主义思想改变党的指导思想，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变无产阶级政党为修正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如果说开始时修正主义分子还只是羞羞答答地偷天换日，十六大上则是赤裸裸地、无耻地将改变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为全民党的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塞进党章。它标志着“同路人”已经公开、彻底地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分道扬镖，义无反顾地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呢？究竟应当如何对毛泽东思想定义呢？
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日益联合起来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向多国胜利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与发展的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全面地、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概括地讲，毛泽东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策略，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策略，是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论与策略。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伟大旗帜！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旗帜！是世界革命胜利伟大旗帜！
这个定义虽然表述得长了些，但只有这样讲，才更完整，也更科学些。
当然，对上边这个定义，我们也可以概括得更简洁一些。如果用一句话来讲：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提法将林彪提法中“两个全面”给去掉了。因为世界历史的演进尚未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大决战的形势，但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样的表述历史地反映了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展的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点，表明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成功地解决了人类历史发展所提出的新的重大历史课题与任务，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这种提法，最早见于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在这本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引用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取代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论述，并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并特别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而后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再就是见于一九六四年《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于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个提法，表明当前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世界革命正在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这个提法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观点，也是十分正确的。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遇到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课题，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的那三大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到实践上对解决这几个重大历史任务作了最伟大的贡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从而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理论──毛泽东思想。
上面这个定义，不但正确地回答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根源，而且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联系，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为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的国际意义。
这个提法和《决议》的提法的根本区别在于，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以及他领导的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给予根本肯定的基础之上的。应当说，这是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结论。当然，这两个定义究竟哪一个更正确些，这不是由谁来宣布所决定的，关键在于其立论的基础哪一个更正确。对此，我们必须作出真正历史的科学的问答。
四、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根本错误的还是根本正确的？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立之后，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中所遇到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同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到他逝世的这几十年里，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的探索与实践，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就是他为我们留下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成果，毛泽东同志曾把创造这一革命理论并付诸实践，当作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所以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所干的这第二件大事，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评价问题，而且关系到对我们党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几十年历史发展的科学评价问题，是我们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采取的根本态度问题，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根本态度问题，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根本态度问题。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评价，曾经历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时期。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是全面肯定的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则转到全面彻底否定的时期。在一九九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我们虽然又改变为“根本否定”这样一个新提法，但是“否定”这一点并没有改变。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评价才是真正正确的呢？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以历史发展的逻辑与实践作为依据，那就应当承认，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科学的和正确的，而不能认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理论。很显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是一个缺乏辩证分析的、片面性很大的结论，很有点赤裸裸的形而上学的味道，因而不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价。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上升时期的东西，尚且采取的是辩证批判的态度，即扬弃式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古典哲学、英国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辩证批判继承的最伟大的科学成果。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和工人阶级尚未独立地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时期的不成熟的思想理论，尚且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我们怎么能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倾注了极大精力的理论创造，对一个溶集了集体智慧、党的智慧、人民的智慧和历史智慧的博大精深的理论，反而来一个彻底否定或根本否定呢？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按照“彻底否定论”观点来看，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革命家，他呕心沥血艰苦探索所建树起来的宏大理论，不仅没有可以肯定的“基本内核”，甚至不存在可以肯定的“合理内核”，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一堆废话或谬论而已，因而只配我们革命的后来人将其彻底否定、彻底抛弃。这怎么可能呢？！
为了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应当正确地看到，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从建国前后特别是在一九五三年以来逐步提出和形成的，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才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第一次实践。
当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并向全党同志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１４２８页－第１４４０页）。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察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７３页）“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５６页）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三反” “五反”运动中党内出现的错误时，就提出必须“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指出在党内“有的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份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样三种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９１页）这实际上正是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有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思想的雏形。
“反右”斗争开展以后，毛泽东同志又针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作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７５页）毛泽东同志是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精辟分析和正确认识基础之上，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一伟大理论的。
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理论的根本立论基础，就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认真地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科学理论体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断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思想与方针政策。因此，这个理论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理论体系，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学说思想理论体系，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理论体系。这一学说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理论贡献，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早在六十年代初进就进行过非常深刻的论述，他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不要继续革命的提法，并把这一套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作为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并且也是他最早提出了“三个五十年”和“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命题与论断。
艾思奇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新理论的提出，可以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起点，此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理论思想写成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和完整的地提出来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可以比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样的划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决了对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的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武器。这篇伟大著作的发表，曾引起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可以说震撼了全世界。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报纸都发表或摘要发表与报道了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纷纷发表文章，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新发展。当时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还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作了比较，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已，而毛泽东的文章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伟大理论，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历史发展的实践也一再证明，毛泽东同志树起来的确是一面全新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光辉旗帜，它划分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永远是指导我们胜利前进的科学指针。虽然理论的创立和实践的成功运用绝不能直接地等同起来，并且毛泽东同志在运用这一理论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伟大而艰苦的探索与实践中，他一样既有成功的实践，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国内外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一再证明，这一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真正科学的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
回顾历史发展，我们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新理论，是在批判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评》中。在这篇马克思主义的檄文中，我们党把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概括为十七条基本内容（这里十七条的说法，还包括了十五条后边讲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和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内容）。历史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这十七条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在此后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中有哪一条是根本错误的。
我们党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第二次比较系统的概括，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是一九六七年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的六条新概括。这篇重要社论进一步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第三个里程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一种说法一直认为，这篇社论所提出的新概括是代表了林彪、“四人帮”的观点，是林彪、“四人帮”的概括。很显然，这是企图用林彪、“四人帮”的名声来贬损毛泽东的伟大理论，是可鄙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应当说，这个概括虽然产生于林彪、“四人帮”在台上的时期，但仍然是党的观点，是党的概括，并且这个概括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修改同意后签发的，因而也是毛泽东同志所认可了的。所以，从党性出发，我们绝不能任意地讲那样一些极不负责和极不实事求是的胡话。
问题的关键既不在于那篇社论是谁起草的，也不在于毛泽东同意与不同意，而在于当时概括的那六条内容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是根本正确的还是根本错误的。
为了便于分析判断，我们不妨把当时所讲的那六条内容全部转述在这里。
两报一刊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第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
第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政主义的根子。
上述这六条，主要是对一九五六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思想、新理论的高度概括。这六条概括我们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能说是最科学的和最完备的，但从总体上讲，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更是无法彻底否定的。历史上作为真正科学的东西，也绝不会因为哪位大人物、哪位理论权威随便宣布彻底否定就可以否定得了的。相反，一个伟大的真理，在被一些权威大人物一次又一次地宣布否定之后，它却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越来越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毛泽东的伟大理论也是这样，当我们庄严地宣布将它“彻底否定”之后，它反而越来越被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所证实，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论提出了怀疑，他们越来越相信毛泽东英明论断的根本正确性。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苏联、东欧各国的历史发展更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确实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党内会产生修正主义，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不断地向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作斗争，将他们已经窃取的权力夺回来。这个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彻底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继续。这是一个屡被历史发展所一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只要我们不是采取驼鸟政策或阿Ｑ主义的态度，那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此外，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相当长、三个存在、四个要和三个讲”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评价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也应当说是根本正确的，而不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条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政治上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不断革命的政治路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则是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根本路线。虽然毛泽东同志把这两条路线分开来而没有结合起来统一提，但绝不能否认它们的一致性，它们的基本精神都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既讲政治路线，又讲建设路线，把二者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既强调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根本原则与方针，是站得高和看得远的，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理论原则与指导方针。虽然我们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在急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行“赶超战略”的大跃进的口号下，由于认识上的严重片面性，一度时期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与经济建设急性病的错误，但绝不可以因此而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政治的与经济建设的根本路线，不但不能认为它们是完全错误的，更不能认为它们是根本错误的，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否定一切。事实上，我们现在讲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无论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指导工作实践上，都有一个十分严重的不足，或者说比之于毛泽东同志的提法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倒退了，再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对毛泽东同志提法的篡改、背叛。其根本之点是不讲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原则，甚至公开反对这一重大原则，这是极其错误的。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与方针，任何否定它的理论与方针，都是根本错误的。同时，党也没有讲清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赵紫阳提出这一新概括时，就反对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为统帅的提法，而仅仅把四项基本原则放到和经济中心相平列的地位上，甚至是从属的次要地位上，即仅仅放到保障、服务甚至服从的地位上，而不是领导和统帅的地位上，实际上是在突出以经济中心为纲的地位，是经济挂帅的思想和方针，表现出十分严重的折衷与经济主义的倾向。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长期不强调讲政治特别是不讲无产阶级政治，公开反对和否定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统帅的口号与方针上看，这绝不是偶然的。
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肯定或否定，关键是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理论的评价问题。这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的时代内容，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所决定的；同时还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所根本不同的、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阶级斗争的根本特点及性质。针对多年来我们党内曾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与方针，我们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理论的科学原理，必须坚决批判和肃清各种各样的“左”倾观念与认识，坚决纠正和澄清许多同志中间长期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即把这个矛盾和斗争简单地等同于敌我矛盾，甚至等同于对抗性矛盾，把对敌斗争方式简单地等同于对抗、等同于专政或镇压，这都是错误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少量的表现为敌我矛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和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旧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矛盾，新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正如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存在着，对抗将会消失；在我国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具有对抗性的一面，又具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们主要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采取统一战线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而只有资产阶级右派才是反动派，因而绝不能简单地把资产阶级说成是反动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阶级关系，即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和敌我之间的阶级关系，而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将越来越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是逐渐走向消亡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这是社会主义作为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逐步过渡转变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特征。因此，我们继续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绝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是同过去时代的阶级斗争一样，一成不变地以同样的内容与方式一直那样斗争下去，不是将越来越走向激化、对立和对抗，而是对立和对抗在不断走向消亡，直至这个矛盾最终消亡下去。不认识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这些新特点，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等同于敌我矛盾、把敌我矛盾仍当作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用对抗的方法去处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那样就必然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反“左”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存在，尤其是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与斗争的重要性，不承认不认识还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严重现实，不承认不认识坚持进行这一伟大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同样也会犯绝大的错误。无产阶级一旦放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会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葬送掉，就会象苏联、东欧那样，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恶果。并且应当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是我们党内、国内存在的一种主要危险。在苏联、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充分讲清并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实际上一直十分严重地发展着。随着我国大力推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政策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迅速发展，随着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腐败之风的严重泛滥，在我国，事实上已经再产生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不论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还是思想文化战线上，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阶级斗争。不承认或不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犯绝大的历史性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否定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时，只是说：“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这样提出和解释过？但今天有人用这样一种极端简化甚至曲解性的方式来说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这实在令人十分震惊，因为他把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理论从而曲解和贬低到不能再贬低的程度了。然而正由于他实在太肤浅了，太简单化了，太没有事实根据了，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说服力，也是根本不值一驳的。
而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又提出一个比较深刻一些的新的重要论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所以这种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新论点的出发点与理论依据是：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并且已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因而党内也就不会再产生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而也就不存在了。《人民日报》曾经专门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马茄”写的题为《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提法值得研究》的文章（《人民日报》一九八零年七月十七日第五版），曾经专门论证了这个论点。胡乔木同志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四日在江苏省委举办的学习《决议》学习班上的讲话中也曾指出：在我国社会里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势力，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它也不可能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占优势，没有这种前途。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廿几年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巩固了，尽管有些环节上还有漏洞，但整个地说起来我们有优越性，资本主义在中国复活是没有这种可能了。”（《胡乔木文选》第２卷第１８４页）根据这个论点，这些同志进一步认为，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修正主义或修正主义上台的问题，这些国家并没有搞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在搞社会主义性质的伟大改革。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进行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当然是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了。这些同志满以为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新论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就可以被彻底驳倒了，从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也就可以站得住脚了。《决议》中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两个“根本否定”的结论，实际上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把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简单地归结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论”，正如把它归结为由毛泽东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理论一样，我们同样无法认为它是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如果这个新论点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存在的，从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也就算找到了可以站立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立脚点了，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大前提上，因为历史上这样一个大前提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是不真实的。现在谁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这些同志所谓“剥削阶级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的断言，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而历史事实的真正结论是，在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既没有彻底消灭了，也不是已经不可能再产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否则又怎样解释发生在我国的“六·四”事件以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呢？！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对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关于上海《文汇报》社夺权斗争问题的谈话中提出来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同志完全是从实质意义上来讲的，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及其它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把被资产阶级分子已经篡夺的部分权力再夺回来的斗争而言，是指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而言，是就斗争的实质而言，而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整个地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那种性质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客观存在着的，并不是由毛泽东同志主观臆造出来的一种斗争。在苏联、东欧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其阶级实质就是那些国家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推翻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并且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发生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复辟的二次革命，还会发生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国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六·四”事件，它所反映出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问题。我们不应当忘记，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九年底和一九六零年初领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两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还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这里毛泽东同志是从总体上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前进运动，是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前进运动，因而已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问题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讲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言，是指总的历史前进运动中的曲折斗争而言，是指斗争的实质而言。因此，这样讲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是完全符合历史斗争实际的，是由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我们绝不能把毛泽东同志讲的这段话曲解为他仍然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的那种形式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那绝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本意之所在。所以这些人提出这样一个新论点，与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简单归之为“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说法一样，想要依此一举驳倒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理论，是无济于事的，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有的人还特别地强调：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已经不存在政治革命了。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一种曲解。马克思在一八五一年写的《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指出：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由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４６６页）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来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不断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不断革命的，这种不断革命就是要实现“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政治历史任务，仍然是一种政治革命。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是讲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结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继承与发展。在我国尚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并不断继续产生着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有人就认为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存在了，不需要了，甚至说什么我国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经结束了，或者就已经该结束了，从一九五六年以后本来就不再需要继续坚持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了，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所要达到的“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历史任务已经彻底实现了。这是多么荒谬绝伦的论调！
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党内和社会上有些人不仅执意曲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伟大理论，甚至公然大肆宣传“告别革命”的反动思想。开始他们还只是宣传告别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或不断革命的反动谬论，而后他们又进一步大肆散布主张社会改良而反对任何社会革命的“告别革命论”，甚至连辛亥革命和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是应当告别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断革命，当然更是必须彻底地告别或禁绝的。这又是多么反动的论调！
同时，这里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相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和经济大革命而言的，是从文化大革命入手的政治大革命，旨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解决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把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重大革命历史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就已经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项伟大历史任务。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一重大任务，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也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搞的问题，并且是必须搞好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非常艰难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在我国发生的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资产阶级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所利用，借机兴风作浪，造成了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进而成为某些人将其彻底否定的理由，这应当被看作是一次实践运动中所犯的严重失误。它表明，一个正确的理论提出之后，要进一步解决好其实践的问题，还须经历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好的。因此，我们既不应当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同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抓住了一次实践中的一些错误，从而从根本上否定这一伟大理论，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从而对正确的战略方针也提出根本否定那样。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讲“彻底否定”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应和我们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评价一样，第一是必要的，方向是正确的；第二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更不能抓住文化大革命实践中的一些错误，进而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样做更是错误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们党不断地向全党全国人民灌输我们在根本否定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后，所提出的新论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的情况下，已不可能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已不具有重要意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象早在党的八大以后刘少奇就曾提出的那样，已经最终解决了，党内当然也就不会再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然而，廿几年来我国国内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特别是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恰恰证明，这个新论断和这种灌输宣传是十分错误的。今天，谁都无法否认，就在我们庄严地作出这个结论之后的十几年里，就在我们不断地进行这种灌输宣传的过程中，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在党和政府机关里，在我们的工厂、企业、事业和部门单位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在经济领域里，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正在迅速地大量地产生着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党和政府里的腐败之风，社会上的腐败之风，严重地泛滥开来；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党内机会主义思潮也日益严重地泛滥开来，已经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这些事实不是证明了资产阶级不可能再产生论与否定和取消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否定和取消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理论的正确性，而恰恰是宣告了这种理论的彻底破产！
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党仍然在讲我国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继续存在，还要抓阶级斗争。但是，既然剥削阶级已经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党内也就不会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也就不会存在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阶级斗争自然也就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了。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认识出发，导致我们党长期不重视阶级斗争，更不讲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了，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也长期不讲了。并且，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尽量免提阶级性的政治口号，甚至连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无产阶级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也不提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简直被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此在我们党的一切文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也不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了。尽管几乎在所有一切问题的提法上都冠以社会主义的前提，但是，一旦淡化甚至取消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一步一步变成那种非阶级与超阶级的“社会主义”了，就变成那种宣扬人道主义与人类之爱的“社会主义”了；一旦离开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我们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就很难真正划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也就把我们的思想战线搞乱了，从而为假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以及他们向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可乘之机和便利条件。由此可见，淡化甚至取消无产阶级政治，放弃无产阶级政治原则，正是由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最锐利的斗争武器。与此相反、而且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就在我们大力宣传我们的新理论，并在“宽松、宽仁、宽厚”的口号声中放松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反而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不断地发展壮大他们的势力，进而一次又一次地掀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风潮，直至出现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次不客气的惩罚，也是一剂非常好的清醒剂。
这里，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我们党在论证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里还继续存在的原因时，没有真正坚持辨正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没有从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入手来正确认识与回答这个问题。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本身已不存在两重性了，已经造成了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社会条件了，因而已不可能从这个基础上再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了，不承认部分私有制以及公有制经济中私有制因素即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认为所以在一定范围里还继续存在着阶级斗争，那完全是由于历史的遗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的妖风、资产阶级的苍蝇蚊子从社会主义的门缝里和窗户里又钻进来了。这就是这些年里我们一直宣扬的“遗产论”和“进口论”的观点。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我们党根据邓小平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观点，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之后，进而又提出了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这也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应该说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当作任何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我们也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原理，不管哪种社会的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都只能从反映和决定这一社会制度性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去寻找，都是由这一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的性质，决定着该社会整个社会面貌的状况，决定着这个社会制度形态的根本性质和特征，决定着这个社会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并推动其由这一社会过渡转变为另一社会，为另一社会制度所取代，而其它性质的社会矛盾则无法决定这一切。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也必然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而不会有第二种情况。并且它应当是这样一种性质与特点的矛盾：第一，它必须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并且随着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而消灭；第二，它必须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第三，它必须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性质和能够把社会主义社会同其它任何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的那种特殊矛盾；第四，它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体系中始终起支配地位的并且能够决定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的那种矛盾。
过去，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还主要是对矛盾的普遍性的一面的论述，而并未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那样，进一步作出其特殊形态意义的明确表述。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的提法，实质上还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其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本身。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唯一具备上述四个特征的社会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平衡与不平衡”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公有化发展之间，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仍然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公有化都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才能达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和实现了马克思所讲的“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化生产要求一定发展水平的公有化与之相适应，才能促进生产社会社会化高速向前发展，公有化水平落后于或超越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都会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也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正是这个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正确调节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在每一发展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直至完成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从这一提法出发，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更加科学地论证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的五大特点的科学思想，同时也可以深刻地论证毛泽东同志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公有化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仍然反映为一种阶级关系，其中一部分反映为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即敌我之间的矛盾，而大部分的则反映为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即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就是这种阶级关系的集中反映。一九五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他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科学内涵作了解释。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应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７页）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一提出这个论断，就是把集体主义的思想行为作为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来看待的，而把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则作为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行为在人民内部的反映来看待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才说：“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是非常正确的。并且，毛泽东同志对这个矛盾的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对其五大特点的论述，是完全统一的和一致的，从而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几十年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斗争和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都十分生动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将必然是如此。这是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退一步说，即使这个论断成立不起来，但也绝对不会是我们现在讲的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那一类性质的矛盾，更不等于那个立论已经得到了论证和证明。因为，第一，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它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所必须具备的那四个基本条件与特征；第二，它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态方面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第三，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理论基础与实践的依据，从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中，我们无法逻辑地推导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法制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实践依据，我们至多只能从中得出调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比例关系、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生产与消费矛盾的必要性的结论，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从中得出必须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结论来；第四，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理论的与实践的依据，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立论基础，甚至也不可能从中得出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结论来，因为以经济为中心是一个相互关系的概念，并且它是相对于两个基本点来讲的，是回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问题的，而不是回答生产与需要、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我们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又怎么能引伸出以经济为中心的论断来呢？第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其主要立足点是通过改革来解决目前我国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方面妨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部分，是解决旧体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从而大力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发展进程，而不是主要为了解决生产和需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并且后者的解决根本上也是由前者矛盾问题的解决而带动解决的，而不是相反。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必须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而再也不能以什么领导权威为标准，继续糊里糊涂地重复那样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提法与口号了。我们知道，提出这一论断的人，不仅是为了论证我们党否定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而且也是为了论证改革开放路线的，是为了论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路线的，但这都是做不到的，并且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还有一种说法，即“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种说法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讲，同时会进一步导致非阶级的政治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结论，并且必然会进一步导致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过时了的结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一提法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的，才是真正符合毛泽东同志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的，也是完全符合我们前面讲到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五个方面特点的科学思想的，也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实际的。
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发生巨变之后，对上述错误理论我们本来应该有所反省和认识了，但我们有些人还是硬着头皮在那里继续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那些错误观点。他们继续拒绝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而仅仅把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归之于经济没有搞上去，是由于经济建设失误和经济落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不仅是非科学的，简直就是一派胡言！因为，我们如果承认这一点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就必然会从中得出一个十分可怕的结论，即目前经济上还仍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复辟将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一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和努力，都将是徒劳的，都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何等的荒谬绝伦啊！历史的发展表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其国内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并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反而在经济强大起来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其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从占美国的１２％发展到占８０％的时候，却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又怎么解释呢？再者，为什么经济比较发达的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了，而经济比较落后的中国却没有复辟呢？第三，能不能认为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了，从而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呢？这些问题的结论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按照上述错误理论来认识问题。并且十分清楚的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没有搞上去，本身仍然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而为什么没有搞上去才是真正的原因。
要正确地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借助于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伟大学说，借助于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科学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苏联、东欧之所以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他们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产物，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从而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个反面的教材，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其《苏联政变亲历说》中曾说：“只要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的学说），那么他们是否继续声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句话虽然有其资产阶级立场，但确实说到了要害之处。放弃阶级斗争，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致命因素。这才是真正合乎历史事实和合乎逻辑的科学解释。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论，只包括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论，并不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论和建设论。这样认为当然也是错误的。正如一开始我们在定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时所讲到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总体上讲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理论体系，亦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理论体系，它是由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论与建设论这样三个方面内容的科学思想理论组成的，改革论和建设论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把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与社会主义改革论、建设论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不同志关于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就是我们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毛泽东同志，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从一九五六年一直到他逝世止，在这廿多年的奋斗中，毛泽东同志一直艰苦地探索着改革、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具体道路。鉴于苏联变修的教训，在六、七十年代里，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反修防修的斗争上，但就在此期间，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