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使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山水云间



在中国当代政治领袖中,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毛泽东的影响力,不仅因为他是新中国的奠基人,执政时间久,也还因为在他执政期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当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对新旧中国作过这样的对比:“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层层压榨之下暗无天日的社会。是一个农村整个破产,工业被帝国主义全盘控制的社会。用鲁迅的话说,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由于“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产生了新的世界观,在发达国家里产生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何炳棣教授说:“毛主席将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忍辱待毙、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为艰苦卓绝、急公好义、勤仆俭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国。”“从客观历史观点看,毛主席无疑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物。”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埃斯科瓦尔·萨洛姆甚至这样认为:“没有毛主席的形象,就写不出二十世纪的历史。”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历史事件,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更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结构。彭德怀元帅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说,在经过三年的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不仅没有越雷池一步,而且陷入日益不利的困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泽东有力地扭转了人类的历史,扭转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告诉人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今天,我们很多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以及青年学生这些众多的劳动者和爱国者都在以各种方式怀念这位人民共和国的缔结者——毛泽东。在城市,的哥们在他们的驾驶室里挂起了毛泽东像;在农村,走进农家的正屋里一眼就能看到毛主席画像,青年学生读起了毛主席的书。
1999年8月10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但还是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从1990——1994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1949——1959年中国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和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的重新分配、城市对资本家进行了公私合营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使得中国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同时简化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普及义务教育、实行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公元与计量单位制度、公共保健与福利政策。倡导为人民服务的行为规范,官兵一致,官民一致以及有助于恢复民族精神和民众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中国共产党对封建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几千年的土匪武装的镇压也促使整个东方大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奠定工作的产物,而不完全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现代中国的基本特征是所有社会阶级都是软弱的,因此1949年以后在中国所建立的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组成联合专政政府。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莫里斯·梅斯纳指出:“在1950-1952年新政权主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在农村地区废除了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消灭了绅士地主阶级,并且重新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不过,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具有激进的社会意义,它决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用马列主义的术语来说,废除资本主义前的土地关系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要进程的一部分,它是创造真正的全国性市场和政府所需要的基本措施。用毛泽东主义的术语来说,土地改革也是‘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一幕。”但是,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决心将它迅速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报告中仍然肯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很快就宣布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1920年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称为大革命)都没有能够完成土地革命,然而,毛泽东却有力地扫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障碍,完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没法完成的历史任务,他完成了土地革命,建立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的前提。 毛泽东高度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是实际上国家一直并没有放弃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一直是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在文革后期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来所以是并不意外的。莫里斯·梅斯纳说:“毛泽东时代的许多观察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设想,使现代工业化手段同社会主义目标相调和的独特尝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时期所独具的特色之一。无疑,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而且一定也是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张。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经济建设的成果不是为一部分所垄断,而是相对公平地为全社会所分享。也正是这样,毛泽东接管政权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而当他的统治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达到了65岁。也就是说,在他统治中国的25年里,中国的人均寿命翻了不止一番。与此同时,中国的婴儿死亡率降低到了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中国的基础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已经基本普及了廉价的中学教育,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学校;“赤脚医生”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遭到了嘲笑,但是对于从来就是缺医少药,得不到现代医疗保护的广大农民来说,确实减少了他们的疾病,延长了他们的寿命;不仅城市职工实现了免费医疗,在广大农村也建立了合作医疗,不仅在城市建立了职工退休保障制度,在农村也建立了严格的“五保户”制度,使需要救济的农村社员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了这个政权的一些社会主义因素。因此毛泽东在中国所进行的又确实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个全力推进中国进入民主的、文明的现代国家从而希望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无疑应该作为世界历史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这个时代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利益和人类自身利益而已载入史册。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集体领导时期,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农村的合作信用社、合作商业、邮电、控制和消灭流行疾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消除贫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扫盲、夜校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尽管这些做得不是很好,但是在此之前的中国哪一个政府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呢?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想到去做,而且做到了。毛泽东提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使得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上山下乡”改变了城市对于农村的单纯汲取的政策,毛泽东时代杂交水稻的试验成功为1980年代粮食产量的突然提高奠定了技术基础,近20年多年来农村的发展仍然受惠于过去时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还有国家基础教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到1976年小学的注册人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为5800万人,基本上开始普及了中学义务制教育。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进行了很多大型基础工业、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过分偏重于重工业,相对来说忽视了粮食、住房和日用消费品的发展。与此同时,相对忽视了上层阶级的利益,而发展了下层阶级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政权的“工农联盟”的性质。可以说,毛泽东的政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1949年以来的中国,一般的说是一段引人注目的历史,同时也具有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毛泽东一直在实践着对黄炎培先生说的不重蹈历史的盛衰循环怪圈,如何保证革命胜利以后不当李自成,努力保持中国革命的乌托邦目标和理想,作为当代社会行动的活的源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在革命成功后仍然继续要求推进中国的革命,要求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对他自己领导的政权进行革命。毛泽东对于历史的最大挑战在于他对于官僚体制的批判和对于技术化的、僵硬教条的斯大林主义的继续革命与历史性偏离。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转变成为一个简单的执政党和利益集团,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思想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化”,企图仍然使它保持“革命党”的活力,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但是历史的悲剧在于,毛泽东要摧毁僵化的官僚机器,然而他本身又是这架巨大的官僚机器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内战也发生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也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在文革中同样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和严厉的清算。文化大革命本身充满了不断的妥协和退却,最后以左倾激进化政治的失败、崩溃和对它的全面否定而告结束。
毛泽东侵犯和触动了官僚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中国历史传统上官僚与知识分子联合的封建士大夫统治传统不同,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都受到直接的威胁。 “思想改造”是毛泽东的一种创造,他企图通过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思想改造运动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措施不仅是毛泽东“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目标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毛泽东激励人们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愿望的一部分。毛泽东本身没有为他的后代留下任何遗产,甚至他的子女在今天会遇到普通的生活上的困难。但是他却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财产。这一财产就是人的自由与尊严,也就是现代个人自由和民族解放的双重目的。
中国人曾经是最驯服的臣民,正是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奴性。毛泽东是五四以来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他一直号召人们参与到公共的政治生活之中去,“要关心国家大事”。他希望人们起来造反、革命,摆脱历史和社会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任何束缚。……我认为,毛泽东主义的宗教观正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人性的尊严,不容许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国官吏的凌辱。正是因为这样,黄克诚将军尽管曾经在漫长的时期里和彭德怀一起被受到极端不公正的迫害;然而,当80年代否定毛泽东成为了一种潮流之后,他却站起来捍卫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时代犯了许多错误,而且是许多严重的错误,比如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历史环境错综复杂,毛泽东错误的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我们的海峡和大洋的对面也搞它的“白色恐怖”,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台湾搞的军事管制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很多年后才得以解除,美国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
在五六十年代,一方面利用计划经济和国家有效动员的优势发展了生产和国家建设,但它也造成物质资源尤其是人民的劳动、热情和理想的极大浪费。以胡风案为代表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大跃进,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是巨大的历史灾难。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说:“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尤其是比斯大林主义更加充满活力和开放性。毛泽东相对于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它更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视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思想补充和修正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毛泽东却似乎对制度建设缺乏真正的兴趣和足够的耐心。社会主义实践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一方面因为它受制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也因为第三世界革命内在地包含的历史矛盾。
今天我们也不应该只是简单地适应西方的模式,而是要以提升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作为目标,我们不能通过毁灭人的尊严而获得“发展”,而是应该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人性化。
今天中国的思维仍然缺乏对“发展主义”的必要反思。今天我们继续在“自由”、“解放”、“发展”这些宏伟的叙述下漠视人们具体的利益和牺牲,“效率优先”和“减员增效”等理论的泛滥正在摧毁我们生存的道德基础和生存本身,片面的“发展主义”已经导致了“只要发展,不要生存”的灾难性后果。今天中国的某些“改革”理论家在历史目的论和“代价”论高高的旗帜下蔑视人民的利益,然而,毛泽东时代我们正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今天那些用“市场”来反对“国家”的理论家也恰恰忘记了不论中国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来都是由于国家推动的。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现代性和批判现代性的复杂内涵。中国自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思想由严复、梁启超等人传入中国的时候开始,就遭遇到章太炎等人的批判。辛亥革命以后所引进的比如议会民主所引起的曹锟贿选(用金钱收买议员促成自己当选总统,那些被收买的议员则被称为猪仔议员)以及政治腐烂,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它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明显的耻辱,使中国人对于这一制度充满了怀疑。今天中国的理论家正鼓吹和设计中国的私有化,而且在理论界和现实中正在发生一场悄悄的私有化运动。一位中国私有化的理论家这样解释私有化:私有化必须首先搞垮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像一个饭碗,谁要取得这个饭碗,唯一的办法就是往里面吐一口痰。今天中国的所谓“自由派”迫不及待地要推进的就是这样一种肮脏的私有化。他们鼓吹往饭碗里吐痰,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往碗里吐痰的,只有那些拥有“化公为私”的特权的“大佬”才可以往饭碗里吐痰,才有权力“私有化”。
由于过分重视眼前的利益忽略了应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越来越迷信实力、竞争力、效率,人类的远景正在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毛泽东及其思想也许不合时宜,但正如曾经担任西德总理的勃兰特说:“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久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