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于今年第三期上刊登了其中第五章“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问题”。从本期起将连载《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而作》第三稿全文。本刊最初是从辗转间接的渠道得到的这部文稿，并且不知道作者的姓名，因此采用了笔名“郑言实”。为保持前后一致，现在仍继续使用这个笔名。］

　　在本文的第一个问题－－“一个没有真正解决了的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历史上当一代伟人逝世后，对于他一生的业绩，他的历史功过是非，他的学说思想理论，人们总是要予以评说的，并且这种评价又往往总是和当时的历史事件、历史运动相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又往往是对当时历史发展的一种评价。毛泽东同志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对于他和他的思想理论的评价，当然也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而同时必然是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一种历史评价，并且也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发展的一种历史评价，而且也是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与历史事件的一种评价，是党对自己的领袖和导师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党领导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历史所采取的最基本的态度问题，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态度问题，也是对未来历史的态度问题，因而是一个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

　　本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对这个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作出过郑重的决议，但是，“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位伟人、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其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与结论之后，都必然要接受历史发展实践的不断检验那样，我们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所作的结论，也必然要接受历史发展的检验。并且，如果我们是真正站在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真正尊重历史事实，真正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反映问题，那就应当承认，六中全会作出的那个评价结论，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因为，这个决议的评价所提出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根本上否定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反修性质）的结论，以及根本否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结论，都不能认为是真正科学的和真正有说服力，也不能认为这是真正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的！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魏巍同志，曾多次写文章和发表讲话，尖锐地批判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国际国内出现的那种“非毛化”反动思潮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他联系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深刻地指出：“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三十多年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惊人预言。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此后，他又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关于反修防修、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所做的重大贡献。对于已经变质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和还未变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是异常宝贵的理论武器。”他指出：“当然，这位历史巨人，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创性事业中，也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这些失误，究竟有多大，是什么性质，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放在历史长河中应怎样看，都要作客观地、公正地和历史唯物主义地考察。也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具体分析，有些事，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宜笼统否定。我于１９９１年写的《认识真理也需要时间》中曾说：‘发现真理需要实践，需要时间，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现了某一真理，人们认识它懂得它，也需要时间。’例如毛泽东远在３０年前就提出，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在当时人们还只能半信半疑，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国这样的事例。而现在不同了，苏联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的论断就不能不令人折服了。”这表明，他是根本不赞成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采取“彻底否定”那种作法的（《话说毛泽东》第１１０、１５７页）。

　　邓力群同志于１９９１年１０月间，在为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领导干部学哲学札记》一书写的题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的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肯定的回答和精辟的论述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似乎已经为人们所承认。但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不敢或不愿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他并且联系实际具体地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六个方面的内部的和外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之前，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夺取政权以後，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必须与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潮－－西方反共思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国内的自由化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实现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在根本政治原则上的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他并且引用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教导，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总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转引自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３日《人民日报》）这是邓力群同志根据进入八十、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客观实践史实，进一步对“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论所作的非常深刻的思考与回答。

　　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特别强调和重申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应当说，不仅党内和社会上每一个革命同志的言论和行动的正确与否，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且党的决议、决定和党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意见正确与否，也应当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并且不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党的决议、决定，党的领导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意见，要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也应当接受历史实践检验，对的就要坚持和发扬，错了的就应当坚决加以改正，不完善的就要把它完善起来。

　　第二，绝对不能按“两个凡是”的标准和原则认识问题。我们对马恩列斯不能实行“两个凡是”，对毛泽东同志不能实行“两个凡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领袖和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思想理论观点及其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具体主张，也不能实行“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态度；并且也不能认为，我们对马恩列斯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是可以讲的，是可以根据历史实践

　　第三，要坚持按照党章和宪法的原则办事。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按照我们党的章程，按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不仅对党的一般的工作问题与政策问题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且在严格遵守党章要求和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对党的决议、决定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也可发表自己的自法，对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人包括党的中央领导人，既可以发表拥护的意见，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批评的意见。同样地，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对我们的国家机关、国家公务人员和国家事务也可以发表个人的看法与意见。每一个党员和公民都有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合乎党章和宪法的，不是非组织活动，更不能看作是非法的活动。

第四，“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这一著名的革命论断和原则之后，它一直是全世界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的革命信条。列宁、斯大林也曾多次强调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则更进一步地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２１７页）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与“共产党员必须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是统一的，党中央提出这一要求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政治纪律所要求的。但是有的领导同志又更进一步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这就不怎么正确了。这是把党的政治原则、政治纪律同党处理思想问题的原则混为一谈了，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它实际上是进一步在思想问题上提倡“两个凡是”的标准和原则，是在推行对下的专制主义和对上的奴隶主义，是违反党章规定的，因而是十分错误的，也是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反对的。按照党章的规定，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遵守党章和党的政治纪律的前提下，共产党员是可以保留自己不同意组织决定的意见的，是可以向党组织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包括发表不同意党的领导甚至最高领导的意见的，并且应当勇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敢于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而绝不讲假话，努力做到陈云同志所一贯倡导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一条，这是我们党应当大大提倡的。

　　为了真正从原则上搞清楚这一问题，建议同志们不妨研读一下列宁在１９０６年５月、１１月写的两篇文章：《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并同时读一读列宁在１９２０年和１９２１年为第九次、第十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两个决议草案：《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草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看了列宁这些文章中的论断，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认清这个真理的。列宁指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提出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列宁全集》第二版第１４卷第１２１页）列宁在回答党员能不能对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发表不同意见，能不能批评党的决议，怎样理解“党内的批评自由同党的行动一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时写道：“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允许的。”关于党员能不能批评党的纲领，怎样理解“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原则时，列宁指出：“不妨回忆一下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普列汉诺夫是这样讲的：“我们的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当然这不是说纲领一旦通过就不能批评。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承认批评自由，但是谁愿意始终是党员，他就应当深知在进行批评时也始终站在纲领的基础上。”列宁认为这是正确的。列宁指出：“当然，在实践中运用这一原则时也会引起争执和误会，但是只有根据这个原则党才能很好地解决一切争执和一切误会。”（《列宁全集》第二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９页）列宁讲得多么好啊！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宁建议并由俄共中央作出决议：“创办报刊（争论专页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

开展党内各种批评。”（《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９卷第２８８页）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这个旨在反对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中，在强调反对派别活动的同时指出：“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而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敌人的方式。”提倡有什么不同意见提交全体党员讨论，而“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等等形成的集团去讨论”（《列宁全集》第二版第４１卷第８２页）。用列宁的这些思想来对照我们现在所提的口号，究竟哪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就可以搞清楚了吗？！并且，不肯定党内批评自由这一点，我们怎么去评价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恩格斯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列宁批判俄共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合法性呢？！

　　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是赞成“行动一致和批评自由”原则的，他关于党内“既允许批评自由，又允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的论述也是很多的，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都在原则上主张批评自由呢？这是因为，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任何真理几乎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被却认为真理的东西，则应当保留下来；否则，则应当摒弃掉。可是，什么是真理呢？评判标准有是什么？只能是实践。然而，唯有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才能充作评判真理的真正标准。可是，又依靠什么标准来判定那些实践是一时一地的局部实践、那些是普遍实践呢？只能在斗争中前进了。刘可非感）只允许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倡盲从，不允许独立思考，不允许争论，不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不允许发表批评意见，不让人讲话，实行这样一种“党的纪律”，实事求是的党风又怎么能够树立起来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又怎么能够发展起来呢？这绝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针！

　　同时我认为，十几年来，我们对党内同志的这一类研究的支持确实是很不够的。党的一些高级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批判马列主义特别是批判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潮，可以采取一种“宽松、宽容、宽厚”甚至纵容、鼓励、支持的态度与方针，而对学习研究与宣传马列和毛主席的理论却很不热心、很不重视、很不支持，甚至视作一种思想不解放的“左”的行为或教条主义的表现，视作“两个凡是”那样的个人迷信的东西，视作林彪“四人帮”反动思想的流毒，视作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新动向。动乱暴乱被平息之后，党中央刚刚部署搞了一段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社理论和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活动，竟被有些领导同志看作这是搞形式主义，是反对改革开放、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进行批判和指责。为了避免党内产生不必要的思想斗争，党中央改而提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新的更加神圣的口号，这大概不会再有人反对了吧！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却不能旗帜鲜明地讲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却不能理直气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呢？事实上这些同志早已不主张再提“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口号了。他们认为，靠马列主义指导已经不能解决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了。至于毛泽东思想，它不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应该排到第三个里程碑的位置上，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它也仅仅是“上篇文章”的代表而已，而“下篇文章”则是由新的伟人的新的理论所代表了，所以他们认为，当今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今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当今时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支柱，已经以新的代表而代之了。所以党已有多年不再强调和提倡学马列、学毛主席著作了，而主要以学邓小平、学三中全会文献而代之。在这十几年里，在党内、在全国甚至出现了比毛泽东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我党多年不读马列”的状况还要严重的情况。这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客观、不科学、不正确的低调评价，无疑有着很大的关系，它所导致的历史后果，到今天已经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已看到了。对此，我们确实不能再不闻不问了！

应当十分清醒地看到，这个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究竟举什么大旗、坚持以什么样的理论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大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有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和前途。这一斗争的实质，还是１５年前汪东兴同志曾尖锐指出的那个原则性问题：“一是不要砍旗，即不要砍掉毛主席这面旗帜。二是不要丢刀子。丢刀子是什么呢？就是马列主义的刀子，毛泽东思想的刀子。苏联人已经把马列主义的刀子丢掉了，我们可不要干那种蠢事。第三，你们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汪东兴同志那时的担心，毛主席逝世后十几年来党内外确实有一些人一直在想做这件事情，并且，不仅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仍然是那样，甚至更为严峻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关心研究这个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都应当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这是历史对我们党、对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最严峻的考验！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及其发展又总是不断地对人们一时所形成的那种时髦的理论观念与定性的结论给予巨大的冲击。自从１９８９年以来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动乱以及苏联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后，与国际上出现的研究毛泽东热相呼应，在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中国的大地上，又一次出现了一种自发地学习、研究、宣传和崇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又响彻了神州大地。应当说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呼唤，是一种必然的社会历史现象。它向我们表明，中国人民十分怀念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需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因此，在当代国际国内斗争风云变幻的新形势下，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到的大曲折与大倒退，在世界无产阶级与革命人民保卫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成果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不但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宝库中及取营养和力量，而且更加需要从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宝库中及取营养与力量，需要重新全面深入认真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伟大理论，包括他晚年的重大理论贡献，并给予在国际共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对无产阶级与革命人民的一代领袖与导师的公正客观的评价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对过去和今后革命运动历史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时代与现实斗争赋予我们的一个极其重要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和逝世１７周年之际，我们尤其应当特别重视这一任务。

　　毛泽东同志逝世之后，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党和人民遇到的一个重大无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们党既批判了“两个凡是”即“两个都要维护和遵循”（凡是毛泽生前做出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教条主义态度，又批判了“两个都不要维护遵循”的否定派态度。但与此同时又针对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提出了“两个彻底否定”－－“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结论，并且由此出发又进一步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反修性质，进而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牌的历史地位。可是这样一来，毛泽东思想作为继续指导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旗帜，作为我们时代的旗帜，也就基本上被否定掉了。这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作所出的一个最为重要和关系最为重大的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我们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即“两个都要维护和遵循”的教条主义倾向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两个都要维护和遵循”的否定派潮流，六中全会决议所作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的结论，不仅没有有力地回击了“否定派”的反动思潮，反而对这股逆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六中全会决议之后，我们党基本上不再强调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了，不仅对国外不宣传了，对国内也不强调学习和宣传了，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工作基本停止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口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从此也就消声匿迹了。与此相呼应，党内外批判毛泽东、批判毛泽东思想、批判社会主义的浪潮却一浪高于一浪，一时间，党内和社会上的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十分严重地泛滥开来，直至发生了１９８９年那样的政治动乱与反革命暴乱的事件。究其根源，这不能不是“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所造成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

　　但是，与上述否定派的观点以及党内“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的观点相反，国内在许多老一代革命家，许多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群众、解放军战士、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一开始就不同意对毛泽东同志采取这样一种十分错误的态度，压根儿就不同意那样的理论和观点。并且，就在我们“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之后，就在我们全面放弃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防修的口号与斗争之后，我们党内国内的现实斗争以及国际共运发展的曲折历史，特别是苏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瓦解崩溃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都十分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革命理论之伟大与正确，证明了党内和社会上一大批人们许久以来所心存的疑虑与看法。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彻底否定论”的观点前进的，而恰恰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前进的（面对这种规律，同样可以产生两种认识：一是，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否为历史的必然？人力不可抗拒？是否更有利于我们的发展？若如此，那么，就让它去修正吧！二是，若不属前种情况，尤其是若这种修正不利于我们的发展，那么，就应当坚决反击之。谁可以给我们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和答案呢？刘可非感）。它不但是对毛泽东理论之无比科学的有力证明，并且也是对“彻底否定论”观点所作的一个十分有力的历史性反诘。它同时向我们表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并没有真正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问题，甚至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历史的发展再一次把怎样正确对待与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作为一个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应当勇敢地接受历史发展实践的检验，敢于对过去所做的历史结论特别是那种“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的结论进行认真的反思，重新做出真正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和能够经得起历史发展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来，这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无可回避的十分重大的历史性任务！

毛泽东同志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伟大历史新时代。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早在本世纪初，列宁就十分重视亚洲的觉醒，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口号。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到二次大战之后，欧洲革命高潮逐渐过去，亚洲的革命烽火则越烧越旺，此后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革命的胜利。还在十月革命时，列宁就提出如何架起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之间桥梁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把东方民族殖民地人民革命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使其革命的前途能够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了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而中国革命正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成功地解决这一任务的伟大革命。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东欧和亚洲一系列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继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于１９３６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和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到本世纪５０年代初，东欧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欧亚一系列国家革命胜利并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使社会主义不仅在一国而且在一批国家中第一次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运动。与此同时，怎样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继续前进，怎样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又摆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面前，并且这也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了的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第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向多国胜利不断扩展的新形势下，在国际范围内帝国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日益勾结起来的新的非常曲折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迎头痛击国际反革命潮流的严重挑战，进一步巩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与阵地，并以此为根据地，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继续推向前进，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的一个新的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并且是一个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

　　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他继承、捍卫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向前进。从１９３６年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马列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伟大代表，已经是毛泽东同志了。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生的奋斗中，他为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贡献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诸方面都极大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就是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伟大的历史贡献。这是当代任何人都无与伦比的。他无愧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理论与革命事业的最伟大的继承人，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当代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时代的旗帜，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而且也是世界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因此，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早在１９４５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的命题就已正式写进了党的章程。七大新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讲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主义的革命中之继续与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同时还特别论述了它的伟大的国际意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的有益的贡献。”

　　第二时期的提法则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即关于“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

　　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发展都巨大地前进了。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发生了一次历史大曲折，世界上第一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从而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大论战，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党作为国际共运的旗手，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唯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高高举起了马列主义的大旗，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奋力展开了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批判，继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新的斗争条件下，进一步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示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进入６０年代以后，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又有了新的提法，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１９６０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一提法是经毛主席亲自修改肯定了的提法，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３８４页）１９６６年林彪又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概括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关于“全面崩溃”和“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提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在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批判了林彪关于时代的提法，指出时代没有变，我们所处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此，以后林彪的那种提法就不讲了，但我们党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提法，这是第二个时期的提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批判的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过程中我们党又形成了第三种提法，这就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的新提法：“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六中全会定义的前提是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新阶段，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其基本的依据就是前面提到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的观点。但六中全会后国际国内斗争历史发展的实践却一再地向这种“彻底否定论’的观点提出了严重挑战，它从许多方面表明，《决议》所作出的这个新定义还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完全科学的和正确的定义。

　　首先，它所赖以作出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的理论的与实践的依据，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论述中再展开来分析。

　　正象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中已经作出的分析那样，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条件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列宁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不同的。当然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的时代条件来说，正象毛泽东同志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所指出的那样，时代没有变；但同样不可否认，毛泽东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确实是极大地改变了，否则革命运动的新的历史任务就提不出来，从而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这些新的历史作务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并且，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而是如同列宁所讲的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了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象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也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现象，而必然是一种国际的现象，是根源于十月革命胜利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的国际现象。它不仅仅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时对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也必然具有最一般的理论指导意义。列宁曾经指出：“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单行本第４页）他并且指出：“由于俄国很落后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必然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能涉及到的只是非主要之点。”（《列宁全集》第３０卷第８８页）“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单行本第３页）同样地，中国革命的原则特点所涉及的也只是一些非主要之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与策略基础，也一样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试问，今天有谁能够说，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象《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年总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泽东领导的国际反修大论战的光辉文献，等等，它所阐发的原则仅仅只对于中国才有意义，而不是对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民族主义国家、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吗？！

　　同时，这个定义，也不讲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思想，这就把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要义给丢掉了。回顾历史，季诺维也夫在定义列宁主义时，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党的七大以後，王明在定义毛泽东思想时，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们的这种定义，分别遭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批判，认为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在根本上否定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即国际意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也讲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把七大的正确定义实际上给否定了，它和季诺维也夫与王明的那种定义的原则实际上是一样的，同样是错误的。

　　而且还应顺便指出的是，这个定义还特别加了一句“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句话虽然是一个无可怀疑的真理，但把它放到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中去就大谬不然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思想岂止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智慧的结晶。列宁就多次地讲过，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思想史上的最光辉的成果，是全人类智慧的光辉结晶，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就直接是对资本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光辉成果和工人运动早期的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与继承。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里还应当再加上全人类智慧的结晶、特别是加上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成果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结晶呢？这当然是不必要的。本来六中全会决议的这个提法，本意是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贡献，是想说明毛泽东思想并非属于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但这一层意思是根本不需要写进定义中去的。而且还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和指出，我们党其他领导人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党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贡献相比拟的，绝不能把他们提高到象恩格斯对马克思和斯大林对列宁那样的第二或第三提琴手的地位。提出这一点，并没有抬高谁与贬低谁的意思，而是历史的事实与结论。并且我们知道，恩格斯在定义马

　　当然，对上边这个定义，我们也可以概括得更简洁一些。如果用一句话来讲：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时代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刘可非感）

　　这个提法将林彪提法中“两个全面”给去掉了。因为世界历史的演进并未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大决战的形势，但走向崩溃、走向胜利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样表述历史地反映了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展的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点，表明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成功地解决了人类历史发展所提出的新的重大历史课题与任务，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时代的这种提法，最早见之于毛泽东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在这本著作中，毛泽东引用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取代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论述，并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并特别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而后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再就是见于１９６４年《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于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个提法，表明当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世界革命正在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这个提法是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观点的，并且也是正确的。这个历史阶段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遇到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课题，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的那三大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到实践上对解决这几个重大历史任务作了最伟大的贡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从而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理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理论的根本立论基础，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作为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命运的工具。他运用这一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认真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科学理论体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断建设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思想与方针政策。因此，这个理论，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理论体系，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学说思想理论体系，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理论体系，这一学说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两报一刊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是：

　　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肯定或否定，关键是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理论的评价问题。这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的时代内容，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所决定的；同时还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所根本不同的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阶级斗争的根本特点及性质。针对多年来我们党内曾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与方针，我们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理论的科学原理，必须坚决批判和肃清各种各样的“左”倾观念与认识，坚决纠正和廓清许多同志中间长期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即把这个矛盾和斗争简单地等同于敌我矛盾甚至等同于对抗性矛盾，把对敌斗争方式简单地等同于对抗、等同于专政或镇压，这都是错误的。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少量的表现为敌我矛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和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旧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矛盾，新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正象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存在着，对抗将会消失；在我国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具有对抗性的一面，又具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们主要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采取统一战线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而只有资产阶级右派才是反动派，因而绝不能简单地把资产阶级说成是反动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阶级关系，即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和敌我之间的阶级关系，而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将越来越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是逐渐走向消亡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这是社会主义作为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逐步过渡转变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特征。因此，我们继续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绝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是同过去时代的阶级斗争一样，一成不变地以同样的内容与方式一直那样斗争下去，不是将越来越走向激化、对立和对抗，而是对立和对抗在不断走向消亡，直至这个矛盾最终消亡下去。不认识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这些新特点，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等同于敌我矛盾、把敌我矛盾仍当作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用对抗的方法去处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那样就必然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反“左”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存在，尤其是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与斗争的重要性，不承认不认识还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严重现实，不承认不认识坚持进行这一伟大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同样也会犯绝大的错误。无产阶级一旦放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会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葬送掉，就会象苏联东欧那样，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恶果。（首先应搞清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我们着力捍卫的东西，是否有利于我们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大众的利益。这也是毛泽东毕生着力追求的最根本目标。如果不是，任何主义我们都可以放弃。刘可非感）并且应当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是我们党内国内存在的一种主要危险。在苏联与东欧已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充分讲清并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实际上一直十分严重地发展着。随着我国大力推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政策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迅速发展，随着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腐败之风的严重泛滥，在我国，事实上已经再产生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不论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还是思想文化战线上，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阶级斗争。不承认或不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犯绝大的历史性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同志否定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开始只是指出：“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同志或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什么时候这样提出和解释过？但今天人们用这样一种极端简化甚至曲解性的方式来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这实在令人十分震惊，因为他把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理论从而曲解和贬低到不能再贬低的程度了。然而正由于它实在太肤浅了，太简单化了，太没有事实根据了，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说服力，因而也是根本不值一驳的。（言之有理。刘可非）

　　我们知道，毛主席的这个论断是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关于上海《文汇报》社夺权斗争问题的谈话中提出来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转引自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同志完全是从实质意义上来讲的，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及其它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把被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的部分权力再夺回来的斗争而言，是指捍卫无产阶级新政权的斗争而言，是就斗争的实质而言，而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整个地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那种性质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客观地存在着的，而并不是由毛泽东同志主观臆造出来的一种阶级斗争。在苏联东欧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其阶级实质就是那些国家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推翻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并且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发生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复辟的二次革命，还会发生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国１９８９年发生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它所提出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问题。并且我们不应当忘记，毛泽东同志早在１９５９年底和１９６０年初领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曾两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还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这里毛泽东同志是从总体上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前进运动，是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前进运动，因而已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问题了。他在文化大革命讲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则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言，是指总的历史前进运动中的曲折斗争而言，是指斗争的实质而言。因此，这样讲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也是完全符合历史斗争实际的，并且是由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绝不能把毛泽东同志讲的这段话曲解为他仍然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的那种形式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那绝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本意之所在。所以这些同志提出这样一个新论点，它与将毛泽东的理论归之为“踢开党委闹革命”与“打倒一切”的说法一样，要一举驳倒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理论，是无济于事的，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同时，这里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其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相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和经济大革命而言的，是从文化大革命入手的政治大革命，旨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解决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革命历史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就已经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项伟大历史任务。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一重大任务，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也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搞的问题，并且是必须搞好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非常艰难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在我国发生的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从理论上提出了任务，但在实践上并没有真正找到一条非常正确与成功的路子。同时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对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状况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的估计严重脱离了实际，并且又采取了大民主那样一种失去党的领导与有效控制的群众运动方式，因而被资产阶级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所利用，借机兴风作浪，进而造成了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这应当被看作是一次实践运动中所犯的严重失误与错误。它表明，一个正确的理论提出之后，要进一步解决其实践的问题，还须经历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好的。因此，我们既不应当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同于文化大革命论，也不能抓住了一次实践中的一些错误，从而从根本上否定这一伟大理论，正象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从而对正确的战略方针也提出根本否定那样。并且，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讲“彻底否定”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根本上也应和我们对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的评价一样，第一是必要的，方向是正确的；第二是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更不能抓住文化大革命一次实践中的一些错误，进而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那样做更是错误的。

　　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仍然在讲我国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继续存在，还要抓阶级斗争，但既然认为剥削阶级已经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党内也不会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这种斗争当然也就不具有重要意义了。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认识出发，所以我们党长期不重视阶级斗争，更不讲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了，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也长期不讲了。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尽量免提阶级性的政治口号，甚至连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无产阶级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也不提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简直被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此在我们的一切文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也不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了。尽管几乎在所有一切问题的提法上都冠以社会主义的前提，但一旦淡化了甚至取消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我们的社会主义从而就一步一步变成那种非阶级与超阶级的“社会主义”了，就变成那种宣扬人道主义与人类之爱的“社会主义”了；并且一旦离开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我们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也就很难真正划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就会把我们的思想战线搞乱了，从而为假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以及他们向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可乘之机和便利条件。所以淡化甚至取消无产阶级政治，这正是由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提供一个最锐利的斗争武器。而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就在我们大力宣传我们的新理论，并在“宽松、宽仁、宽厚”的口号声中放松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反而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不断地发展壮大他们的势力，进而一次又一次地掀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风潮，直至策动反革命的动乱和暴乱。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次不客气的惩罚，也是一剂非常好的清醒剂。

　　过去，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还主要是对矛盾的普遍性的一面的论述，而并未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那样，进一步作出其特殊形态意义的明确表述。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的提法，实质上还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其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本身。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唯一具备上述四个特征的社会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就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平衡与不平衡”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公有化发展之间，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仍然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公有化都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才能达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和实现了马克思所讲的“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化生产要求一定发展水平的公有化与之相适应，才能促进生产社会社会化高速向前发展，公有化水平落后于或超越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都会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也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正是这个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正确调节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在每一发展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直至完成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看来，“主义”的影响实在是深之又深。刘可非）。

　　我在讲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时已经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根本上也应和我们对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的评价一样：第一是必要的；第二是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的口号与方针应当是：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左”的错误，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继续把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而决不应当采取那种彻底否定的方针，甚至象有位理论家领导同志所讲的那种“让我们永远诅咒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方针。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曾经指出：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转引自《大动乱的年代》第６０９页）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对辩证法意义上批判或否定之“扬弃”的性质，作过许多非常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对旧事物、对错误的东西、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机会主义的东西的口号与方针，是批判，甚至是坚决的批判、彻底的批判。所谓彻底批判就是批深批透，把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揭得体无完肤，以便彻底驳倒他们。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主张轻易的讲所谓“彻底否定”的口号，更不主张进行那种简单化的诅咒式的大批判，对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搞那种彻底否定以至诅咒式的大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理论与实践则更不能进行这样的大批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物事（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毛泽东哲学批注》第１２４－１２５页）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思潮曾进行过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但并没有对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否定。巴黎公社起义的领袖就是一些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行为曾进行过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批判也没有实行彻底否定的方针。列宁对伯恩斯坦特别是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批判也没有实行彻底否定的方针。毛主席和我们党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也没有采取彻底否定的方针。我们又怎么可以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毕生所干的第二件事的理论和实践却采取彻底否定的方针呢？退一步说，我们对林彪“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论与实践也不能来一个彻底否定的方针，而只能彻底批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下的错误及其滔天罪行。实践早已证明，彻底否定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口号与方针，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有一篇文章纵览国内国际的种种说法，归结为十大种。第一种说法即“阶级斗争必然说”。这种观点实际还是九大政治报告时讲的观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第十种观点即“左”倾错误恶性发展说，这也就是六中全会决议的说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也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其他八种说法以及第十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是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一总根源出发来分析问题，因而都不能认为是真正科学的，甚至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如果不承认这个大前提，你无论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束，还是讲它的正确与失误，讲它的经验与教训，都是讲不清楚的；当然你也就不能正确的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就不能正确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当然你也就得不出“第一是必要的；第二是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一正确结论。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专门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理论问题时实际已经回答了，这里就不再展开讲了。但必须首先讲清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才真正是毛泽东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几乎所有一切持彻底否定论观点的同志，他们一般都是从曲解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科学内涵开始的，并进而抓住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发生的许多错误事实特别是林彪“四人帮”集团倒行逆施的罪行为依据，从而全面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我们必须首先搞清并坚决揭破这一点。

　　有人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向走资派夺权”。六中全会决议则认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因而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还有的人说，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刘少奇的斗争。等等。非常清楚，这些说法都不过是一种曲解而已，因而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讲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即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曾明确指出“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口号，则更表明了这一点。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或政治思想路线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同志的斗争确实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但毛主席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以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谁胜谁负的问题为历史任务的，批判刘少奇同志并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同志，不但不是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历史任务，也不能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历史任务，这也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同志之后，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上才真正开始了的缘故。所以，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的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有害。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４３６页）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复地讲：现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坚持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才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内容及其历史任务。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把“批判资产阶级”的口号与方针，也当作“左”的口号与方针而加以批判和抛弃了，这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１５０多年前就以提出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与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强调武器的批判，同时特别强调“批判武器”的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一步把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无产阶级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我们真正地联系十几年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党内、政府内以及社会上腐败之风的恶性泛滥，联系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和平演变的惨痛教训，认真想一想，从而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论断的真理性是并不难理解和认识的。（从保证社会主义健康运行的逻辑看，文化大革命的确尤其必要。但问题是：人是否定能胜天？超前的社会主义是否就能单纯依靠人的能动而保证它能够持续良性运行下去。刘可非感）

　　为了有利于正确地分析和评价问题，我这里试作一个可能并不是很恰当的历史类比。首先必须肯定，刘少奇同志是一位对中国革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必须指出，刘少奇同志也确实长期存在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且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一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曾多次表现出来。因而如果我们对刘少奇同志作一个历史类比的评价的话，我认为，正象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刘少奇同志绝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同志也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刘少奇同志是中国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

　　我们知道，毛主席公开向全党揭破刘少奇同志的问题，公开发动对刘少奇同志的批判斗争，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其标志就是毛主席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毛主席下这个决心则还要更早些。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毛主席回答斯诺的问话：什么时候起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他明确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召开的研究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和斗争。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应当承认，刘少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都是根本错误的，而毛主席的观点和主张则是根本正确的。不讲“桃园经验”那些“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单说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刘少奇同志却坚持以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样一些提法，来反对和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在理论上政治上都是错误的，是右的东西。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５－６页）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孤立地评价刘少奇同志的那两种提法。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分析具体问题时，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区分刘少奇同志讲的那几种情况，要注意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必要的，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当时的问题在于，刘少奇同志以此来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正象毛主席当时所批判的那样，它根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刘少奇同志在四清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既具有“左”的一面，又具有右的一面，这都是历史的事实。所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概括为形“左”实右，这样定性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同志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党中央在给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讲到这一点时写道：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刘少奇同志的提法“同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这样讲是极不严肃的，好象这种错误思想本来是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现在却强加给了刘少奇同志，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同志的提法和毛泽东同志的提法是存在着重大差别的，这个差别就在于从刘少奇同志的讲话和主张中所暴露出来的迷信议会斗争、议会道路的议会主义倾向的那种错误思想，这同毛泽东同志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平发展可能性的估计，和他在《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与讲话中所提出的斗争方针，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不能说刘少奇同志的思想中没有消极的东西，更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形势估计上的一些失误同刘少奇同志的思想等同起来，把那种“议会主义”倾向的消极思想也加到毛泽东同志头上。

　　二是关于鼓吹“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关于对山西省委合作化报告错误批判的问题；关于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先有工业化后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主张；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党在现阶段的根本方针和任务是“确保私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和主张，等等，其实质是反对把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东西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带有纲领性的错误思想。六中全会决议之后我们有些同志发表文章不仅否认这一点，甚至说什么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思想主流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所有的那种设想的，这就简直有点颠倒历史和混淆事非了。

　　四是，１９６２年底，刘少奇同志在《修养》再版时，在当时那样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下，在进一步在内容上进行修改以后，在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问题时，仍然继续坚持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引用列宁的语录时竟然把列宁五处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都删掉了，特别是把两处引文中间讲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也删除了。本来讲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问题时是不能避开也不应当避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刘少奇同志不但避开了，甚至是有意避开的，对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内容的话也是有意删掉的。特别是在当时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条件下，在再版的情况下，在作了内容上的一些重要修改之后，甚至连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也修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可又为什么偏偏不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１０个字恢复了呢？当然我们也绝不能因此就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无限上纲式的大批判，但也不能认为他在论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艰难的斗争问题时，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不能不认为这是刘少奇同志这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个严重的不足。

　　五是前面讲的“四清”时的问题。

　　六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毛泽东称之为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大字报那样严厉的批判，不能简单地认为派工作组就是错误的，不能不估计到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那种复杂局面，但也不能认为工作组整群众、抓学生中的“右派”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延续了１９５７年反右时的那种“左”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压制了群众，而且也分裂了

群众。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斗争之所以那么激烈，之所以联合不起来，除了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挑动和破坏之外，运动初期错误地整了群众，也无法否认这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上述错误以及其它错误问题，正象党中央给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所指出的：“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但问题是，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消极思想一再地表现出来，并且是带有根本理论性错误的问题。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思想，到《修养》再版时继续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到“四清”运动中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等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毛主席多次讲到的思想与看法可以看出，他正真害怕与担心的是，已经是党的第二把手的刘少奇同志一旦成为党的领袖之后会继续推行他的这一套的理论和路线的，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前途和大事。这也是毛主席最终下决心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本来毛主席是十分重视党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领导人的，这也是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超过其他领导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曾经把刘少奇同志选定为他的接班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毛主席对刘少奇同志并不是十分满意的，特别是对他思想理论上那些消极的东西是有警惕的，否则《二十三条》时的那场争论是绝对不会成为触发毛主席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同志的导火线。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以及全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仍然是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问题来对待的，只是以后林彪“四人帮”集团操纵的专案组搞出刘少奇同志历史上有“变节判变”行为这一所谓的严重问题后，才升级为敌我矛盾。历史的悲剧就这样产生了。

　　我这里之所以要作以上的历史回顾与分析，之所以把刘少奇同志比作中国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是因为他的历史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这两位著名的左派领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知道，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他们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中，也确实存在着许多非马克主义的东西，主要是右的思想和右的错误。《哥达纲领》就是李卜克内西起草的一个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文件。并且，他们不仅在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的合并上放弃革命原则，而且在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斗争问题上，特别是在第二国际时期，他们和机会主义派别讲统一战线，只反无政府主义，不反机会主义，并没有坚决执行恩格斯的指示同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严重的右的特征。１８９１年，针对当时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严重泛滥，恩格斯为发表被李卜克内西压了１６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曾经同李卜克内西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恩格斯为批判《哥达纲领》致倍倍尔的信，竟然被倍倍尔压了３６年之久，一直到１９１１年才予以公开。倍倍尔１８７５年９月２５日给恩格斯的回信中，曾表示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意见，并且说他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但是他在１８８６年发表的小册子里仍然讲：“必须把基于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哥达纲领》的那些错误思想（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第５８－５９页）。同时为了反对机会主义，也为了反对左派的右的思想，恩格斯还专门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并为《法兰西内战》一书再版写了导言，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此后，恩格斯继续对他们作过许多的批评和教育。１８９５年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发表恩格斯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时，竟然将恩格斯有关暴力革命的论述全删掉了。恩格斯对这种行径和手法非常愤怒，并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指出：“这样一删节竟把我弄得无论如何都是站在温和的合法性崇拜者的地位。我特别希望全文现在能在《新时代》上发表，以便消除这个可耻的印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５３６页）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内部发生这样严重的思想斗争是很正常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认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是左派领袖，他们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就不会发生思想上的分歧和斗争了，或者他们就没有错误了；同时也不能因为左派有这些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右的错误，就否认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错误与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反动的机会主义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我这里之所以要作这样一个历史类比，就是想说明：毛主席批判刘少奇同志是有其根据的，而绝不能因为我们今天给刘少奇同志在政治上平反了，就把毛主席对刘少奇同志的批判说成是无端的攻击或毫无根据的批判；但同时又必须指出，毛主席把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那样的犯有错误的革命家却当作伯恩斯和考茨基批判了，所以批刘批过了。这样讲才更符合历史，才更接近真理。同时我们决不允许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对毛主席的人格进行侮辱和攻击。正象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生的斗争那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７６页）毛主席也是这样，不论发动批判刘少奇同志斗争正确的一面或错误的一面，他都不是从私人恩怨私人成见出发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解释和批判，不仅是对领袖的不尊重，而首先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不能允许的。

　　第三个问题，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产生和被粉碎说明了什么？

　　必须正确地指出，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成员，他们曾经都是革命的，都曾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而不能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反面，就说他们一贯是反动的。林彪不仅历史上战功显赫，单就１９６０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贯彻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开创我军政治工作新局面上，是有功绩的，经中共中央批转的１９６０年军委扩大会议纪要的根本精神也是正确的，是一个好文件。不能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反面甚至叛党叛国，而否定他的全部历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学习列宁评价考茨基特别是评价普列汉诺夫时的历史主义态度。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历史的发展、对许多历史中的问题作出合乎事实合乎规律的科学解释。

　　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成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的世界观长期没有改造好。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他们利用毛主席一时对他们的依靠和信任，抓住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和批判刘少奇同志斗争的机会，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千方百计排斥和打击异已，乘机篡党夺权，做了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终于堕落成一帮与党与人民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与阴谋家，因而最终被党和人民所粉碎，遭到彻底灭亡的命运。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的必然结果。

　　今天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一历史问题呢？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一九七Ｏ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有人甚至说什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产生及其被粉碎，有力地证明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彻底破产，证明了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失败。好象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产生，他们篡党夺权甚至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都是由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毛主席使然的，其罪过在于毛泽东，这当然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相反，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产生，不正有力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也会产生机会主义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产生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论断吗？不正有力地证明了毛主席对党和人民的一个重要警告：“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第４４１页）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