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杂记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纪念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

马宾

杂记（一）

关于劳动报酬。根据“按劳取酬”原则，不搞平均主义，也不搞特殊化。公民凡是具有劳动力者必须参加劳动（包括学习）。不能劳动者不应再区分退休、离休，应一律改为退休，统一制度。

遵从“巴黎公社”精神，‘人民公仆’的工资水平不应高于工人最高工资。

一个具体建议，退下来的政治局委员，不应再保留说是工作上需要的“待遇”——原来的人员和财物，从而变成新的“贵族阶层”。

在北戴河，人民群众都知道今年暑季胡锦涛总书记决定，不到北戴河歇暑，也不在北戴河开会，得到全国人民赞扬。但是，北戴河西山海岸七个浴场，不对人民开放，唯一的与南戴河的沿海通道，严禁通行，使地方居民与外地游客十分不便，十分愤怨。

附近浴场的人们议论，中央总书记已决定不在北戴河开会，为何还是这样戒备森严？！有人说，今年现职重要官员不来开会，但退下来的中央官员来此疗养，则合情合理。问题是，这些人既然不承担国事重任，退下来以后，就不应该再‘享受’现职待遇。

也有人说，这是邓小平、曾庆红的点子，千方百计把老干部哄好了。

各级退下来的老干部，既不当干部了，就应真的「解甲归田」，做老百姓（本应如此，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人民继续服务，当然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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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北戴河圈占海滩严重

[中央社北京8月24日电]中国当局领导人今年夏天不到北戴河避暑开会，让更多游客有机会在盛夏时节到北戴河海滨踏浪、游泳。但许多北京民众却抱怨目前圈占海滩的违法情况严重，使得游客大都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对于不肖人士无法无天地圈占海滩行径，官方竟也坐视不管。

此间，媒体指出，在北戴河海滨，由红石路往东走，随处可见一些单位以绳索圈占海滩的现象，绳索内有武警或工作人员把守，并插一木牌，上面写着“专用浴场，请勿停留”，摆明说：“这里的浴场不是你们能用的，你不但不能用，停留也不可以，赶紧走开！”

既然不让停留，掉头从红石路往西走，情况也是如此，连木牌上的几个字，也如出一辙。被圈占的海滩无一例外都是地势最佳、质量最好的沙滩，而剩下供老百姓下海的沙滩，不但质量差，且十分狭窄，以致下海的群众拥挤在一起，如同下饺子一般。

让人看不过去的是，在被圈占的海滩内，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在游泳、晒太阳，十分悠然，与拥挤不堪的群众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有游客因不堪拥挤，试图到圈占的海滩游泳，但遭到工作人员厉声斥骂：“这里是专用浴场，不准进！”（《参考消息》）

一名败兴而归的北京游客不解地说，一些单位圈占海滩，据为己有，供己专用，有什么法律依据？在这些单位领导的眼里，还有群众？

北京学者分析指出，北戴河圈占海滩的怪现象，说到底是特权意识作祟。因为，当前一些干部即使已经离休，在思想意识中，还认为应该时时处处与群众不一样，房子要宽敞的，车子要高级的，穿的要名牌的，伙食要丰盛的，即使度假休闲也不要与群众混在一起，那样既无面子，又不安全。

杂记（二）

到了北戴河，一是打听北戴河是怎样筹备纪念毛主席110周年；二是学习毛主席1962年在北戴河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

关于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可能因为时间还早，尚无动静，至于毛主席1962年在北戴河《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怎么也找不到了，原因是很清楚的。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是毛主席说“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要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北戴河开了一个多月，在北京也开了一个月。这次会议在两地都讲了阶级斗争问题，在北戴河是专题报告。但未想到，我现在到了北戴河，怎么也打听不到关于这次讲话的全文。我只找到毛主席在1962年9月24日上午于怀仁堂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毛主席说：“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之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为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有人说，毛主席现在谈起来，光辉大半辈子，可惜晚年犯了错误。这句话虽然前半句是对的，而后半句却大错了。毛主席晚年如同“早年”，根据他自己的说法，都有可能这里或那里有缺点或错误。但是，毛主席恰巧在晚年适时和认真地指出，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及时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一般讲，人到晚年，总是有不如青年，中年之处，但毛主席晚年却是一个光辉的晚年，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毛主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毛主席就指出苏联修正主义的错误，接着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三和”和“三无”谬论（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长入共产主义，无战争、无军队、无武器）展开批判。毛主席在《列宁主义万岁》和中苏论战的《九评》中，从理论上，思想上对修正主义展开了全面斗争，可是，国内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阳奉阴违地与苏修谈判（邓小平），或者在国内搞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教育”（刘少奇）。修正主义分子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危急存亡之秋，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次文化大革命结局失败了。这个失败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走向低潮时期，国际反动势力恢复元气、重新组织向无产阶级进攻时期，也是它最后的挣扎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因局部胜利冲昏头脑，因而忽视政治、脱离群众，所遭到的严重打击。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领导缺乏经验，打击面过宽，过多严重违反稳、准、狠的政策；2）修正主义把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平反”官复原职，从而加倍地对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进行报复。由于不论已经打倒或未被打倒的干部，长期在毛主席的教育下，多少理解一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马列宁主义道理，形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决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这样的条件下，承认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总的结果是继续搞修正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不要搞阶级斗争，二是不要搞群众运动，三是必须加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等理论。我们现在是一个没有心脏，没有头脑的社会主义巨人，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甚至宪法党章上还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江泽民理论，决定中国共产党应吸收资本家入党。党的成分腐化到这种程度，最近五年逐年有省级以上党员干部因贪污腐化受刑事处分（附表）！未处分的部分也可想而知。而这正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现在不是搞点资本主义不要怕（哄人、骗人），而是欢迎大搞、快搞资本主义，消灭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基本卖光；或者破产卖光分光，或者实行股份制股票市场上卖光。已经不是搞点资本主义不要怕，而是怕资本主义搞的不够多，怕卖慢了群众造反卖不成了。关于三个代表有各种版本：如江泽民坚持做总书记（党的代表），国家主席（政府代表），军委主席（军队代表）；如民众说，先进生产力代表——大款；先进文化代表——大腕；全民利益代表——大官。这就是现状。几千万失业工人，几亿贫困农民，要求改变现状！反帝、反腐、反修呼声高！

杂记（三）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经过一些人看了,都说同意。对于形势的分析，任务的提出，都表示赞同。

1、但也有人感到说的太明显，肯定会引起镇压；

2、有人认为重提文化大革命，阻力大，一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二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大革命”的提法可能就是错误的；

3、从理论上说明特别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又老又新的问题，又是与党内修正主义者斗争的问题，这一点特别重要；

4、邓小平滑头，同意无产阶级专政，但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或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提法就可以代替阶级斗争；

5、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既不要阶级斗争，又不要群众运动，不要群众性阶级斗争，这样就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的革命理论。

6、资产阶级学者根本搞不清或者有意模糊什么是文化（culture）和什么是文明（civilization）。

7、为什么我坚持以后还是用“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我固执，而是这才正确。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搞臭了。这是因为我们换了一个修正主义的鼻子，是香是臭，因阶级立场不同而异，广大工农革命群众没有说臭。

8、至于那些对毛主席、对“文革小组”的许多“小说”、“传说”、谎言，如当年对十月革命、对集体农庄、对列宁、斯大林等，不是一样吗？这些文献，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应有都有。

9、所以，我不是固执己见。一次失败了，还有第二次，还有多次文化大革命，而不必改为其他。

10、“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实践上总的说没有错，而且是极其英明的、正确的。但是，在阶级力量对比上、世界形势发展上、内部与外部条件上，我们的估计有错误，我们失败了，所以，我们说，文革是失败了，但不是错误。巴黎公社就是这种情形。特别是执行中的缺点不能裁到毛主席身上。

11、如果毛主席揽到在自己身上，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负责的态度，但修正主义者还是不能让过，把它还算到所有造反派头上，算到群众头上，从此以后，甚至不让搞群众运动，你看多么反动！

12、如果说，从毛主席算起，都错了；那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理原则——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总不能一概否定，而修正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否定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

13、骗人骗到现在，从各方面骗（一大堆修正主义“理论”），现在搞私有化，几乎把国有资产什么都卖光了，还假装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从98%到88%，78%，68%，48%，38%……）。几十年不清党，党员从中央委员、国家领导人到厂长，犯法判刑的人数惊人（见附件），甚至动员党员搞私有化，另方面私人企业家可以入党。这些问题，不搞文化大革命不能解决。

14、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要在打击面太宽，另方面就是“残酷”、“无情”。本来，这个运动必然宽，而且一旦斗争发动起来，有各种原因，必然残酷、无情。虽然，毛主席也谈到要一个和风细雨的方式。毛主席规定：大部分不捕，一个不杀；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只对走资派斗，群众则大联合，但是，由于高中级干部中修正主义长期未得到批判，干部一被结合，其中，修正主义分子掌握领导权以后，却发动起群众斗群众来了（这一派修正主义分子干部组织一部分群众，斗争另一部分修正主义分子领导的群众），变成群众斗群众，即所谓派性斗争，而派性斗争本质上就是修正主义分子夺权的斗争。这不是毛主席的错，而是对修正主义斗争输了一着，这个教训应该用来教育自己，教育群众，今后防止被修正主义者利用。一定要说明，工人阶级领导工农劳动大众发动的大革命，除掉被敌对阶级阴谋破坏而外，本阶级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自己斗自己”。

试看，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工人、农民、青年是多么团结，劳动人民是多么团结。我早在1956年2月，从上海上车到东北，车行到泰安，晚间九时我下车到小店吃了一碗面条，然后，把手提包存在饭店，夜间独自上了泰山。我想到过是否有老虎，想过有强盗。店馆老板对我说，这类事，不会有，你放心。我上了泰山，照了一张照片。第二天回到小店，再吃一碗面，上了火车。而现在呢？现在是上面贪官污吏，下面盗贼横生！

15、从文化大革命前和文革前期看，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团结，如鱼似水。后来，有的地方由于走资派的挑动，不但群众斗群众，而且群众组织反对军队，军队镇压群众组织。如果不是走资派干部的操纵，会产生这种情形吗？文化大革命中有的“群众”自发地破坏庙宇文物，这与今天的迷信活动猖獗，也形成对比。

16、要用适当的形式描述修正主义的活动，教育后代如何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正确对待革命群众，正确对待对自己进行过“斗争”的群众。

17、文化大革命如同任何大的群众性的革命，常常有它的群众性，而群众即使发动得十分充分，而且可以说越是充分，越具有群众性，其中还是有左中右，而且总有一部分落后份子，他们的行动表现在不遵守政策等。因此，怎能不出现违反政策的事呢？有些善良的人，赞成革命，但不赞成群众性革命运动。即使是海涅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诗人，他因为革命群众运动中可能把他的诗稿给烧了，而不赞成搞。马克思最了解他。要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正确的总结，特别是总结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不正确了解群众运动，则根本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正确。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后失败，是因为脱离群众，不是领导要脱离群众，而是广大群众为反动的走资派所“领导”、所愚弄，所以变成群众斗群众，领导者脱离了群众，或者领导者站在一派群众一边，与另一派群众斗。今天首要的任务是，根据群众（工人、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学习群众，争取群众，认识群众，要出一本《群众》杂志！千万不要学叶公，叶公好龙，龙来了又害怕龙。

18、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要求高干“两个决裂”……，是不是太左了。因此，不要纯之又纯的共产主义，还要允许搞点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就是这样定的。结果是，大胆的放、大胆的改、开放无边、改革无底，直至“四化”，私有化、腐败化、西化、分化到基本上化光了，化透了。但这时，还不许说这已是错误。多少年来，说应当清党整党，事实却是，未整未清。文革后，把对走资派的党内斗争成了“一风吹”，资产阶级复辟了，现在已彻底地复辟了。但是，仍然没有人提出要搞一次革命。有人说，用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不会适合，因为当时中国似乎还未经过资本主义。现在，人民公社经济没有了，社会主义的大工业没有了，经过资本主义的“改革”，基本上已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本主义了，那么，搞社会主义革命总该适时了吧！不算超越时代了吧？

19、但是，修正主义者说，这还要等几代、几十代，即上百年，甚至上千年。老修正主义者知识太浅了，现在不是农业革命几千年 ，工业革命几百年，而是几年、几十年的事，因为这已是信息产业革命时代的事。

20、修正主义者说，用高科技武装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帝国主义的理论文化势力，压得你不敢反抗；国际的、不只是一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压得你不敢乱动。但是，有资产阶级必有无产阶级，有资产阶级压迫的历史，就有无产阶级反抗的历史。（克林顿、布什们才会说，美国只有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只是少数一些“流氓”，很快就会没有了。）国际反动势力联合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也将变成不是“几国”的，而是真正国际的。资产阶级走向国际，无产阶级同样走向“国际”。最终，无产阶级国际真的成为国际联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亚非拉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落后的前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国际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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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了？这个问题确实应该研究，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经验。

（1）是不是因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完成后，应该发展资本主义，只有经过这个阶段，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革资本主义的命？有人说似乎这条路必须走。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很软弱，自己搞不了资本主义，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上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地位，在共产党正确政策的领导下，虽不顺利，但还是发生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还有人说，中国过去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发展，现在要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给资产阶级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要发展和巩固它的阶级地位，必然在国际上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在国内同时腐败有了权力的干部，使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苏联变修、中国变修的主要条件。要想保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就一定要在国际国内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权，这个斗争就不只是党内的，而且是全国性的，全国人民参加的斗争。当毛主席发现，从中央到地方干部的修正主义严重时，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得出规律：不只一次，还要有二次，三次。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列宁主义观点。这才是真正的“最后的斗争”，反动派和国际资产阶级可能比我们还看得清楚！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修正主义者先是认为，不必搞阶级斗争，可以“和平过渡”；接着说，要搞阶级斗争，但不必夺取政权；再接着说，夺取了政权，不必专政；又说，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就是胜利了，何必要继续革命？总之，是“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世界大同，修正主义者反对经过（阶级）斗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与谁斗呢？社会上资产阶级没有了，与谁斗争呢？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问题不明白，现在明白了：他们名义上已是共产党了，当权派的共产党，制订的政策却是资本主义的，以“共产党资本家”或“资本家共产党”的面目出现。文化大革命时，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多人说，这说不通。现在知道了，正如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名副其实！

22、邓小平说，毛泽东说过，他有错误，但是三七开。这句话实出何处，这么简单？

23、现在修正主义者极尽其能地欺骗革命人民，如说股份公司虽非国有企业，但却是“公有制”，如说资本主义社会为小康，（如同说农村的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如说“民企”，既包括私人企业，也包括集体企业，如……。

毛泽东一生贡献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突出的部分！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势力说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一场“灾祸”，是因为毛泽东年晚年“犯了错误”。但是历史证明，这是毛泽东晚年最光辉的革命活动。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确定是失败了。但是，失败了并不等于错误。如同马克思评价巴黎公社的失败，并不等于错误。

如果文化大革命确是因为有错误而失败，但这个错误是毛泽东党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意造成的，然后裁到毛泽东同志身上。

文化大革命因为走资派被“结合”，恢复权力后挑动群众斗群众。革命群众，那有自己斗自己的原因，当然只是因为走资派的挑拨，才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修正主义者从中也学习了很多，他们学了一条，“千万不要搞群众运动”。而我们就是要大搞群众运动！

杂记（四）

1）有人拟编“纪念毛泽东论文集”，编改革开放中反对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的斗争。

2）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文化大革命并不错误。

3）尤其应当强调：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总的来说，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都是正确的。

4）如果说有错误，是毛主席被修正主义分子欺骗了，如邓认错，发誓要改而不改。

5）不这样认识，我们就不能真正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就不能真正接受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就会长期被修正主义所愚弄和欺骗。以后对人，除要听其言而外，还要观其行，主要看对群众的态度。

6）现在被欺骗愚弄和过去长期受欺骗愚弄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条，毛主席关于“三七开”的检讨，也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搞的不对。

7）那种似乎很“真诚”、很“公正”的对毛主席评价，还出自似乎非常有自我批评修养的同志，他们往往在正确评价毛主席之后，还要代替毛泽东检讨几句。在纪念毛泽东110周年时候，这样做，不是场合，不应该有！

这如同我们称颂列宁为“无产阶级革命圣人”之后，还加上一句，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圣人也不是完人。这后面一句，在纪念列宁诞辰时，似乎不见使用，虽然你说的百分之百正确。

杂记（五）

要澄清据说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他犯有错误，认为错误与正确是“三七开”。

我现在想弄清是什么时候说的，对什么人说的，有没有证据或文件记载，似乎有多种传说。

1、有的说，是毛主席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一生（这样就不是专指文化大革命了）有很多错误。

2、有的说，是毛主席与邓小平谈文化大革命有错误，说“三七开”，邓小平说错误七成，毛主席只承认错误三成。

从这种说法看，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很不同的。

根据邓后的文献，文化大革命根本错了，虽然对毛主席一生并未全盘否定，但他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全盘否定的。例如对“鞍钢宪法”是继续肯定的，但只肯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两参一改三结合’”；而对政治挂帅、党的领导和大搞合理化群众运动则是否定的。一是不要阶级斗争，二是不要群众运动，那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毛泽东思想？

我们从毛主席全部著作和他参加革命的历史来看，他自己“似乎说过”，一生犯过很多错误。但是，文化大革命（确定“失败”了）这个失败是不是毛主席的过错？或者其中有哪些应由毛主席负责？这是早有分析定论的，当然我们还应认证或进一步总结。发动文化大革命，只能说明毛主席的光荣、伟大、正确，而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则应正确分析其原因和毛主席应负哪些“责任”。

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邓小平第一是不要搞阶级斗争（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第二是不要搞群众运动（叶公好龙，龙来了又怕龙）。他错了，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后的历史证明，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革除之。


杂记（六）
1）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被镇压、欺骗，被打散了。

2）文化大革命中被揭发、又被改造教育好的干部，与不悔改的，都一律“一风吹”了。

3）文化大革命中经过群众内查外调，群众教育，自我检讨的好干部，一概不分青红皂白，不再过问了。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打击面太宽，那也只是太宽（凡是处以上干部都被群众审查，但是，最后正在清理中），那么，“一风吹”，照样一切不予存档，更是错误决定，有意把走资派包庇下来。

4）最重大的错误和损失，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否定，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阶级斗争为纲和大搞群众运动的否定。

4条都经历史证明了，所以，今天广大革命人民是会正确采取行动的。

新的青年一代，会在实际生活中做对比分析的，当然要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杂记（七）

1976年6月5日，毛主席在重病中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谈话。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多么寓意深长呵！文革已经结束26年了，目前，对这件事仍在争论中。即使左派队伍，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未能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评价。如上述，这可是毛主席一生中办了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呀。否定了文革，就等于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反修防修的重要思想和实践。这一点，连邓小平都不得不承认，尽管不是真心话。他说：“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1966年10月26日的《检讨》）“1952年我到北京以后，特别是‘八大’选为总书记的10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1968年《我的自述》）“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对中央保证，永不翻案”。（1972年8月2日给毛主席的信）邓小平在毛主席去世后，他180度地改变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主席言中了。邓小平出尔反尔，我们先不谈他。

如何看文革，许多外国人比我们看得还清楚。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在他1985年秋所写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用六章的篇幅来阐述文化大革命。其中有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性质和后果的争论在未来的很多年中还将继续进行，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够写出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准确、比较深刻的完整历史。”（见该书389页）很显然，这位友人是针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潮来婉转地说出这番话的。针对有人说文革使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说法，他在书中引用了周恩来同志1975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时说：“周恩来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中国过去的经济进步及未来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以此表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没有对中国不断发展着的迅速工业化产生严重破坏。他指出，1974年的工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其中钢产量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见该书517页）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清算和彻底否定。决议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决议》进一步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期性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以上就是“文革”是一场“浩劫”的主要论点。

2000年7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王光美、刘源著的书，名为《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在这本书里刘少奇之子刘源（现为武警部队中将副政委）对文化大革命是这样评价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就有说不尽的刘少奇。他们共同演出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许多大戏，其中有轰轰烈烈的三幕”。“第一幕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毛刘亲密无间……”。“第二幕是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大革命’即‘大跃进’。毛刘分歧，教训深刻。”“毛泽东的‘经济大革命’，给国家、给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和灾难”。“第三幕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刘分裂，革命一败涂地。‘人人参与’，人人上阵’，‘人人受侵害，人人受愚弄’，人人受到物质精神的折磨。刘少奇蒙冤逝去，戏缺了主角，粉墨登场的，陪毛泽东玩了一场大闹剧。刘没能好死，毛也不得好活。真正忠诚的，毛费尽心机去迫害；欺骗利用他的，却无可奈何，再也无力无心去追杀。……临终，懵懂也悲，明白更悲。毛泽东的悲剧，缘于不能纠正错误；刘少奇的悲剧，来自不怕坚持真理。这一幕，随毛刘共同悲剧而告终。”刘源继续写道：“刘少奇做过多次著名的自我批评。经过这些年实践的检验，今天看来，那些检讨中例举的错误，几乎没有一桩能称为没有异议的错误。有的是欲加之罪，如‘支持林彪不够’、‘和平民主新阶段’等；剩下的甚至有功，如‘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合作化问题’、‘三自一包’、‘反冒进’、‘党内走资派问题’等等。这些年，我们还沿着他开创的道路走向成功。”

刘源说：“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刘少奇认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政治上的主要敌人，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而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见该书124页）刘源在书中明白无误的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一条与毛泽东路线相对立的路线， 即“刘邓路线”。他说：“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见该书122页）刘源在书中半是谩骂半是攻击地说道：“文革中的错误，就其个人（毛泽东）原因，首先就在于毛泽东头脑深处的封建意识遗留。他早年向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王道乐土’，‘大同世界’这一类理想，伴他终身，见言见行。马列主义加渊博的封建文化功底，浪漫性加实用性，革命加技术，使他有着非凡的创造力，也有狂热的随意性。这些特质，促进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成功，也带来无法估量的浩劫与混乱。今天的历史，确凿无误地记载了他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在经济上，他崇尚小农平均主义式的、封建空想社会主义（封建乌托邦）；政治上，则是晚年淋漓尽致的表现所证实的，帝王君主或个人专断加无产阶级专政（孤家寡人）。他的错误是长期积累形成，并逐渐才得到显现的。”刘源的这些话。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正确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可以对照研究的资料。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作家韩丁1983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深翻》的书，这是他另一本《翻身》的读篇。这两本书都是以山西省长治市张庄的集体化道路为背景的。他在书中大声讴歌了张庄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壮举和辉煌成就，他在1993年6月，为该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气愤地批判了改革开放以来对合作化运动的种种诬蔑和攻击的行为，也谈到了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问题。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位外国友人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轨迹，我们不妨引用他一大段文字。他写道：“我认为中国三十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化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说法。”“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一直被嘲笑为片面的，并因诸如砍伐树、森林耕种粮食等行为而受到指责’。但是，‘以粮为纲’只不过是下面这一段话中的一句，‘以粮为纲，为发掘农村所有的潜力发展农、林、牧、副、渔业’。毛泽东远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全面有综合性，具有远见的，它指出了中国广大农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队，全面贯彻了毛的指示，都繁荣起来了。在那些集体解散了的大队中（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的大队），只有那些特殊优惠的地区——像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东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围的华北平原、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东北地区，搞起了一些多种经营，当然主要是搞起了与所属地区的城市中心有联系的工业活动。其余的地方，绝大多数都停滞下前。……主要的是由于‘单干’意识所引起的混乱状态使他们受到了制约。坏事的不是激发人类美好品质的‘先公后私’，而是诱发坏事的‘发家致富’。如果这些地区不重新组织起来，如果他们不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会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变得更糟，两极分化只会加剧，经济萧条只会加深，像面条一样的细长农田，不可能发展，只有死路一条。”作者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接着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的书在163页写道：这两种具有强烈分歧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的确是存在的。‘它们只是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观点是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呢？还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更好一点上的不同？在这一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是否是号召搞资本主义？’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后，问题就清楚多了。我认为毛是对的，不仅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毛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道，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社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毛活着的时候，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中心，并且通过反对所有对它的攻击来保卫它，动员人民通过群众运动来改造社会，并在运动的过程中教育人民、教育党，提高领导和被领导的觉悟，不断寻求新的途径以便进一步改造社会。然而，在前进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线都会遇到反对和抗拒。这反对和抗拒主要来自中央围绕在刘少奇旁边的一群较保守的人。……这些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依靠的是计划者，他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等级制度和一人专政。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基本工作。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执行和结果上，两条路线发生了一连串的尖锐争执，在一系列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以及迄今为止党所进行的整风，已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这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当时得出的结论，即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抗性矛盾就在党内，是令人吃惊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发动全体人民，更是令人吃惊的和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大胆而不可预知、充满困难且不能保证成功的计划。很少人——甚至毛的最坚决的支持者——真正理解这个计划。当然，我也不太明白。在张庄较有政治觉悟的、像党支部的干部们也不明白，他们后来告诉我：‘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谈过、说明过、解释过，可我们还是不明白，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只有现在，改革以后，实行了责任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承包给个人去谋利以后，我们才有了一点资本主义道路的经历，才明白了一点。’”

他继续写着他的认识过程：“不能原谅的是，我也一直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在美国长大，我至少有许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它我极少有错觉，但也只是到了改革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个部门都拆毁了（这是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是可能的），我才终于开始明白毛所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这样，1979年以来全面开展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是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要探索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他们也不是要通过错误和挫折学到什么，他们尝试这个或反对那个，也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不是像改革派说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摸石过河’（一种非政治的概念，因为它不告诉你，他们要过哪条河），相反地，它是一套有意识的、逐步去执行的、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地拆毁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石。”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的精心安排和有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薄弱关节，作为开始的攻击对象，再沉没或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栓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

“如果我现在能重写《深翻》，有了从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我就会非常不同地、更具有批判性地去评价解放后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体制的矛盾。我也批判我以前所认为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的错误看法，我会对毛在庐山会议的斗争，对毛与批评毛的人之间的冲突，作出更加积极的评价。毛抓住了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没有抓住的一幅清晰的图画。这幅图画告诉我们那些大肆声张的批评出自何处，告诉了我们批评的阶级所带的偏见，他坚决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坚决推动大跃进。如果我有今天的认识，我会对文化大革命有更正面的评价，我会更正面地对毛的一生的工作做出评价，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做出了最有创造性的贡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辨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

在抄录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这位美国学者对我们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多么生动、多么深刻呀！事实上，他以极朴素的语言和鲜活的心灵感悟已经回答了《决议》所提出的几个重大原则的是非问题，明白无误地指出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我想，我们左派队伍中，那些对文革仍有这样那样否定看法的同志，当你看到韩丁的这篇序言后会受到启发的，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的。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文革要解决而没有能够彻底解决、终于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步，一切真正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内外同志，再不能随便跟着错误潮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文化大革命了，再不要人云亦云地把文革妖魔化了。

与文革问题有关联的，还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两个问题是与文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因为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从理论渊源上看，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与列宁讲的“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列宁全集》第9卷第221页）的观点是一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针对邓小平1975年5月29日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用“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经济搞上去”代替阶级斗争，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提出来的。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6页）这两个观点从理论上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从实践上看，也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我们在基本肯定文革的同时，如同评价“巴黎公社”那样，也应看到存在这样那样一些不足或错误。毛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人员，这不好。”（同上书488页）毛主席的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也是客观的、正确的。这些不足和错误与文革的主流和成绩相比，毕竟是支流，历史上任何一次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大革命，哪能没有一些瑕疵呢？对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就是了。至于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受到冲击，吃了一些苦头，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也要从积极方面考虑。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就在于它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还要解决人们的私有观念问题，而解决人们的私有观念，是谈何容易呀！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最后几百米，那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所以，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斗私批修。”文革既然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触及一下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与私有观念决裂，也不一定是件事，很可能是一笔宝贵财富。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整、甚至蹲过监狱的许多老同志，有着像大海一般的宽广胸怀，他们像韩丁那样，经历过一段认识过程，已经理解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对文革给以充分肯定。

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革命路线“平反”、“正名”，勇敢地搬开阻碍我们继续前进的这块认识上的绊脚石。不然，我们就不能继续革命，不能继续前进，无产阶级和一切要革命的人们就不能重新翻身解放。

杂记（八）

一、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是广义的，还有狭义的文化斗争。

二、文化大革命不单纯是生产斗争（经济革命）或阶级斗争（政治革命）或科学实验（科学革命）。

三、关于它的具体内容，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熟悉下列口号：1）“抓革命，促生产”；“技术革新，技术革命”；2）“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修正主义份子；3）“要文斗，不要武斗”，不是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4）“斗私批修，实现两个决裂”，不但与私有制而且与私有观念决裂；5）“破四旧”——意识形态斗争形式占主要地位。

杂记（九）

到北戴河疗养之前，我曾到鞍山去了一趟，看望一些卧床不起的老相识。去年因为他不能起床，我们就未见面。

我找到毛主席关于“鞍纲宪法”的手迹，与几个老劳模（李绍奎、车桂珍、陈树庆、崔桂芝）座谈，还一起吃了一顿饭，崔桂芝要请客，我们还是付钱了。大家对纪念毛主席，特别是宣传鞍纲宪法，噤若寒蝉，后来有人说要大庆祝，群情激动起来了。

关于纪念毛主席，宣传鞍纲宪法，有些同志（技术干部）只讲“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两参一改三结合”。我说，关于开头的“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党的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呢？他们对这方面不说。后来到了大连，到了北戴河，都说尚未接到纪念的通知，我到北戴河找不到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就不再追问原因了，这里把同志们感兴趣的毛主席关于鞍纲宪法手迹呈上，另把我2000年为鞍纲党校编的文集旧稿一并附上。
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手稿

上海局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二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了的，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的厂长分工负责制。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有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1958年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1959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给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1960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二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并请你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中央 1960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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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鞍钢宪法”

马宾

毛主席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是在1960年三月二十二日写出的。

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政治挂帅和党的领导。这不但是针对国内，而且是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知道，苏联自从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就大搞“三无”（“无战争”，“无武器”，“无军队”），“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两全”（“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毛主席针对苏联修正主义提出了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政治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提出了党的领导（党对政府，军队……的绝对领导）。毛主席明确指出，“鞍钢宪法”是与“马钢宪法”相对立而提出的，因此，《鞍钢宪法》有世界意义。当时国内也有只专不红，搞技术不问政治，一长制与党委制之争，虽不似苏联严重，但有向苏联学习的倾向。厂长与工人的关系，有如猫鼠，工会、党委成为厂长附庸，以及强调物质刺激等（毛主席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语中多处指出）。所以，我说“鞍钢宪法”有国际意义。

第二部分是总结大跃进不重视科学、不讲究技术的失败经验教训，提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1958年大跃进失败后，1959年鞍钢和全国各企业就开始大搞技术革新运动。这时期在毛主席亲自参与和领导下，我国在这方面取得重大成就：1）十年微电子技术几乎追上美国；2）火箭导弹试成；3）卫星上天；4）原子弹、氢弹试成；5）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出；6）180座大型客机制成；7）万吨水压机、水库，还有石油勘采工程，水利工程，山区沙漠防沙等工程的完成。改革开放的成绩，也多是利用了原来的基础，从创新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没有或很少有超过的。我认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提法，较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更为准确，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素，不是第一要素。第一要素，列宁说是生产劳动者，是人。

第三部分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干部，不是为自己获取利润而管理，管理的目的是为发展国家经济、改善劳动者生活；此外，干部自己也必须参加劳动，才有利于了解实际、联系群众。工人（指生产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对人财物和产供销，直接参与讨论决策。这是“两参”。“一改”是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三结合”是领导，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这些全是直接表现在生产力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改进。这是毛主席在私有制改为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基本改造完成后，进一步在公有制企业中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方面的改进，即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改进。

第四部分是大搞合理化建议的群众运动。毛主席认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对任何工作，都得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让群众出谋献计，并为之实现而奋斗。当时，不但在鞍钢，而且在全国，群众起来之后（如三老四严作风的大改革），不到三年时间就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创造了上述许多新的业绩。

以上第三点是讲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改进，第四点几乎是对各行各业工作的指示。

今天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学习和贯彻“鞍钢宪法”的指示和原则，是再及时不过的了！

马 宾 2001年4月22日

（与清华大学来访者谈话）

四、与从来的社会革命的内容和口号均不同，政策、策略不同，所以，不易为人们理解，这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为人民理解有联系，何况还有修正主义份子的反对。

五、要从头即从什么是文化讲起。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一方面不认真理解，同时又容易被骗。要加强宣讲，加强学习。

六、我现在并未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但据我的粗略理解，是因为学习和宣传大大不够，要争取使广大群众理解，理解了，就能正确实行了。是不是在提出搞文化大革命时，要准备？或者要搞革命，但不要叫文化大革命？我看，我们还是要叫文化大革命，要宣传解释！

学习《鞍钢宪法》点滴认识

马宾 2000年2月11日

辽宁省委党校、鞍山市委党校的《鞍钢宪法》课题组邀请我写一篇关于《鞍钢宪法》的文章，体裁不拘。我当即答应下来，至今已一年了。今年我已87岁，早不务实，但仍务虚。只能在四十年后对过去的经历做片段追忆，并根据50年来的实践对《鞍钢宪法》写出几点认识，以此鞭策自己再作联系实际的比较系统的学习。

毛泽东同志把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鞍钢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报告作了600字批示，提到“宪法”高度，3月22日发给全党。我们鞍钢工人阶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大法遵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导我们，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关系是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大环节的综合。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以生产关系为经济基础派生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为意识形态、政治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产生于其上的上层建筑，总和起来形成阶级矛盾，有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即是政治。工人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成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它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夺取政权之后，为了巩固这个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继续革命。中国50年代建国后进入60年代时，毛泽东同志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在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要改变和改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社会主义关系），就算达到问题完满解决。实际上也确实是。苏联与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解放了生产力，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快速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企业，人们后来发现劳动生产率还不很高，这里还有其他原因。有人认为还要在所有制上做文章；有人认为不应实行公有制；有人认为劳动生产率够高了，等等。总之，都是要在所有制上做文章。毛主席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动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影响。”张闻天同志说，生产关系有二重性，除掉人们在生产资料的所有的关系而外，还有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生产关系。他们说的，都涉及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又涉及发展生产力，既要解决所有制，又要解决管理问题。资本主义虽然长期维持着私有制的所有关系，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在生产中加强管理，相对说，也发展了生产力。我国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生产关系存在很多问题，即管理问题还未改好。所以，我们还应改革。所谓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本身方面的生产关系，即是劳动分工和社会协作的组织管理体系。如庞大而复杂的现代生产设备，则应实行劳动分工；如原燃材料、备品备件供应和产品销售繁多，则需要发展社会协作。现代系统管理，现代连续作业生产，都需要现代化管理。一条现代化流水生产线和一项交叉作业系统工程，都需要现代化管理。例如，如何借助CAD、CAM、CAE、机械加工中心，柔性作业，MRP-Ⅱ、CIMS等，在质量管理上如何利用TQC质量管理方法，在计划管理上，如何利用PACD、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系统分析、MIS、矩阵管理方法，等等。经济管理包括计划管理、劳动管理、成本管理、材料管理、市场作业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管理、设备管理、销售管理、财务管理，以及总体设计部、决策支持系统等，培训人才、选择人才。总之，人财物，产供销，明确责权利等，都是生产力上人与人的关系的管理问题，要求“三老四严”，反对“管、卡、压”，发扬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由于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生产关系的不断改革完善，也即管理的改革完善，劳动生产率往后还会不断提高，生产力可持续增长地发展。

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都少不了管理，不过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如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不同的两种职能。资本主义的国家和企业管理的功能，一是统治剥削劳动人民，一是组织管理运行生产。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企业管理功能，一是为人民服务，二是组织生产。只要有此明确认识，我们应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有利的管理方法。

二、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就指出，全国解放后，甚至只是大城市解放后，立即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即是说一切其他工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任务，始终没有变更。三年经济恢复，五年社会主义改造，156项建设，1958年大跃进等，都未改变过。大跃进失败，1960年提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从国家任务讲，都是反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从人类社会讲，为了发展生产力。1958年大跃进的执行中，急噪冒进，只讲多快，不讲好省，遭受了失败，教训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忽视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只讲生产工具和技术，忽视了生产关系方面的管理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同志于大跃进失败后，又重新组织研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鞍钢宪法》。

毛泽东同志提出与《马钢宪法》对立的《鞍钢宪法》，就是直接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斗争。50年代，我在苏联一个大学学习，在一个苏联第二大钢厂库茨涅次克厂实习。很明显，苏联大企业的厂长是苏共中央委员，但实行的不是列宁的一长制而是厂长独裁，党委、工会变成厂长的“小伙计”，什么工作都是厂长说了算，（当然，我只能从社会上的反映和接触中了解，）任人唯亲，特殊待遇。比方，我以鞍钢总经理身份去当学生，要给我配备专车，每周可到特供俱乐部休息，我都拒绝了。学生、老师公开地赞佩毛泽东，他们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有的人说希望毛泽东来领导我们（当然这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大讲“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持久和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三和世界”，“阶级消灭”了，共产党再不是工人阶级的党而是“全民党”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党与苏联修正主义者持续论战了十多年。而我们鞍钢是在苏联帮助下恢复发展的，苏联派到鞍钢工作的专家成百上千，鞍钢几乎所有技术干部不是到苏联学习就是在国内培训。而且我国规定对苏联专家的建议要绝对尊重，不能执行时也不要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放思想，毛主席点了马钢的名，是有国际国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意义的。

有人说，大跃进把规章制度都烧了，事实上，那些技术规格、操作规程，都没有什么错，后来即使来不及成文，又恢复了。事实上，文件烧了，操作还是按那些，否则无法生产。另外，这些规格、规程，根据我在苏联学习知道，基本上也都是苏联在引进美国建设的大工厂时的全套规章制度。另外，讲到技术，苏联早就提出“技术决定一切”（斯大林），从美国引进“技术进步”，后来又提出改革。不过他们先是用Пеρеворот，说这是“变更”，太严了，改为реконструктур，意即“结构改革”。1989年以后改为реφорм，即Reform，也就是西方用的英文“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也还是向俄罗斯学，向东欧学，如兰格的“市场社会经济”和科尔纳的“短缺经济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改为全面向美国学。这时，已不是学管理、学技术，而是学资本主义私有化了。特别是，吴敬琏把西方股份公司资本的“资本家股东公有制”叫作“现代企业制度”，要我国所有企业学习。他介绍的美国钱德勒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点，是产权明晰，职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产权明晰是什么含义？根据科斯定理，例如某工厂烟囱的烟冒到邻居住宅区，居民要工厂赔偿空气被污染的损失，工厂说空气是公共的，只有将空间私有化才能断案。因此，产权必须私有化，才能明晰，企业为私人资本所有，不允许由政府管理。关于管理科学，；厉以宁说，改革不是管理改革，而是产权制度改革，这样才能深化改革。这样，现代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实现后，就是私有产权的确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存在了。这些“改革者”是些邓小平同志讲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改革派，他们在现代企业制度名义下，具体搞股份有限公司，在资本共有（股东共有）下，实行资本私有化，说这样最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为帝国主义。二战后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上又有新的发展，基本特征依旧，但由工业寡头垄断变为金融寡头垄断，由国家垄断，变为国际垄断，由寄生性、腐朽性，加上投机性、赌博性、虚拟性、泡沫性。对世界的统治，由过去的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变为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搞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不是瓜分世界，而是独霸世界。对中国以两弹（核弹和糖弹）推行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在中国企业推行美式股份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要旨是：以资本为主体（劳动其次），以企业为本位（上不管国家，下不管个人），国家无计划（无政府），政府不管理（政企分开），由“看不见的手”指挥，自由放任，人人为我（拉关系，找主顾），我反人人（否则占不到市场），按照游戏规则（没有等价交换和不管供求关系），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不是互相竞赛，共同前进），争权夺利。结果造成社会风气日下，贪污贿赂，假冒伪劣，坑蒙诈骗，走私贩毒，卖淫嫖娼。其指导思想则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不确定性、破碎性，无本质，无本体，无原则论，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在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社会风气如江河日下。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对此加以制止和改正吗？

为什么国民经济会改到这个地步呢？因为丢掉了四项基本原则。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基本路线。当时在制订党的基本路线时，不但继续坚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同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但因为文化大革命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所以回避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代之。但是，有人误以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相互矛盾的，因而放弃了前者，这样，就使经济工作失去了灵魂和方向，使企业改革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了。所以，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非但没有把国有企业搞好、搞活、救活、抢救过来，而且消失了一小半，另一大半或半亏损、或资不抵债。毛泽东同志在《鞍钢宪法》中强调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及科学管理发展生产力，既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防止了“唯生产力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在《鞍钢宪法》中首先指出，要在政治挂帅、党的领导下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管理制度。再则，企业职工中的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他们作为党组织，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的先锋队，要领导工人群众。同时，作为党员个人，又是职工群众的一员，是“人人为我”，而我又是工人阶级群众的一员，应“我为人人”，没有特权和高人一等。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者本来都是工人阶级，因为分工和工作岗位不同，又要作为工人阶级的不同成员而实行三结合。为了防止把管理看作如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必须正确处理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应是工人阶级不同成员之间同命运的内部关系，不是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的关系。为此，在管理上，除了有工人群众作为专职人员的参与之外，工人群众还必须以非专职人员的身份参加管理。同时，从事管理的专职干部，也要参加劳动，以密切联系群众和深入实际，以有利于领导管理决策。毛主席的这些考虑，就是为了避免在学习西方管理时，连它们那些“管、卡、压”的东西都学过来。《鞍钢宪法》使工人阶级的不同成员都觉悟到本人与整个阶级利益的一致，劳动的积极性和热情怎能不被激发起来呢？而积极性越高，工作得越好，按劳分配所得就越多，这不就是物质利益吗？毛主席不但指出企业管理的重要，防止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还指出要认识到“管理就是社教”，要从社会主义企业的上述实践中培养和教育国家管理人才和党的领导干部。

三、《鞍钢宪法》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即是大搞合理化建议的群众运动。当时，对这一条是没有怀疑和异议的。1958年大跃进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比如说，6000人上山，老婆儿女一起上，土法炼钢，砍树伐林等，要一分为二地看。土法炼钢本身的错误，是缺乏正党的正确领导和当了群众的尾巴主义；但不能说，依靠群众运动是不对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的地方被所谓“四人帮”分子所操纵，实际是有些作风不正的干部为保护自己，挑动一部分群众斗另一部分群众。这种情形，即使冷冷清清的群众运动，甚至在少数干部之中，也会产生这种派别斗争情形。在生产斗争中，在大跃进时，如果不是大搞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来修水库，能用这么短的时间办那么大的事情吗？对群众运动的“大”与“不大”，不能只从人数上考虑。任何群众运动，总有群众性，不是少数人。更重要的是，任何群众运动，参加者总分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总会有一部分人未发动起来。要发动当然不能搞强迫命令，要靠动员。大搞群众运动是指思想发动的充分。如果只按人数计，那末，小厂必然不如大厂，不能说大搞而只能小搞了。大搞是带有充分发动、积极参加的意思。这一点很重要，党的事业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是全国人民的，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完成。列宁说，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凡事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则一事无成，直至遭到可耻的失败。当然，那种认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教育，不需要党的领导的观点，也是极其错误的。另外，叶公好龙式地颂扬群众，而实际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更害怕大搞群众运动，其难处是自己肚子里有鬼，有不为群众满意的地方，或者自己感到没有站在群众之中、领导群众的能力。大的革命行动，在有群众参加的情形下，群众自己犯了错误，也很容易为群众所了解而加以克服和解决。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中犯了错误，受了损失，然而在1962年到1965年迅速得以纠正和恢复。所以，共产党是群众性的党，只能检讨教训，纠正领导不好的做法，不能反对大搞群众运动。《鞍钢宪法》提出大搞合理化群众运动，是对1959—1960年的鞍钢经验总结。当时有全国工会倪志福、省委书记黄炎青、劳动模范王崇伦，以及其他“焊接大王”、“铸造大王”，也有各工种的工人们利用业余与放假时间，表演、讨论、建议，有时晚间灯火辉煌，有时吸引全国比赛。由于群众（包括工人、工程师）发动起来了，出谋划策，献计献策，建议很多。我当时作为总工程师，一边非常高兴地看到，有许多技术难题、关键产品、品种问题、质量问题，在群众建议、讨论和试验中解决了。另一方面，也切实引起技术管理干部的头痛，我的办公室送来了不知多少“永动机”的发明、建议，还要接见他们，还要给他们答复。但这是大搞合理化运动的群众建议。运动引起的难题，难免出现叶公好龙的现象。然而，组织几次技术讨论会，请教授们讲一讲机械原理、热力学定理等，就在认识上提高了一步。哪能保证所有的建议都合理呢？即使都是好的建议，也不能样样实行。同时，一定的时候，总要有一个间歇时间。这里一个根本问题，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正确关系问题。我敢断言，如果不依靠群众，不搞群众运动，如过去的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当前的贪污腐败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说到这里，还要回到一个根本问题，即必须讲无产阶级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解决生产关系的改革问题。有的人重视发展生产力，重视科学技术，但是害怕人家说他是“唯生产力论”，是“右倾”；又有人禁止人们批判“唯生产力论”，说反“唯生产力论”是“左”。在生产关系上，对已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究竟要不要改，如何改，这个问题，只有在讲无产阶级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有的“唯生产力论者”其实并不重视生产力。因为生产力要素包括①体力生产劳动、脑力生产劳动者；②劳动手段；③劳动对象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有阶级观点，作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各要素中首要的是劳动者。正因为此，说生产力是能动的、革命的、永远向前发展的。这不是说生产手段（工具、机器）、生产对象（原燃材料、自然资源）不重要，哪一个要素都缺一不可，巧妇难作无米之炊，要看在什么时候、地点哪些要素相对地显得更为重要。“你这不是不同意邓小平理论嘛”。不是。邓小平同志讲科技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是在当代中国发展中，意在关注科技也是生产力，而且是头等重要的生产力。但要排队，当然人（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因素第一，其次是劳动手段，再其次是劳动对象。所以，后来有许多人补充说，要重视有知识的（是指有科学、技术、生产的知识的）科学工作者、技术工作者的人才（但不敢说他们是第一生产力，因为怕误会与邓小平理论矛盾）。其实关键在于，只有作阶级分析，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才能避免错误。“我们强调发展生产力嘛”！但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生产力。这只能靠无产阶级讲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办到。

同样，生产关系的改革问题，也要看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改革派口口声声学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样子，要“彻底”从改革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根本问题上着手，而且是实行什么“公有制”。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改革所有制关系呢？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们所谓的“公有制或者共有制”，是资本家共有的投资财产，他们把剥削和掠夺劳动人民收入而上股市集资的公司（Cooperation与Cooperative的语根相同）说成也是“共（公）有制”（其实是资产者的）。他们就这样企图用偷换概念，达到把劳动人民的公有制（包括国营企业）私有化，还美其名曰“所有制改革”，改为“更好的，更完善的公有制”。所以，毛泽东同志在《鞍钢宪法》中指出，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如同其他中心工作一样）的同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即以阶级斗争为纲。

对于反贪污腐败和假冒伪劣，同样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存在决定意识，私有制和导向私有制的政策必然产生私欲，私欲膨胀，为官必贪，为商必奸。古代哲学家庄子同意老子的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剥削阶级的统治，“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柘也。为之斗斛而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了权衡以称之，则并权衡而穷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衡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之邪？”所以，要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的修正主义，口头上天官慈佛，实际上男盗女娼，名义是圣贤，行动是盗贼。我们怎么分辩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脑筋里总是有一根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阶级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才可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