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喻权域向热心于私有化的刘吉挑战
明迪
上海的刘吉是今日中国政界、学界的大碗。他本是上海的一名副厅级干部，十年前被越级提
拔到北京，当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刘吉是攻击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
的急先锋。他的学识太差，又不诚实，其文章、讲话中常识性错误可谓比比皆是。
尽管如此，由于刘吉的后台又高又大，谁也不敢批评他，连丁关根也不敢碰刘吉。1996年，
刘吉组织一伙人秘密编写《向总书记谈心》一书，突然推向市场发售，并在《人民日报》上
刊出特大宣传广告。丁关根读到书中那些荒唐的出奇的言论大为生气，但是，身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宣部长的丁关根，只能批评社科院的院长不该让这本书出版，批评人民日报社长
邵华泽不该登出那么大的宣传广告，却不敢批评刘吉一句。
然而，中国还是有“敢摸老虎屁股的人”。今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喻权域，在大会发言中揭批刘吉“伪造马克思言论来为自己的歪理
邪说作依据”，把刘吉评为文风不正的典型。
喻权域的挑战性发言被全国政协印了4600分，不仅分发给二千名政协委员和中央各部门，还
分发给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刘吉假装不知，刊登刘吉文章的上海《社会科学报》也装
聋作哑。今年5月份的《高校理论战线》刊出了喻权域的那个发言，发到各大学，且看刘吉
作不作答，如何回答。喻权域的发言题为《端正学风，促进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现讲其中
两段“科学的学风，第一是尊重事实，忠于事实，从事实出发。”和“科学的学风，第二是
遵守逻辑规则。”抄录于下：
科学的学风，第一是尊重事实，忠于事实，从事实出发。
周恩来同志有句名言：‘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这句话应当广为宣传，成为每个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座右铭。
现在有不少‘学者’和‘高参’不尊重、不忠于事实，习惯于信口开河，只有论点，没有论
据。有些人立论似乎讲‘事实’，但他引用的是没有经过核实的材料，不准确甚至是完全虚
假的。根据虚假不实的材料得出的结论，发表的意见，提出的建议，很难不出错。有一些人
立论所依据的事例是存在的，但那是个别事例，是表面现象，是事物的一个片面，以偏概全
得出的结论，也不会正确。有些人批评别人时，搞‘断章取义’、‘断句取义’，甚至采用
唐朝酷吏来俊臣发明的‘罗织法’把对方不同文章、不同段落中的一些词句收罗起来，编织
成一段荒唐言论，然后予以批评。这方面的例子，我可以举出一大串。
近年，有些人引用马、恩、列、斯、毛、邓的文章，也采用‘断章取义’、‘断句取义’和
‘罗织法’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甚至伪造马克思的言论来为自己的错误理
论作证。这种例子也可以举出很多，其中一些人还是‘著名学者’和‘高参’。
这里只举一例。今年(2003年)1月2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报》，在头版头
条位置发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刘吉的长篇文章。刘吉在文章中说：‘马克思曾经计
算过，在当年生产力水平下雇工8人不构成剥削。’刘吉的这段话已流传很广。
如此奇特的论点，是马克思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讲的呢?刘吉先生没有说明。
据我所知，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雇工8人不构成剥削’这样的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讲的是‘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
，并不是‘剥削’与‘非剥削’的界线。马克思说，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自己
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
’。马克思明确地说，小业主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
凡是在解放初期参加过土地改革的干部和农民都知道一条政策界线：自己参加劳动，剥削收
入占全家一年总收入25%以上的划为富农，剥削收入占全家一年总收入25%以—下的划为富裕
中农。富农属于‘人民’，但不能参加农民协会。富裕中农是有轻微剥削的劳动者，不仅属
于‘人民’而且可以参加农民协会。从来没有人说富农和富裕中农的雇工剥削‘不构成剥削
’。
伪造马克思的言论来为自己的谬论作依据，这样恶劣的学风应当纠正，不能任其泛滥成灾。
科学的学风，第二是遵守逻辑规则。
逻辑学是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的科学。说话、写文章、著书立说，起码要遵守形式逻辑。形
式逻辑是关于正确思维的形式的科学，这是古今中外任何阶级、任何学派都承认都同意遵守
的基本规则。进一步，还要学习、运用辩证逻辑。这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思维方法，能使人深
入全面地认识事物，分析复杂问题，解决重大问题。
今日我国学术界的一些人连形式逻辑也不遵守，更谈不上辩证逻辑。
形式逻辑首先是弄清名词、概念、事物的定义，然后是推理方法。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
顺。’如果把孔子所说的‘名’理解为‘名词’、‘概念’，这句话是正确的。概念不清，
逻辑必然混乱。
然而，概念不清、偷换概念、偷换命题，以致前后矛盾的文章、讲话在我国报刊上经常出现
，其中一些是出自学者、名家、高参之手。
比如，‘个人’和‘个人主义’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享乐’与‘享乐主义’这两个概念
也是不同的。‘个人主义’是指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
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享乐主义’指的是以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和玩乐为
人生的主要目标，不爱劳动，不为家庭、集体和社会尽职尽责的错误思想。有些人借口每个
人都有法定的权利和自由，写文章‘为个人主义正名’；借口人人有休息、娱乐的正当需求
和权利，振振有词地发表《享乐主义者宣言》。他们用混淆不同概念的方法，把错误的思想
说成是‘先进文化’。
还有著名学者振振有词地批判‘大公无私’精神，诬蔑‘大公无私’精神是‘和尚思想’。
他们的办法，首先是把‘大公无私’曲解成经济生活的原则，把‘大公无私’说成是劳动不
要报酬、工作不领工资，把合理合法取得的钱财物全部交公，自己一点不留。因为这种做法
行不通，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他们宣称：‘大公无私’是错误的，应该批判，应
当改为‘大公有私’、‘公私兼顾’。
附：
—篇声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檄文
──评刘吉同志文章《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
一 概说
刘吉同志的《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文，发表于1995年7月17日《经济日报》。
这篇文章洋洋—万余言，包含着三层意思。
第一、作者认为时至今日，国人或者还没有认识到对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的极端重要性，
或者出于利益的驱动，不愿意实行政企分开。
第二，国有企业是万恶之源。作者认为中国迄今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亦即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体制具有种种“日益成为束缚经济发展的桎梏”的弊病，并罗列十大弊病，也可称为十
大罪状。—曰“国有大中型企业缺乏竞争活力”，二曰“经济建设低效益”，三曰”科技和
教育难以到位”，四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五曰”腐败问题”，六曰“中央和地力的
矛盾”，七曰”东西部差距矛盾”，八曰“说假话，浮夸风”，九曰”宏观经济调控难”，
十曰“稳定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固有的“这种种宏观的微观的弊病
通通来源于现有的国有企业。
第三，国有企业的改革之道是实行政企分开，而作者所谓的政企分开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
并为作者所诟病的“政企职责分开”，而是“政企分家”。例如，作者认为政企分开后的国
有企业不应该向政府上缴利润，只要照章纳税就是了。因此，作者所谓的政企分开，实际上
不是改革国有企业，而是取消国有企业。
二 关于政企分开
毫无疑义，政企不分，政府集所有权和经营权于—身，的确是前三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国有企
业经济体制一大缺陷。克服这种缺陷，是国的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一点，无论是中央领
导还是学界之绝大多数，早已形成共识，决不是如作者所说，时至今日“对政企分开极其深
刻的理论含义缺乏理解”，“对政企不分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作者的观点与作者所引证的中央领导的论述并不相符。作者与我们的分歧有二点。
第一，政企分开是个通俗的简化的提法，精确的提法是政企职责适当分升。其要点有二，一
是国有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归作为全民的代表的中央政府所有(不是企业所有，也不是各级地
方政府所有)。二是政府包括受中央政府委托的各级地方政府掌管国有企业的重要人事权、
经营方针制订权和财务监督权，企业则拥有日常经营权，包括产、供、销、企业计划、财
务、人事、分配权等。三是政企分开只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部分内容，而非全部。中央领导同
志最近多次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有三，即政企分开、加强管理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因此、将国有企业改革仅仅归结为政企分开，显然失之偏额。
第二，作者加在国有企业头上的十大罪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莫须有的性质(因为这十大罪
状的十之八九乃是宏观问题，其成因十分复杂，而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失当。例如，在
国有企业体制相同的条件下，既可以有较多的中央集权，也可以有较多的地方分权，从而使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具有不同的内容。在东西部差距的问题上，既可以着力向东部沿海地区倾
斜从而扩大东西部差距，又可以着力在内地配置资源从而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凡此种种，
显然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又如，作者认为他所谓的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是社会经济不
稳定的根源，则尤其不能使人折服。众所朋知、以资本最大化利润为唯一追逐目标的资本主
义所有制企业乃是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而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以满足
人民群众生活需要而不以追求最大化利润为基本目标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恰好是消除资本主
义经济危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后文我们还要谈到，在战后西方国家，资本主
义国有企业乃是西方国家政府反周期的重要手段。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腐败问题，稍微
有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残余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乃是产生腐败
现象的根源。作者将社会土义国有企业说成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显然犯了倒果为因的逻
辑错误。按照作者的逻辑、在没有国有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比重甚小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没
有‘腐败现象，或者腐败现象甚少了。但连三岁小孩也知道，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由此可见
，作者横加给国有企业的十大罪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关于文中的第二层内容即如何进行企业的政企分开问题，作者提出三个值得商榷的观
点。
I、作者认为，“国家所有权本质上不是资产所有而是资本所有”。这就是近年来某此学者
广为宣传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重在价值形态而不是实物形态，拍卖国
有企业不过是国有企业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态，没有什么损失。实际上，这是下种种违背
经济学常识的诡辩。尽人皆知，正如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一样，国有企业也是实
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统一体。国有企业拍卖后转变成单纯的价值形态，与原来的实物形态与
价值形态的统—体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基是生产资料公有
制，而生产资料是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统一，与单独作为价值形态的等价物的货币有根本
区别。因此，主张拍卖国有企业的学者实际上是主张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生产资料所
有制。作者也持有这种观点，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国有经济”作为固定资产的本身也是
一项经营内容，属于企业经营权范围，其中其本身作为固定资产，属于市场经营范围，“固
定资产经营也是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手段”。我们所主张的国有企业资产的保值增
值，是在确保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前提下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这
与拍卖国有企业、取消生产资料国有制的所谓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相去十万八千里。
2、作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利润不应由政府代表国家收取，而应由企业代表国家保有。作者写
道：“最严峻的问题还在于国有企业的赢利归于谁？国家的投资者、所有者，企业的利润归
投资者、所有者，这是天经地义。问题是谁代表国家来接受。”“由政府接受。既然政府是
国家所有权代表，一切利润上交政府、政府集中资金后根据产业政策导向统一确定企业投资
项目，政府通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进行实施。这还不是计划经济传统统收统支的模式吗?”
“既然企业是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独立法人，企业自留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当是题中之
义。利润归企业并没有违反国家所有权。企业发展了，不正是国有经济增值了吗?”“或曰
不上交政府利润，国家长远的大科学大工程的资金从何而来?税收。”问题是、如果国有企
业不给“代表国家所有权”的政府上交利润，而只纳税，那岂不是与私有企业及其他非公有
企业没有区别了吗?难道私有企业及其他非公有企业可以不纳税吗？
3、在实施步骤上，作者主张从赢利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特大型企业人手。“首先从特大
型企业、大型企业开始，成熟一个，分开——个。……所谓成熟就是企业赢利。给现在已经
赢利的企业以完全的经营自主权，让它们先走向市场，不仅在理论上合理、增强企业活力和
竞争力，搞活国有经济；同时在实践上合情，领导班 子强、职工阻力小，加强责任感。”
对于亏损的大中企业，“国家选择那些基础好的地位重要的企业，通过调整领导班子和法人
代表、投资技术改造等措施使企业达到赢利水平后实行政企分开。” 作者在这里玩的是循
环论证的把戏。为什么要对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因为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没有活力，没
有效益；怎样搞政企分开?挑选赢利的效益好的企业；怎样使企业赢利?靠国家干预：调整班
子、技术改造。问题是效益好的赢利的企业还要改它干什么，这不是画蛇添足吗?靠国家干
预企业即政企不分来使亏损的国有企业赢利，创造政企分开的条件，这岂不是证明国干预家
企业或政企不分是企业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吗?岂不是从根本上抽掉了国有企业实施政企分
开的理论依据吗?这种循环论证法是近年来不少鼓吹对国有企业进股份制产权改造或嫁接外
资改造的学者所普遍采用的手法。无论搞股份制产权改革试点也好，嫁接外资改造也好，一
个共同的先决条件是改造对象必须是效益好的国有企业，而改造的口实是国有企业没有活力
，多么高明的逻辑！
三 关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针
文中还包含着不少理论错误或理论破绽，这些理论破绽贯穿着一个总的观点，即反对国家干
预，主张自由放任。试举两例。
1、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反对宏观资源配置以政府及国民经济计划为主，实际上是鼓吹国民
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作者写道：“政府及其计划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这种计划经济
体制早巳不再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生长的要求、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作者这一观点远
比西方凯恩斯主义落后，也落后于当代西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早在30年代，凯恩斯就指出、
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必须借助于国家干
预。在战后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制订和实施国民经济计划，从而开始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时代。资本主义由不知国民经济计划为何物的自由放任时代向制订
和实施各种类型的国民经济计划的现代国家干预主义时代过渡，说明按照围民经济计划由政
府进行宏观资源配置，乃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无非是实施更严格更广泛的国民经济计划罢了。其之所以更严格更广泛，是由于国有
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管理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是进步的事物，不可全盘否定。市场经济办有古典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之分，其基本区
别在于宏观资源配置的主体的不同。古典市场经济宏观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微观单位，即企业
和居民。而现代市场辞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宏观单位即中央政府。现代市场经济又有现代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分。其基本区别在于所有制的不同。由此决定政府
在宏观资源配置所采取的方式和作用的强弱程度亦有所不同。现代资本士义市场经济以垄断
资本私有制为特征。政府在宏观资源配置中多采取间接的分式、作用也比较弱。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以国有经济和其他形式的公有经济为基础，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政府在宏
观资源配置中所采取的方式更为直接，范围更为广泛，所起的作用也更加强而有力。同时，
抽象地谈论市场经济，抽象地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甚至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自由
竞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抹煞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抹煞社会主义的历史特征，否
定政府和国民经济计划在宏观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2、否认我国近年来东西经济差距日益扩大这样一个有目共睹的否认缩小地区差距实现经济
均衡长，断言自发市场经济体制是解决地区筹别问题的不二法门。作者写道：“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就是让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贡献最大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
是让经济效益最高的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东部沿海地区先富起来了，
内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当然差距依然存在，据有的资料称
‘差距’反而扩大。经过某些舆论不正确的渲染、构成了东西部人民社会心态的严重不平衡
，东西部差距的矛质反而比过去尖锐了。”在这里、作者斩钉截铁地否认地区差距的“扩大
”断言这是“不正确的渲染”所致，即近乎造谣惑众，但在下文论述东西部差距扩大的原因
时，作者在义愤填膺地鞭挞计划经济之余，又情下自禁地承认东西部差距的扩大，尽管从否
认到承认只隔短短的一个小自然段。作者写道：“造成目前东西部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
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政企不分这个计划经济体制。中央计划经济集权削弱了，从而过去那种
“一平二调”的能力和机制下降了，而地力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各自为政，都追求独立发展自
成体系，从而内地和西部由于历史基础差、地理条件差、地缘环境难以引入外资等因素，必
然更落后了。”
怎样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呢?作者反对中央集权，认为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
平二调”，有“共产风”之嫌，殊不可取。唯地可行之策是依靠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加
以实现。作者写道：“回到过去‘一平二调’的老路是断乎没有出路的。唯—是正确途径是
坚决改革到底，政企分开，尽早在全国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切按照现代市场规
律办事。当先进地区资金、产业技术、人才高度密集后，竞争激烈，地缘成本必将大大增加
，于是水向低处流，必然要向技术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流动迁移，开发落后地区。这是市场
利润不可抗拒的法则。……希望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东西部同步直线发展而立杆见影地达
到共同富裕，不仅是做不到的幻想，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违反经济规律。”
这是典型的极端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调，在理论上根本站不注脚。这种论调不仅在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中找不到依据。而且从西方经济发展的潮流看，也不合时宜。
第一、这种理论比马歇尔──庇古的旧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还要陈旧。马歇 尔庇古虽然认为
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实现宏观资源最优配置，因而后来为凯恩斯所诟病，成为“凯恩斯革
命”的对象，但他们并不认为自由市场机制是尽善尽美的。他们承认自由市场机制也有缺陷
，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分配不公，形成人们、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当然也包护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分化，认为只有借助于国家干预才能缓解或克服这种缺陷。这就是著名
的市场失灵论。
第二，当代西方主流派经济学普遍地将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这就是
说，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国家政府看来，只有“借助于国家的强力力的政策干预，才能
缩小或消除地区发展差距。单凭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做不到这一点。
第三，我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政府通过国民经济计划，通过向内地倾斜的宏观
资源配置政策，完全可以逐步缩小东西部的经济差距。经济差距的缩小意味着西部地区不仅
可以实现与东部地区的“同步直线发展’’而且在发展速度上可以高于东部地区，否则差距
怎能缩小呢?这不是“做不到的幻想”，而是铁一般的事实；不是“有害的”，而是大为有
益的。至于东西部地区“立杆见影地达到共同富裕”当然是幻想。但迄今为止，我国政界和
学界似乎还没有人怀抱这种幻想。这大抵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假想论敌吧。虚构假想敌是近年
来某些学者的一大法宝。例如，要打倒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把它描绘成青面獠牙，洪水猛
兽。要打倒国有企业，也如法泡制，给他栽上一大堆罪状，然后轻而易举地战而胜之。看来
作者也精于此道。
类似的论述在文章中还有不少，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例如作者说：“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活
力不如资本主义私有企业”；“报刊常有报导某某企业宣告破产、实际上不过是计划经济一
的‘关停并转’”：“计划经济的主角是政府，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等等。由于篇幅所
限，不能一一列举、更不能一一加以分析。这里只顺使指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或所谓主
角有三个，即企业、居民户和政府当局，而不是只有企业一个主体，古典市场经济的 主体
有两个，即企业和居民。从来没有只有一个主体的市场经济。
四 西方国有企业的发展和管理
近年来学界流行一种说法，中国对外开放应当同世界经济接轨。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
文，车同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功勋。但当代中国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而在当前世界
经济中居统治地位的是为西方国家主宰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帝国主义性质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无异于自投罗网，因而是—件颇费思量的事。但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西方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某些具体作法，对我们往往不无借鉴意义。西方国家管理国有
企业的作法，就不乏给人们以深刻启示的内容。
一、西方经济学论国有企业的作用。西方经济学认为，国有企业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有益作用
：
I、促进经济增长；
2、促进经济稳定；
3、促进收入分配均等化；
4、产生非经济福利效应 t如国有企业职工所独具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5、产生产业民主化效应；如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
在西方经济现实中，国有企业是西方国家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物质基础和有力杠杆。在
西方国家现实经济生活中，西方国有企业所起的作用大致有：
1、为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提供廉价的基础设施、能源、资金和技术
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
2、充当反经济周期手段，在经济危机阶段政府要求国有企业增加生产，增加就业，以刺激
经济；在经济繁荣时期则削减生产，减少就业，以抑制经济，从而对经济周期起某种熨平的
作用；
3、充当贯彻国家地区政策和企业政策的手段；
4、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充当抵御外国经济势力进入、扩大出口、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手
段；
5、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充当福利国家政策工具，缓解收入分配不公。
二、西方国有企业在GNP中所占比重。在80年代上半，西方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非农产业综
合值(职工人数、投资额、附加值三者的算术平均值)中所占比重，法国为22.9%，西德为14%
，意大利为20%，英国为16%，奥地利为23%。日本书中有企业 l万多个，占GNP总值的9.2%，
占固定资产的 l1%，占就业总数的4.2%。美国的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如邮政通信讯、公路中
占绝对优势，在铁路、电力总值中占25%。在其他部门大都采取变相国营、准国营和国私合
营的形式，特别是原于能、宇航、国防部门，企业由国家兴建，然后以象征性价格出让给私
人垄断企业，由政府收购其产品。政府收购额约占美国GNP的20%。
国有企业通过控股方式形成国有企业网络。例如，1982年法国政府直接控制183家母公司，
加上子公司、孙子公司和共同子公司，共控制4300家企业。
三、西方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美国和日本，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
交通、邮电、公用事业和银行等基础设施部门。而在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国有
企业的经营遍及所有部门，包括所谓竞争性部门。例如，1982年，法国国有企业占主要部门
的营业额的比重，煤炭部门为92%，电力部门为80%，航空部门为87%，电视广播为100%，邮
电通讯为102%，银行为91％，钾肥为102%，烟草为99%，钢铁为80%，航空工程为84%，有色
金属为63％，基础化学工业为54%，人造纤维为75%、武器业为75%、电子器材为44%。总起来
说，国有企业除在交通、通讯、能源和金融等基础设施部门占绝对优势外，在其他部门即所
渭竞争性部门占营业额的32%。
意大利著名的国有企业伊里奇公司1982年在全国主要部门营业额中所占比重，生铁业为
97.9%。钢为57%，其中特种钢如轧钢钢材占90%。机电为60%，汽车为15%。造船为90%，此外
还广泛涉足于发电设备、航空航天、内燃机、电讯器材、海运、建筑、食品、信息软件、广
播电视等部门，几乎是无孔不入。
四、西方国有企业的效益。西方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手段，担负着
实现社会目标的职能，承担着政策性亏损，不能以赢利为唯一的目标。即使如此，西方国有
企业在经济效益上与私有企业亦不相上下。例如，据统计，1985年法国非农产业国，国有企
业在综合指标值(职工人数、投资额、增加值三者的算术平均值)中所占比重为24.1%，所占
利润比重1979年为24.2%，1982年后更有所提高。在英国，撤切尔夫人政府上台推行国有企
业私有化的1979一1980年间，20个以国有企业为主的部门，17个部门盈利，亏损的只有3个
部门，总盈利额为3亿英镑，平均利润率为10.5%, 最高利润率为29.42%，
五、西力国有企业的政企职能划分。西方国家通过立法，规定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限和
企业的自主经营权限。以日本为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限是规定企业的创立宗旨和经
营力针、人事制度、财会制度、劳动条件、业务范围、筹资方法、产品价格、产品质量。其
中在人事方面，政府有权任命主要领导人、有权选派国家代表参加企业领导机构，董事会中
国家代表不得少于1/3，其他代表由政府任命。此外政府向企业派驻监督员或特派员，派驻
人员有权列席董事会。在财务方面，政府有权决定企业投资计划，规定税率和利润分配比率
，对企业政策性亏损规定补贴原则，控制产品价格、规定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工资，控制
企业工资总水平。
国有企业的经营权限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适用与私人企业一样的商业法和会计制度，在
生产、销售、库存、人事编制、机构设置、人员去留、人员培训、职工奖金、内部管理监督
等方面拥有自主决定权。
五 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近年来、由西方国家洲和某些国际机构支持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强制推行的新自
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核心点是取消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取消国家干预特，别是是宏观
计划管理，实现自由化。在国有企业问题上，散布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这股思潮对我国
理论界也有严重的影响。某些学者近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提出很多值得商榷值得警惕
的观点，例如，困有企业产权不明晰，“人人皆有、人人皆无”；国有企业不能成为市场经
济主体、必须培育非国有经济(实为非公有经济即私有经济)；国有企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
方都没有经济效益；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应当缩小，只限于非竞争性部门，即基础设施领域
；对国有企业收革实行分类指导、大企业实行股份制或公司制产权改革、中型企业实租赁、
拍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详细剖析这些论点，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纳。但从上述西方
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和经营管理的资料可以得出结论，这种非难和否定国有企业的观点
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新自由主义色彩，并不符合经济实际。
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是辉煌的，至今依然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坚强支柱，、我国多年来国
民个产总值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从客观—以棚g我国国有企业在整体上是有效益
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部分国有企业在经营上遇到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
第—、国有企业多年来实行单厂制，大而全，小而全，企业之间在生产经营和社会保降等方
面缺乏分工与合作，不能形成规模经济，缺乏技术改造、技术开发关停并转的能力，因而企
业历史越长，设备人员越老旧，经济活力越差。
第二、在一个长时期内，政府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企业缺乏经营自自权。
第三、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职能，负担过重。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政策措施对国有企业不利。例如外国商品盲目进口夺走了国有企业
的市场。向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倾斜政策使国有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
拨改贷使国有企业不堪沉重债务。
第五、企业技术改造久账太多
第六、企业管理问题甚多。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对症下药，针对上述问题，设计改革方案。方
案的中心点是：
1、护理：建立各种类型的企业集团，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方向。
2、实行政企职责科学分开。清理各种优惠政策，扶持、保护国有企业；
3、清理和减轻企业社会负担。分离企业的社会职能，特别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4、加强企业管理；
6、实行集约化建设战略，集中资金改造和发展现有企业。
在这里、应当强调指出，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基本途径不是拍卖，而是组织企业集团，特别
是加入以国有大企业为核心的垂直型企业集团和合作型企业集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实行强而有力的科
学的国家干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上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进行的经济体制改
革是克服经济体制存在的某些缺陷，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刘吉同志所主张的政企
分开的要害是取消国有企业，全盘否定国家干预和宏观计划管理，实际上是取消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因此，刘吉同志此文乃是一篇声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檄文。
（来源：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