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是 什麼﹕重新認識易學 

摘自鄧宏海新著《易源考古：易學起源和史前發展的古史新證

第一卷 伏羲易》第一部分第一章

    本章目錄

第一節 易經本是原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总结

第二節 反“易本卜筮之书”论

第三節 “易本宇宙规律之總结”论的重新兴起

    三千多年來﹐古今中外各學科的學者們對易經﹑特別是對其最後版本《周 易》﹐進行了廣泛的研究﹑解釋﹑應用和發揮﹐並把這樣做的學問﹐統稱為易學﹔把歷代這樣做學問的過程﹐稱為易學史。這就為我們重新認識易學準備了兩方面的資料﹕一方面是以易經為既成研究對象所取得的成果﹐另方面是研究易卦和易經的起源﹑特別是《周易》成書過程的成果。但是﹐無論是現代科學研究的超前進展﹐還是現代考古研究的超後進展﹐都在突破易學的這個傳統定義和易學及易學史研究的俗成範圍﹐而把易學還原成中國思維方式和人類智慧源﹐恢復其作為人類精神進化總過程之最早源頭的地位,恢復其實為最古老﹑最原生且最自立更生而最具獨創性和獨特性﹑最久經考驗而最具生命力﹑最連綿不斷而最具持續性和系統性之人類精神文化起源中心的真相。從易學思想之最獨特﹑最本質的存在形式——易卦來 看﹐她的表達經歷了數 (卦數, 即數的組合)﹑圖(卦契和卦圖, 即表達卦數的契刻 和圖畫)﹑文(卦名﹑卦辭 和爻辭及其解 釋和發揮)﹑符(卦符) 這一系列方式的演 變﹐為人類在其進化的各級階段進行思維和思想交流提供了最基本的語言﹑邏輯和文字﹐因此﹐本書把人們以易卦為基礎語言和邏輯來進行思維和思想交流的精神活動﹑特別是科技活動和學術活動﹐都定義為易學﹔把人們以易卦為基礎語言和邏輯來進行理性思維和思想交流的精神生產方式﹐定義為易學思維方式﹔並將史前中國居民用易卦為基礎語言和邏輯或/和文字來進行思維和思想交流的科技活動和學術活動當成研究對象。

    人類進化史告訴我們﹐處於任何一個進化階段上的人類社會﹐其精神文化都包含三大组成部分:(1)对自然的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科技知識;(2)對超自然的 幻覺﹑想象﹑崇拜和信仰——宗教意識;(3)形象思維——藝術. 作为中华文化总根  的易经﹐究竟是屬於宗教還是科學﹖究竟是“卜筮之书”还是原科学文化知识的总结? 是“起源于神学迷信”还是源自初民生存竞争的实践?要理解易經是什麼﹐這  是首先需明確的問題.

    迄今積累的考古發現已顯示﹐自中国初民的理性思维至遲於八千多年前明显以卦数方式展开以来,中国境内越来越多的原始氏族和部落,在竞争中以易学思维方式开创﹑交流﹑发展和积累其求生存﹑爭繁衍的民生实用科技,使中国的原科学几乎从一开始便以易学的形态独立生长于世界精神文化之源頭.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易学交流﹑发展和积累的文化条件和物质条件随之变化,易学的形式﹑内容﹑结构﹑功能和所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 因此,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人们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会相同的.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分期,本书第五卷将详细论述,这里只对其中几个近二千年来最受争议的几个问题加以澄清,以给下面的溯源研究扫除障碍.

第一節 易經本是原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总结

    自清末疑古思潮风行以来,一些學者一直以西方近代實驗科學為标准來否認易學的科學性. 尽管他们承认:“易学不仅提供了一套自然观﹑方法论和科学观,而  且其本身也具有科学内涵”,但宣称:“易学不是科学”,“而严格的科学则产生在近代欧洲”,“真正的科學只在歐洲文藝復興後才產生”. 更有甚者,把近代科学 没发生在中国的原因,归咎于易经使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演绎法”﹑“缺乏数学理性”﹑“与野蛮时代有很大连续性”等种种“固有缺欠”,而以此为由认定易经 “对中国科技思想发展起阻碍作用”.既然所有这些都是以西方的标准来立论的,這裡不妨就用西方哲學區分科學與宗教的標準,来对易经的属性作一检验。

    1.1.1-1 易经究竟是屬於宗教還是科學﹖

    人类起源研究表明,人类的起源与科技的起源是同步并行的.人类一旦进化到有意识地创造工具而使自己同古猿区别开来, 其所创造的工具便标志着科学技术  的发生.西方科学史权威George Sarton(1884-1956)对此作有系统论述, 强调: “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必分别以科学﹑宗教﹑艺术来满足的历史事实,可追溯到文明的最初源头. 原始人已经创造了这些与生俱在的思想或价值.人类的伟大之 处有赖与它们,并来源于它们.”^(１０)实际上,西方考古学研究也证明,在距今6-3万 年的旧石器晚期的文化”大爆炸”中,原始人开展科技﹑宗教和艺术活动的迹象已相当显著;并认定当时人类精神文化已具备这三种成份^(１１). 西方人类学功能学派开 山大师 之一的B. Malinnowski(1884-1942),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以亲自对新 几内亚的一个“仅靠尖棍和小斧就能收获粮食供养其人口而有余”的部落的调查，证明“土人将两个领域划分得清楚：一方面是一套谁都知道的自然条件、植物生长的自然顺序、一般可用篱笆和农作来预防的害虫和危险等；另方面是意外的幸运与坏运。对付前者是知识和工作，对付后者是巫术。”“人能认识他的四周，能利用自然力，都是原始知识或科学的力量，人有了这些便有其生物学优势，远超过自然界的其它生物.”^(１２)这就是说，即使是野蛮人也有认识和利用自然而取得的经验、逻辑和知识；即使是无生存竞争压力的土人部落也能创造出适当的科学技术来维持其生存繁衍,何况在生存竞争中赢得发展壮大而成为各大文明古国的民族,更何况避免了其它古国衰亡命运而成世界上人口最多之一统大国的中华民族;他们的发展壮大必定是依赖于从其最初的原始阶段起就开始持续创造和积累的科学技术。

    近代科学的发生,是人类认识进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西方科学史家们,把近代科学发生之思想根源归结于古希腊哲学;而由古西腊哲学中又追溯出其对两河流域古国和古埃及科学的继承﹑发展和总结^(１３).如只承认近代科学为科学, 把以 實驗基礎作判斷理性思維是否屬於科學的唯一標準﹐ 那就不只是易學﹐而且還有 古希臘科學及其他民族以觀察和實踐為基礎的科學﹐都在全盤否定之列﹔既然古希臘科學的科學性都否定了﹐那西方近現代實驗科學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到頭來﹐連西方近現代實驗科學也給否定了。这样过分强调近代科学,不仅违反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仅违反科学史学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原则,而且西方科学家们和科学史家们也不会认同. 竺可桢先生曾 提到:“恩格斯在《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一书中，正确地指出…：‘如果在中世纪的漫长黑夜之后，科学以梦想不到的力量突然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之有这个奇迹也是归功于生产。’恩格斯并说：在这时候，还有西方从古所未见到过的科学事实，如磁针、活字版和火药从阿拉伯传入西方，也对工业生产和商业繁盛起了推动作用。培根在《新工具》里早已指出这三大发明对于西洋文艺复兴的影响.”^(１４)爱因斯坦明告:“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１５).这些近﹑现代科学的主要开创者都见证: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血缘关系是不容割裂的.

    现代英国考古学家Steven Mithen说: “考古学掌握着理解现代精神的钥 匙.”^(１６)法国数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彭加勒说: “如果我们想要预见数学的将来, 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历史和现状.”^(１７)同样,我们要正确认识近代科学,  就得正视作为其思想前提的古希腊学术和作为其技术前提的中国传统科技的有关发明在科学史上的地位;要正确认识古希腊科学,就得正视作为其思想和技术前提的两河流域古国和古埃及原科学在科学史上的地位; 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科学,就得正  视作为其思想和技术前提的易学在科学史上的地位.

    英国哲學家懷特海對科學與宗教作了明確的區分﹐指出﹕“科學揭示的是一種非人格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宗教體現的是一種具有人格的人與神的關係”。“科學依賴觀察或實驗﹐通過將某種特征抽象成概念﹐並由概念作推理而揭示事物之間的聯係。科學的語言是一個具有規範性的符號系統。科學知識出於對自然的理解和這些知識的運用。”“宗教通過教義回答問題﹐ 所有內容與神有關﹐ 使用的語  言是日常語言﹐表達一種生活方式﹐或喚起並表達崇拜和自我獻身。”“科學 知識有三個層次﹕1)經驗描述﹑包括觀察﹑實驗和搜集材料﹔2)理論﹐包括概括﹑ 抽象出概念﹑解釋和預測﹔3)應用或轉換定律和理論的應用。三者合成一個循環開放系統。”“宗教以信徒的信仰取代了觀察或實驗﹐以神學取代了理性思維﹐以神學教義的執行取代知識的運用。由此而成一個循環的封閉系統。”^(１８)以这些標準來衡量﹐作为东方理性思维方式并為古今中外公認為人类智慧之源的易學﹐顯然﹐屬於科學的範疇。

    就從易学知识体系的最后一个总结版本《周易》來看﹐ 它本身就是一個包 含有三個知識層次的循環開放系統﹕其配合64卦的數字﹐確是長期觀察數據的經驗總結並構成其符號系統的基礎﹔其64卦的符號是概括宇宙萬物的規範性的符號系統﹐二者相结合為宇宙运动和变化的概括﹑抽象﹑解釋和預測提供語言和邏輯﹔其64卦的卦﹑爻辭正是宇宙萬物轉換定律和理論之應用的哲学指导。這樣一個理性思維循環開放系統﹐以其宇宙有机整体系统哲学﹑有机整体系统辩证逻辑和符号与数字模拟系统的数理逻辑,为人類永續不斷地发展創造性思維﹑开展科技创新和知識更新,提供了可反复重新发现的真理﹑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科学范式﹑理论模式﹑概念框架及方法论指导,不仅为中国传统科技在17世纪前领先世界奠定了基础,也不仅以其奠基的中国传统科技发明为近代科学革命作出了貢獻﹐而且在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强劲地支持下为现代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这意味着:易学在人类进化中的科学地位,其有生以来便以有机整体思维方式促进人类思维进化和智慧积累的科学本质;其对人类创造性思维发展的重大科学意义,无论是过去和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為转移的.

1.1.1-2 易学為中国传统科技之源的古史新證和東漢之前的易經定義

    在史前时代一直作民生实用科技应用的易学知识体系,于夏商周三代被神化和哲学化之后,在战国秦汉时期脑力劳动社会分工的继续深化中,被分离成分门别类的易哲学和应用学科的职业知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中国原科学的易学转化成中国传统科学;易学的宇宙观﹑方法论﹑科学范式﹑理论模式及科学内涵都遗传到传统科技的各学科而得到继承和发展.因此,弄请这一时期学术和职业知识体系的实况,对理解易学源流﹑中国传统科技源流乃至解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都有关键性意义.幸好,近些年考古出土了这一时期留下来的大量文字材料, 李零先生及其他 一些学者已利用这些出土文獻同有关世傳古籍文獻相对證,核实了其间学术和职业知识体系的背景﹑结构和功能﹑特性及其对包括四大發明在內的一系列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贡献,为我们探索易源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出发点^(１９).

    据李零先生考证,这一时期的学术和职业知识体系涵盖官学和私学两个层面.官学包括:(1)祝宗卜史系统掌管的礼乐﹑律历﹑天文﹑史记﹑卜筮记录等;(2)贵族子弟学校所设的礼﹑乐﹑御﹑射﹑书﹑数之六艺功课;(3)宰/膳夫系统掌管的养生知识和烹调技术;(4)司士和司寇掌管的法令;(5)各级官员掌管的簿籍和图策;(6)司徒系统掌管的地理和农艺知识;(7)司工掌管的各种工艺知识.私学包括:儒家所传的易﹑书﹑诗﹑礼﹑春秋;墨家所传的工艺技巧;阴阳家所传的数术;道家所传的合天道﹑养性命及方技;法家和名家所传的刑名法之术和纵横驰说之术等;还有民间的兵法﹑数术和方技等.其中数术又包括:天文﹑历法﹑五行﹑蓍龟(筮卜)﹑杂占﹑形法(相地﹑相宅术)及风角(候风术)﹑云气(望云省气术)﹑鸟情(候风术)﹑五音 (候气  术)﹑式法(太一﹑九宫﹑六壬﹑遁甲)等十多种﹑数十类数术.方技又包括:医经﹑经方﹑房中(性学和优生学)﹑神仙(养生延年术和炼丹术).对如此庞杂的学术和知识体系的学科属性, 除了将其中的易哲学归类于“自由学术”外,李零先生对数术 方技知识按学科门类作了这样的概括:“数术涉及天文﹑历术﹑算术﹑地学和物候学,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房中术﹑养生术﹑已及与药剂学有关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化学知识,不仅囊括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所有“基础科学”, 而且  还影响到农艺学﹑工艺学和军事技术的发展.”^(１９) 可见,他讲的“‘自由学术’ 从职业知识的分离”,就是我们上面所述的易哲学同易学的数术方技知识相分离, 隨后数术方技才进而转化成分门别类的传统科学.

    林甘泉先生依据范文澜对战国时期士的分类,认定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知识结构包括道术之学和器用之学”^(２０),其所归属的学科门类,完全印證了李零先生对“自由学术”和“数术方技”的划分,也即我們對易哲学與易学数术方技的划分.

    葛兆光先生也指出：“考古发现的文献说明，古代中国的知识系谱实际上可以描述为一个綿延滋生的過程﹐很多思想可能有一個共同的知識來源與資料來 源”。“出土文献却有相当大的部份恰恰是“兵书”、“数术”与“方技”，天象星占、择日龟卜、医方养生、兵家阴阳的知识在古代随葬文献中的数量，表明它实际上在生活世界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量，也常常是古代思想的知识背景”。其中的“天象地理之学，更是古代中国思想合理性的基本依据。很多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宗教、生活与文学中的观念，常常是由这些知识，经过‘隐喻’、‘象征’和‘转 义’衍生或挪移而来的，不从考古发现中采撷和解释这些看似‘形而下’的知识，就不能真的理解经典文本上那些“形而上”的思想。”^(２１)。既然所有这些‘形而下’的知识 -- 易学数术方技和“形而上”的思想 -- 易哲学都同易卦及阴阳五行 密不可分，其共同的知識來源與資料來源就只能是更古的易學。

    李零先生对数术方技知识还作了这样的哲学概括: “数术方技之学的研究 内容包括两方面:(1)对大宇宙,即对‘天道’或‘天地道’的认识;(2)对小宇宙,即‘生命’﹑‘性命’或‘人道’的认识.”^(１９) 这个概括正好同商周之际至西汉初 期这一期间通行的易经的定义相吻合.下面就在其传世文献同出土文献的对证中,对这一千多年中各学派代表人物的易经定义分期做一简介.

    1.据经过甲骨文和其他出土材料核实的《逸周书》和《周书》的记载^(２２), 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分工，不仅以农业、畜牧和手工业同采集和渔猎的大分离为标 识，也表现为哲学、科技 (如数术方技、农艺 、工艺 )、史学、文学和艺术等 突破宗教的束缚，从王公贵族和巫师的手中解脱出来。周文王以阴阳五行原理，对 上古以来先民在生存竞争中积累的易学知识，特别是先代明王贤哲的易哲学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天道三，人道三…六方三述，其极一也”(《逸周书．命训》)的天道与人道观及以此为主题的一整套安民治国的理论体系，否定殷王神权政治对天命的垄断，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突破神权过份束缚的需要，代表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形成的新的生产力，不仅为周代的德治礼治取代殷代的神权政治的社会大变革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而且在学术上为易学以阴阳五行为核心、以 天道与人道为主题的哲学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因此，这次大分工的成果与文王继承和总结的易学宇宙观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

    随社会分工的深化而先后出现的前‘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和后‘六艺’(易、诗、书、礼、乐、春秋)，都以阴阳五行为核心、以天道与人道为主题而展开。正是在文王对上古以来的精神文化遗产作总结的基础上，周公为首的智者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文王的有机整体系统辩证思想，随时以他们自己所说的 “道别其阴阳之利”(《逸周书．大聚》)的辩证法来认识和处理问题，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政令(《周书.立政》)确立阴阳五行哲学为指导论道经邦的理论基础，进而围绕其“人道尚中,不和曰废。地有五行，不通曰恶。天有四时, 不时曰  凶”(《逸周书．武顺》)的主题制礼作乐，建立起以《周易》、《周书》、《周 礼》、《仪礼》、《周髀》等为其经典的易、书、礼、乐、数等学科体系，将上古以来的文化遗产加以分门别类的系统总结，并通过《周易》对其精神文化遗产的总体和易学知识体系的总体加以哲学的总结，而将早期人类的智慧发展到登造极的高 度，从而为以西周礼乐文化为基本格调、以易学为思想來源的中国传统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无比深厚而坚实的基础。《周易》成書的全部條件和基礎﹐決定了它必為"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经典；其內容必以“道陰陽”為核心﹐其思想必以天道﹑地道與人道的統一為主題。

    2.春秋至战国初期，尽管诸子所本易经之版本不同,《老子》多本《归藏 易》，孔子多本《周易》，《墨子》多本《连山易》，《管子》处于三易向儒、 道、墨、名、法、阴阳诸家的转变之中^(２３)；但他们对三易所共有的核心内容和主题思想的认识是一致的，且都以其总结的宇宙观为建立自己学说的依据。

    《管子》既讲“大道可安而不可说”﹑“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談“王者乘时，圣人乘易。”“虎戏(伏羲)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为王，循六（法），合阴阳，而天下化之。”明确定义了伏羲易乃至《周易》以八卦和六十四卦“迎阴阳”“合天道”教化天下之内容和功能。

    今本《老子》二十五章: "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一." 而帛 书《老子》甲、乙本都作"强为之名曰大", 绝无"一"字.  据饶宗颐教授的考证, 太极与大恒、太一是一事的异称, 都代表对于"一" 的共同的追求, 都是同 《老子》主张的"凡彼万形, 得一后成"、"圣人抱一以为天下牧"相通; 与此相应, "易有太极" 或"易有大恒" 的易、"道生一" 的“道”与“大一” 以至“大”是  一事的异称, 都是以这个总揽宇宙万物的混沌元气概念,来代表不易、不偏的最高 原则性的道^(２４).

    今本《易传》记孔子曰:"夫易, 何为者也?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 如 斯而已者也."所谓“开物成务”，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其包罗万象的传统生产技术和知识作了最好的注释；而今本《易传》围绕易所总结的天下之道，展开出一个包罗万象的道系统，并将所有这些道都由天道、地道、人道来统一于易道。

    《墨子》对夏道的推崇中就提到"太极": "禹既已克有三苗, 焉磨(历)为山 川, 别物上下, 卿制太极, 而民不违, 天下乃静." (《非攻下》);又說﹕“聖人為 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節用上》）这里"卿制 太极" 与"别物上下"相提, 与孔子的"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和老子的"道生一, 一生二", 是一脉相承的, 也同老子的 "圣人抱一以为天下牧"相一致; 墨子的 “大” 就是老子的“大”或“大道”。

    在春秋至战国初期诸子的著述里,　特別是在其出土版本中﹐可找到充分的 证据，来揭示易经那没有被污染的纯真面目－－管子、孔子所说的“易或易道”或管子、老子、墨子所说的“大或大道”；就是他们共同所指的总揽宇宙万物之不 易、不偏的最高原则性的道，即天道、地道、人道的合一之道。

    3.战国时期成书的今本《易传》，对易经的内容和功用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论证，并明确定義“易之為書﹐備悉廣大﹐天道﹑地道﹑人道”。庄子明确定義:"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篇》). 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之下,战国时期的儒家、法 家以及阴阳家、星占家继续对于"一“有共同的追求, 继续以"大一” 或“太极” 这个总揽宇宙万物的混沌元气概念, 来代表不易、不偏的最高原则性的道⁽²⁴⁾ .这个 "大一", 已在《易传》中由"易有太极”的定理所表达; 即指明易经所总结的 易道就是这总揽宇宙万物的最高原则性的道,而将天道、地道和人道予以合一。出土文献《郭店楚简．语丛》载："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这就证实了当时诸子百家对易经确有这样一个一致公认的定义^(２５)。

    4.西汉初期，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 把周公至孔子的五百年, 划为六艺学术史的第一阶段;把孔子至他本人的五百年作其第二阶段，并将第二阶段学术界对包括易经在内的六艺的内容和学术性质之界定和定义作了记载，其中定义:"《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 故长于变”， 《史记．外戚世家》又指明: “ 《易》基乾坤，…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史记》已被甲骨文和其它出土材料验证为信史，司马迁的这些记载也符合上述诸子的易经定义。同司马迁相呼应的是，孔安国在《尚书．序》对中国学术起源和发展史作了精辟的概括：“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尽管他当时未说明这个概括的依据，但他以八卦为中国书契和文籍史的开端，对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作出明确的分期，并将贯穿其历史过程中的阴阳思想以“大道”来作最高度的概括，确实是吻合于帛书《繫辞传》的“易有大恒”,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的 “大常”表“易”,墨子、老子、管子的“大或大道”,以至  甲骨文中的成汤号“大乙”即东皇太一等一系列出土材料,表明其确有所本，绝非向壁虚构。

    在同有关出土材料的对证中，我们按时间顺序遍考了商周之际到西汉初期的文献，其详细结果将在本书第五卷中介绍。上面摘要列举的证据已足以证明:《周易》古经出世至西汉初期的一千多年中，所有先哲一直公认它是以阴阳为核心，总结天道、地道和人道的经典。而这个定义,同上述李零先生对战国秦汉时期数术方技知识体系的哲学概括完全吻合.这就確证战国秦汉时期的數術方技直接來自於易學的渊源;本书再結合以其它考古證據﹐弄清当时的哲学和數術方技的易学基础來源於史前易學的知識譜系﹐就會使史前易學作為東方原科學的純朴面目更加明確地大白於天下。

由此可见，诸子百家公认的易经定义,对易经的精髓和主题思想, 作出了最准确、最高度的易哲学概括;而在他们之先,《周易》古经本身,对易学知识的总体,包括上古以来以易学思维方式积累的民生实用科技,即孔子所说的“开物成务” 之道、法、技和后世所称的数术方技术,作出了最准确、最高度的哲学总结. 正因如此,自《周易》古经成书以来,其中总结的以阴阳对立统一原理为核心的宇宙有机整体哲学,就明文作为易学思维方式而牢固的树立起来，成为中国智慧的代表。

1.1.1-3 易學是中國科技進步的基礎還是阻礙？

    思维方式作为精神產品的生產方式﹐同物質產品的生產方式一樣﹐都存在著不同生產方式之间的性质区别﹐且不同的生產方式的演替有一個合乎規律的階段性進化過程。導致科技知識生產的理性思維﹐ 特別是導致科技發明的創造性理性思 維﹐在不同的自然和社會條件下﹐會以不同的方式展開﹔且隨著自然和社會條件的變化﹐呈現出階段性的進化過程。

    拙文《論現代綜合思潮》在二十多年前論證了人類理性思維發展的階段性進化過程﹕“人類的產業﹑技術和科學在邏輯上和歷史上都沿著由自在的整體經過細分化達組成要素﹐再由組成要素經過綜合化達到自覺的整體的軌道循環發展。如果把現代科學﹑技術和產業對基本粒子的認識和利用看作是這樣循環發展一大周期中的一個里程碑的話﹐那麼﹐迄今為止的人類科學史還只走完了這個周期歷程的一半﹐即由古代對於自然之自在整體的綜合經細分化而逐步成為分門別類地逐層研究自然整體各層次的組成要素的現代科學體系﹔下半周期的任務則是要通過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揭示基本粒子通過無窮多的特殊結構而形成自然整體的規律。”^（２６） 這 說明,人類理性思維的進化,必然是一個由自在的整體綜合--分析--自覺的整體綜合的辯証過程;是人类认识由实践--认识--再认识、由具体--抽象--具体的串串圆圈所组成的螺旋曲线,即列宁所说的”科学是圆圈的圆圈”。近些年来,包括李政道教授在内的一学者也提到这一过程^(２７).从人类认识发展的这一历史过程来看﹐西方近現代實驗科學是人類科學發展過程中間的一個实验分析階段﹐ 它是由古希臘 哲学对对两河流域古国和古埃及科学的综合進化而來﹔中國传统科学也由周代哲学对易学的综合而来,并依凭其传统的易学思维方式保持其领先于世界的发展直到17世纪,却因當時社會缺乏相應的條件来起動而未能进入实验分析階段﹐但這決不是因为易學及其發展出的中國傳統科學本身有什么固有缺欠。

科学持续发展的两个车轮,一个是其思想根源,另一个是其社会条件,缺一不可.英国近代科学史权威默顿说:“科学的稳步持续发展只发生在一定类型的社会

中,这类社会为这种发展既提供文化条件,也提供物质条件.”^(２８)这就是说,近代实验科學只能發生在实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社会中,只能适应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需要而产生.因此,为什么近代科学没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没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后者的答案就能完全解答前者.毛泽东将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原理归结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宁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实践论》)易学思想,当然也不例外.

    易學思想起作用也需要適當条件．在聯系實際的易學研究的推動下,远在近代科学发生在欧洲之前﹐中國就曾興起過三次科技高潮。為此三次高潮開路的科學家們﹐特別是以劉徽和宋元數學四大家为代表的数学家们﹐ 在易學真理的重新發 現中,通过以演繹邏輯為主要方法来全面證明和发展方圆术和《九章算術》的公式解法，發明了包括无穷小分割、极限思想、微积分概念、高次方程解法、解析几何等遙遙領先於世界的數學理論和方法﹐已在理論和方法論上乃至技术上開闢了通往近代科學革命的道路。可惜﹐在中国封建社會后期,这些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无社会需求而不受重视,只能用作玩艺或束之高阁而不能同社会生产发生联系,更没有力求发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社会阶层来加以应用和支持;當時奉行的“独尊儒术”“学而优则仕”体制,只有使之無以為繼的機制﹐而沒有推動後人來繼承和發揚这些成果的文化和物质保障﹐以致这些成果終究未能在封建統治下的中國發生应有的作用,直至被近代以來的主流學界所遺忘而埋沒於故紙堆。當西方學者重新發現並得益於這些成果的時﹐除感嘆“古代中國人遠遠勝于近代人”之外﹐　就只好 責怪和恥笑近代以來中國主流學界的數典忘祖了﹐連李約瑟也不得不說﹕“有趣的問題是﹐現今中國數學家所用的微分﹑積分二名詞﹐他們或許不知道﹐他們的祖先思想家﹐早在十一世紀時﹐對於同一觀念﹐就曾使用過了。”^(２９)可見﹐近代科學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不能怪易经及其总结的易學思維方式﹐而只能歸歸咎于中國封建社會自独尊儒术以来阻碍科技进步的腐败制度。正如竺可桢所言:“徐光启逝世后三百年间近代科学之所以不能在中国生根，也正因为生产落后之故。”^{( ３０)}也 正如李約瑟所說﹕“如果中國有像西方那樣的氣候﹑地理以及社會﹑經濟﹐而我們西方有像中國這樣的相同條件﹐近代科學會在中國產生﹐而不是在西方。”⁽²⁹⁾

    除了中国传统科技的三次发展高潮曾開闢通往近代科學革命的道路之外, 鲁迅所称赞的汉唐“闳放”和“雄大”的文化气魄,明代的精神解放思潮,也曾为在中国发起欧洲文艺复兴式的思想解放运动揭开序幕.仅从明代这段历史来看,从李贽到黄宗羲这近百年中,接连不断地出现了一系列文艺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呼吁精神解放、追求科学知识,其思想和成就都可同欧洲文艺复兴的主将们相媲美,如汤显祖之于沙士比亚,冯梦龙之于塞万提斯,徐光启之于弗朗西斯·培根, 黄宗羲之于孟德 斯鸠等;他们都在不同的地域、不约而同地追求着共同的目标,都向封建统治的精神桎梏发起了猛烈的冲击,都掀起了主张精神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且其产生的物质和精神动因也大致相似.但其结局却大异,欧洲文艺复兴结出了光辉灿烂的果实,而明代的精神解放思潮被扼杀在满清封建专制王朝所大兴的文字狱中,从而最终地葬送了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在中国发生的绝好机会^(３１).

    由此可見﹐阻礙近代科學在中國發生的﹐是封建社會後期歷代王朝的專制統治;最終摧毀中國萌生近代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契機的﹐是“窮古所未有”的清代文字獄。為歷代王朝開脫這一罪責﹐將其嫁禍于封建社會產生之前就早以存在的易經,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在理論和邏輯上荒謬絕倫，且在實踐上是對民族、科

學、人類文明進化之反動。

    封建社會後期王朝腐敗統治對中國科技進步的阻礙﹐正是通過其阻礙易學的近代化﹑現代化來實現的.自封建王朝實行獨尊儒術的專制體制以來﹐易經自身也遭“卜筮之書”说的冤枉而深受其左右蹧蹋之害﹐至今此不白之冤非但未雪﹐反而無辜替罪﹐其遭遇之不公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樁公案﹐實為近二千年來中國之最大冤案﹗近百年來﹐學界翻歷史公案之舉不斷﹔卻從來無人替易經伸冤。可是﹐從中華復興的總目標看來﹐最應應當翻的還是易經的這一冤案.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复興﹐最重要的是民族自主創新能力的复興。要恢復十七世紀前使中國科技領先於世界的那種自主創新能力──以易學科學範式來搞發明創造的能力﹐就要像毛澤東把易經的陰陽哲學和知行觀同現代西方哲學之精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結合起來創作出代表當代哲學最高水平的《矛盾論》、《實踐論》等一系列新理論那樣，像毛澤東把孫子兵法等易經的軍事應用學科同現代西方軍事科學之精華結合起來創建領先世界的新軍事科學那樣，在東西方文化精華的結合中搞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就要重新激發全民族創新精神，重新培養高水平創新人才，重新形成有利于自主創新的體制机制，重新走出中國自主創新道路，以擺脫亦步亦趨跟在西方後面搞西化的被動局面而實現跨越式發展。所有這一切﹐都取決于中華民族能否清除²易本卜筮之書"说的影響﹐重新認識易經﹐借鑑西方人繼承其文化遺產－－古希臘科學和哲學並予以近代化﹑現代化的經驗﹐沿著毛澤東率先示範和開闢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道路，來繼承自己的文化遺 產 －－ 易科學和哲學並予以現代化。　　　　

    考古發現和科學發現已提供越來越多的證據, 使我們有空前優越的條件,來 徹底推翻²易本卜筮之書"這一兩千年最大冤案,來徹底清算自西漢"獨尊儒術"以來全面玄化易經和全盤否定易經的種種謬論, 來徹底革除歷代王朝給易經強加的種 種迷信色彩, 來徹底清除把易經當"卜筮之書"來左右蹧蹋的影響和習慣, 來撥亂 反正﹑給易經徹底平反﹑恢復易本宇宙規律之總結的本來面目,使我們對易經的學習﹑解釋和研究回到易經所要求的實事求是的易學道路上來,努力開創易學研究的新局面,重新發現易經真理,跟著毛澤東走易學現代化而直通未來科學的道路﹐在東西方文化精華的全面融合中實現人類科技創新由力學範式到新易學範式的轉變﹐開創人類科技的新時代。科學史已經證明﹐這不僅是重新走出中國自主創新道路的需要﹐也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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