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语体

作者：傅金祥
　　　　　　　　　　　　
（一）
　　大家知道，胡适作为现代白话文的首倡者，自然功不可没。尔后胡适的写作，无论学术的、非学术的文章都使用白话。但胡适的文章作为现代语体并不很典范，有较重的文白间杂的痕迹，而且胡适并不以语言著称。鲁迅作为本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其文章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鲁迅固然算得上语言大师，但这主要在于鲁迅语言的深刻性、表现力和独特风格，并不在于其作为现代汉语的规范性。相反，鲁迅的语言尚有文白间杂痕迹，不够畅达明快，有的还过于婉转、隐晦和生涩，这自然难为一般群众所接受。鲁迅文章和语言的影响主要在思想界、文学界，远不像毛泽东的文章和语言那样，广泛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并且能为工农大众所接受。至于其他学者、作家，无须一一论及。
　　在现代汉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语言学界、教育界许多学者从语法、修辞研究，普通话推广角度做了大量专门性工作。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工作偏重于汉语语法理论、知识，而非写作实践和示范作用。对于现代汉语的发展成熟而言，毛泽东典范的现代文写作实践活动比语法、修辞理论研究的影响要大得多，重要得多。

（二）
　　毛泽东二十年代的写作已体现了驾驭现代语言的才能。如果说二、三十年代，其影响还主要限于党内和军队；那么，从四十年代开始，随着他的历史地位的确立和党的力量逐步左右全国，毛泽东文章也逐步广泛影响了社会各阶层。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者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虽然会促进其文章的影响力，却并不能决定其文章一定能载誉天下。乾隆一生虽爱好舞文弄墨，其诗文创作可谓三等其身，但却并没有被认定为文学大家，文学家的桂冠还是授予了曹雪芹、吴敬梓、袁枚等人。毛泽东文章在现代汉语写作中的地位，其语体对现代汉语发展的意义，关键还在于其品格、文采和魅力，在于其表率作用。这可从下述两方面略见一斑。
　　其一，规范纯正、畅达明快，少有文言印记及欧化倾向。
　　“五四”后的一定时期内，现代汉语仍处于过渡和转型阶段。此时，现代汉语文法、句式尚不成熟、规范，也没有多少被公认的典范的现代文可作楷模。现代汉语写作的书面语言不可能凭空产生。一般而言，人们所能吸取的营养主要有这几个来源：古代文言及《三言》、《红楼梦》以来的古白话文，人民群众生活中的语言，欧美等外国语言。这便赋予一代新文人一历史使命：如何吸琼纳玉，取之众长，创造出现代汉语的新规范。不过，实际上不少文人学者，包括一些文章大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摆脱文言痕迹，包括梁漱溟、熊十力、陈寅恪等人的语言也存在过重的旧书卷气。邹韬奋作为著名新闻记者和政论家，也没有避免这种局限。另一种倾向则是，有一部分文人由于长期受西方语言熏染，也由于专业领域的原因，欧化倾向较重，影响了读者的接受。瞿秋白、胡风、朱光潜等人的语言都程度不等地存在这一倾向。而毛泽东的语言则避免了上述两种倾向。从二十年代起便做到了畅达、规范。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可以说，同代文人的语言如此自然、流畅的是极少数。我们不妨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做一比较：二者同为文艺性论文，毛泽东的语言简明、畅达，可为现代汉语的典范；而瞿秋白的语言欧化特点明显，比较拖沓冗长，以至于一般读者读起来很吃力。倘若将毛泽东的哲学论著《实践论》、《矛盾论》与同代哲学家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等人的哲学论著从语言上略作比较，便会进一步看到毛泽东语体的特点。
　　其二，毛泽东语体个性鲜明而又丰富多彩，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宝库。
　　合乎语法规范，能够准确简明地把意思表达出来，是语言的基本要求，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并非少数。但是，简陋的词句，刻板的文法和章法，只会平淡寡味，无法吸引读者。显然，毛泽东语体的主要特色绝不仅在于简明规范和通畅，而在于鲜明的个性风格。毛泽东从不满足于把话写得清楚明白，而是力求富有表现力，力求鲜明的个性和魅力。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谈到小资产阶级时，说他们“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重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描摹人物，可谓穷形尽相。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形容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再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形容中国革命的高潮时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这类脍炙人口的语句，早已为几代人所熟诵。
　　毛泽东极具推陈出新、化平凡为神奇的语言才能。他善于从古代历史、文学中，从群众生活中吸收大量的成语、典故、熟语和格言警句，并加以提炼改造，赋予新的内涵。如“愚公移山”、“实事求是”、“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即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有则改之，无则加免”、“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钦差大臣满天飞”、“东风压倒西风”、“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眼睛向下”、“纸老虎”、“小脚女人”等等。经过毛泽东点石成金的引用、化用，许多古代词语、民间熟语进入了现代语汇，获得了新的生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语言宝库。

（三）
　　毛泽东语体之所以成为现代汉语写作的典范，并体现了鲜明的个性风格，其成因是复杂的，决非本文可以理清。这里仅从两个角度略作观照。
　　其一，正确处理“三个吸收”的关系。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在写作实践中，毛泽东正是努力从上述三方面吸收语言营养的。毛泽东始终注意以群众生活语言为基础，“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须知，这个基础至关重要，这恰恰是现代汉语的根本所在，源泉所在。“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
　　须强调的是，毛泽东吸收群众语言而没有失却典雅高致，吸收古典营养而戒绝文言痕迹和旧书卷气，吸收外国语言而不流于繁冗拖沓。他始终做到了“独立自主”不失却自我，充分体现了善于融汇众长的综合能力。
　　其二，个性秉赋的自然显现。
　　作者的语言风格往往是其个性的自然展示。毛泽东集农民、学者、政治家、诗人的秉性于一身。农民的质朴和率真、学者的渊博和儒雅、政治家的胸襟和胆识、诗人的激情和浪漫想象，这一切在他身上十分融洽自然。
　　杰出的语言大师往往开辟一代文风，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无疑，毛泽东便属于这种产生深远影响的语言大师。这比某些“显学”，如“钱学”之类狭小的文化圈内的自恋与把玩或许更有意义——其原因在于，它确实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是一种巨大的无法回避的历史存在。
　　（本文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为适合网络传播，转贴者作了一些调整。原文标题为《毛泽东语体在现代汉语写作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