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送流水无语问苍天

长江送流水无语问苍天 ——关于四川宜宾县下食堂村现状的调查报告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日) 思韧泉

当我们出于对祖国前途的无限忠诚时，我们无法闭上剖析现实的双眼当；我们出于对民族未来的深深忧虑时，我们不得不写下这用血和泪铸就的事实! ——因为，马克思早就说过：有才智的人总是被一条条无形的线和人民大众联系在—起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序言》)。当喧嚣的传播媒体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严肃思考的时候，当粉饰的太平、夸张的繁荣轻易地把人们引向不真实的梦境的时候，坐落在四川岷江下游美丽而富饶的下食堂村，以它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历史变迁，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当代中国农村最真切现实标本——一个以少数人肆无忌惮地吞噬集体财产的疯狂表演和他们恣意摧残普通老百姓的种种悲剧为典型特点的“活剧”！一宜宾县喜捷镇下食堂村，在七十年代就已经成为四川省农业学大寨，走艰苦创业、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八十年代以来，该村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建立起红楼梦酒厂，更成为驰名全国的名牌村办集体经济企业……下食堂村的历史曾经被渲染成可能是建国后仅次于山西大寨村的明星。曾几何时，从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到四川省委、省政府再到人民日报、四川日报，无数的荣誉、表彰、报道、宣传铺天盖地，影响深远。下食堂村所取得的成就曾经让无数憧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人，无数实地参观考察者、膜拜者为之惊叹不已、羡慕万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农村的断代史中，有一个人在千变万化的矛盾漩涡中自始至终占据着显赫位置。这个人叫阳治国，下食堂村的党支部书记、村长，后来他还成为了红楼梦酒厂的厂长。所以只要是考察下食堂村这几十年的变迁，只要是考察下食堂村各种矛盾的运动、发展和演变就自然而然的涉及到阳治国这个人。这个靠“三头猪起家”的带头人，曾经以他的“实干 ”，以他的魄力，也以他的精明，带领村民开磨面坊，办砖瓦厂，打石灰窑，挖养鱼塘、建养猪场，发展运输业，到后来托起名震一方的红楼梦酒厂，的的确确为下食堂980名村民、 259户人家治下了一个雄厚的家业。一个简单的数据——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前，全村集体积余就达280万元之多，（这在当时全中国农村中是极其罕见的）——表明下食堂村的确是一个典型！不仅如此，阳治国本人也走上了一条荣耀的人生之路，曾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委副书记等职，先后被选为党的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全国代表，参加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座谈会，在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可就是这样一个模范村、先进村、“小康村”，如今却一片残破：红楼梦酒厂早已歇业，村办集体经济名存实亡，绝大部分村民长期处在失业、半失业状态，衣食无着，需要经常性的靠借贷来生活。曾经是风云一时、集权力与荣誉光环于一身的阳治国，早已是全村大多数人唾弃的腐败分子。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带着强烈的疑惑，今年十月以来，笔者一行4人在村民反复要求下，先后五次对下食堂村及红楼梦酒厂的情况进行调查。采取个别采访普通村民及知情人近百人次，召开三人以上调查讨论会近十次，并查阅了宜宾县文史资料中关于下食堂村的相关记录，以及宜宾市注册君瑞会计师事务所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开具的《关于四川宜宾红楼梦酒厂经营期间的专项审计报告》等文字资料，写就这份调查报告。

二据我们调查了解，现在的下食堂村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红楼梦酒厂已经于去年二月停产，砖厂也于今年三月停产。但是围绕着过亿元的集体资产的归属问题，使用、经营权力的分配问题，展开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斗争却越来越激烈，而且越出了下食堂村本村范围更涉及到宜宾县、宜宾市的一些单位和个人。下面仅列举去年十一月份以来，下食堂村几件大事： 1.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村民大会上村民们罢免了阳治国的村长职务，改选了新的村委会；同时更换了阳治国的红楼梦酒厂的法人代表身份，但阳本人拒不交权，继续行使厂长权利，继续做财务帐；他还指使其亲信拒不交出车间、仓库的钥匙，使酒厂无法恢复生产。 2.今年四月初，300多名村民因红楼梦酒厂财务不公开一事冲破宜宾县200多名公安干警和武警的阻挠，到宜宾市委集体上访，迫使宜宾市委、宜宾县委做出指示，同意对红楼梦酒厂进行财务查账审计。 3.今年四月起，村委会聘请宜宾市注册的“君瑞会计师事务所”驻厂进行了两个月的财务审计，开具的审计报告中反映出阳治国任职期间，红楼梦酒厂存在大量违反财经纪律．财会制度的问题! 4.今年八月三十一日，在阳治国及其儿子阳义幕后策划下，三十多名不明身分的人(据村民刘吉云、廖正蓉、李德华、廖明兴告诉我们：这些人多是黑帮分子)进村住进红楼梦酒厂招待所，大吃大喝不说，还向村民示威、挑衅。村民们组织起300多人把这帮人赶跑，并扣留了三辆小车，掀翻在渔塘里。这件事被宜宾县公安局立案为“八?三一”事件，并于九月二日派公安人员进村来捉拿所谓的“肇事分子”，当场抓走村民唐大全。村民们组织到喜捷镇找县公安局长，迫使他们当天放人。 5.阳治国迫于财务审计报告所反映问题的压力，内心恐慌，遂策划一场“卖厂”风波。企图以拉拢、收买、威胁等手段逼迫村民们同意卖厂。妄图“掩盖其侵吞公共财产的罪行”，将已经贪污的集体资产流变为其私人所有。十月八日，县政府、镇政府出面组织村民大会进行投票表决。500多人到会，170多人弃权观望，344票坚持主张恢复生产，反对卖厂。只有 26票赞成卖厂。至此，阳治国的第—轮卖厂阴谋被粉碎了。 6.红楼梦酒厂在村委会和新任厂长徐翰的努力下，于十一月十三日正式开窑恢复生产。可是在十八日上午，十几名被阳治国和阳义煽动的工人，用三辆汽车，将通向酒厂的运输公路堵死，所有的生产用原材料和煤炭根本无法运往酒厂进行生产。肇事者刘敏、刘琴、杨吉富、黄强等人当天还两度把全村的民用电、动力电闸拉掉，使刚刚恢复了的生产又骤然停顿下来，厂部被迫于当月二十一日封窑，使集体酒厂再次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39岁的徐翰厂长愤怒地告诉我们：“这简直是破坏生产!”这样，酒厂再度被迫停产至今！全村人本指望在恢复后可以有点钱平安过个年，可现在这个希望被现实彻底粉碎了。笔者在调查中还了解到，由于贫富差距悬殊太大，由于群众的愤恨，阳治国一家己离开了下食堂村。面对上述的严峻现实，下食堂村的每个人(包括稍谙世事的孩子)，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而贫穷的村民则带着无限的忧虑。副村长唐大章以及村民叶素芬、秦运友对我们讲出了他们的担忧：“整成现在这个样子，还不知道将来是个啥样子，是死是活都不晓得哦！” 下食堂村何以出现如此混乱不堪局面呢?

三从我们第一次进村调查起，就深深的感到下食堂村的经济问题极其严重。在十月十二日的调查中，红楼梦酒厂新任厂长徐翰还告诉我们：“下食堂是几代人在几十年中挣起来的家底，是廉价回报的结果。现在，群众最大的意见就是钱流入了少数人的腰包! ”酒厂原烤酒师刘吉云和77岁的村民李廷蓉忿忿不平地对我们讲：“红楼梦酒厂成立二十年来不公布一次账目，不分—次红利，你阳治国身为厂长，如何向村民交待得清楚!”看来，下食堂村的问题，尤其经济问题极其复杂、隐秘，为了理顺矛盾，我们的调查首先从分析经济账目入手：我们向村委会要来了君瑞会计师事务所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开具的《关于四川宜宾红楼梦酒厂经营期间的专项审计报告》(君瑞专审＜2002＞011号＝。这个审计报告成为我们深入了解下食堂村及酒厂现状的—把钥匙。为此，我们不得不花一定的篇幅向大家陈述报告中最主要的内容，以便从枯燥的数据背后了解真相。君瑞会计师事务所于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对酒厂经营期间(1990.1.1— 2002.4.3)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及生产期间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前10年的帐务末在审计范围内)。由于阳治国的阻挠，审计报告明确指出财会人员“未能完整提供本次审计所必需的财务会计资料”、“末提供所有现金及银行存款日记账”，“末提供1990年、 1994年、2000年、2002年1—4月各银行账户对账单，1999年1—9月农行喜捷营业部对账单” ，使审计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因为没有拿出核心账本、核心财务凭证，致使这次审计不彻底。但是，从审计报告所列示的主要问题，己经足以一步一步地让我们了解事实的真相。这里，我们仅列举报告中关键问题供大家分析参考： 1.红楼梦酒厂于1990.10.9－1997.5.9期间与宜宾县农行驻宜营业部、宜宾县工商银行、宜宾县农行喜捷营业所的账户往来中，发现有不正常的未达帐共计32笔（即银行已收款或已付款，酒厂单方未记账），总额287万元； 2.1994年2月，将上年末分配利润余额413.12万元分别计入盈余公积、其他应付款—奖励基金、应付福利费—福利基金，无相关的合法依据； 3.1997年12月，将应交税金28.97万元转入实收资本，无相关的合法依据； 4.1997年1月，将自制半成品制造费158.36万元调整为基地应付款—奖励基金，无相关调帐依据；1997年12月，又将其调入其他业务利润中，无相关调帐依据； 5.1999年2月，将盈余公积510.33万元，转入红楼梦综合经营总公司(系酒厂投资组建，以下简称总公司，主营酒类产品批发、零售。法人代表阳义，阳治国二儿子)补亏，1999年5月将盈余公积196.04万元转入总公司增加资本，两款合计冲减酒厂应收总公司贷款706.37万元； 6.1999年5月，将盈余公积614.28万元转入实收资本，附件为白条说明一张，无相关文件、决议及增资手续； 7.2000年1月，用盈余公积弥补99年度亏损130.01万元，无相关合法依据； 8.2000年1月，用盈余公积冲减应收账款(总公司应付)249.54万元，无相关合法依据； 9.2001年1月, 将“应付福利费”70万元转入“盈余公积”，无相关依据； 10.2002年3月，用盈余公积弥补亏损238.10万元，无相关决议等合法依据(此时阳治国的法人代表身份己被村民大会改选)； 11.2002年4月30日,以现金方式预付长源电力公司电费20万元，附件为白条，无审批手续(注意付款日期和预借方式)； 12.酒厂与总公司财务出纳员同为黄松一人，两个独立核算单位现金混用，从而造成截止 2002年4月30日酒厂的现金余额为红字59.42万元，受条件限制，审计单位无法查明具体原因。在反复与上述数据的接触中，笔者受到了极大震撼——在笔者二十多年中所接触的各类型财务账目中，从未见到如此严重违反财会制度、财经纪律的现象，其做帐的随意性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但更让我们吃惊是，在对总公司的审计报告中，赤裸裸的资产流失漏洞，赤裸裸的假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总公司全称为“四川宣宾红楼梦酒综合经营总公司”，1994年成立，注册资本380万元。截止2002年，总公司账目资本总额629.79万元，负债总额255.91万元，所有者权益为373.8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0.63 ％，君瑞会计师事务所于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对总公司经营期间(1994.1.1－2002.4.30)进行专项审计。对总公司的审计报告中反映的关键问题主要是： 1.总公司驻天津办事处己于1998年撤消．但“应收账款”中仍列有应收该办事处款项64.89 万元，其清理情况不清楚； 2.根据总公司财务科提供资料显示，截止2002年4月30日，该公司有大量发出商品(售销金额为399.94万元)未进行财务处理； 3.1994年1月至2002年4月，总公司以白条或自制付款凭证支出现金261.55万元，其中，存在无收款人签字、无报销理由、无人审批等现象，还有总经理阳义个人无名目的报销现金 82.42万元； 4.1995年1月至2000年12月，查出“只有银行汇款证凭证，但无发票等报销凭证”汇出金额等高达151万元；其收款单位主要有天津电视台、北京巨星文化传播中心、北京丽正影视策划中心、石家庄纳特广告公司； 5.1999年3月至2002年3月，报账时所附发票的填制不规范、不完整，或无“审批及经办人签字”有问题的入账金额高达31.44万元； 6.1994年，酒厂划入“其他应付款－财政局”432.12万元，属无据计提款。总公司“以领用包装物419.91万元，支付包装人员工资12.20万元的名义予以冲减”（主要经办人酒厂包装车间管理人员骆代树），但“该部分包装物领用及工资支付的手续不规范、不完备、包装物用不祥”，审计单位“无法确定此经济事项是否属实”； 7.截至2002年4月30日，总公司应收账款中帐龄达三年以上款项的借方余额为255.36万元(包括天津办事处)，现无法证实这一账款是如何处理的，也无法保证能否收回; 8.截至2002年6月4日，审计单位对总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进行了函证，发出询证函37 件，其中债权函证余额259.89万元，债务函证余额28.59万元，共收到回函3件；因“查无此单位”原因退回9件，尚未收回25件，占所发数量的67.57%。其中，债权函证相符金额9.91 万，占所函证金额的3.81%；未收回函或函证被退回余额249.98万，占函证金额的96.196%。君瑞会计事务所在对酒厂和总公司的审计之后，分别做出了相同的审计意见：“报告中所示的主要问题和相关情况，受条件限制，我们无法查明具体原因，请村委会进一步查实后据实处理。” 我们在上面花了很大篇幅来陈述审计中的突出问题，旨在力图找出下食堂村尖锐矛盾的现实根源，找出村民愤怒的现实原因。我们看到的结果的确是触目惊心，尽管此次审计是不完全、不彻底的！当下食堂村的村民们几十年的劳动成果和血汗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化为乌有了，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所以，下食堂村的村民为了讨个公道，会选择集体到宜宾市上访；所以，为了彻底揭露霸占群众利益的少数人丑恶的嘴脸，要请审计所对红楼梦酒厂进行财务查账审计；所以，为了维护残存的集体经济不再被侵蚀、被瓜分，他们罢免了阳治国的村长职务，并且还要其交出集体企业账目和保管钥匙。而不甘心被揭露、被惩处的少数人，则千方百计的阻挠生产，恐吓、威胁群众。他们甚至期望能够尽快瓜分集体财产，以造成既定事实，迫使更多群众陷入贫困而不得不放弃费时费力又花钱的追讨；同时又让他们有了更雄厚的财力来收买、拉拢、打击和报复。至此，下食堂村诸多矛盾的由来，都可以从经济的因素找到它们根据。

四在下食堂村几十年创业的艰难岁月中，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光荣与兴盛的的确确凝聚着阳治国个人的智慧、勇毅和辛劳；但付出更多、更丰富、更真切的是下食堂村这座大厦的基础——普通群众，是辛辛苦苦做工干事的村民，正是他们的劳动铺就了下食堂村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也为下食堂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能反映下食堂村当时生产规模和集体经济成果的资料，是1975年5月31日《四川日报》登载的《以粮为纲，以副养农，全面发展》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指出：“近十一年来，全队粮食平均产量三年跨《纲要》，八年超千斤。去年，粮食总产量己由学大寨前1963年的二十五万六千斤上升到六十万零九千多斤，年均亩产由四百九十斤提高到一千六百二十多斤；一百六十多亩甘蔗。油菜、花生等经济作物的平均亩产量，分别达到一万斤和三万斤以上；生猪饲养每人平均一点五头。十一年来，共向国家交售粮食八十二万多斤，现有公共积累十三万多元，集体储备粮食八万四千多斤，购买各种农业机械十四台。学大寨前，每人平均口粮仅三百二十斤．劳动力日值二角九分钱。去年劳动力日值一元八角，每人平均分粮六百二十斤。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住进了集体所修的居民点。” 另据宜宾县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中的《红土地上崛起下食堂村》讲，1967年全国农业开始学大寨，下食堂生产大队联合临近兄弟队用两冬一春时间，在鸳溪河上筑起一座高4米，长80 米的拦河坝，并修起一座小水电站。同时鼓励社员家庭养猪，提出“自繁自养”的口号，养猪业在几年内得以大发展，年出栏肥猪都在500头以上。粮食亦获得增产，到196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2.1万公斤，总产值17.8万元，人平分粮300多公斤，劳动日值1.6元。七十年代初．全国掀起轰轰烈烈农业学大寨运动。阳治国随宜宾地区代表团赴大寨学习。他了解到大寨人年均口粮200公斤，而且多数还是杂粮，劳动日值1.7元。而这时的下食堂队已超过了这个数。阳治国回到下食堂生产大队，仔细察看了本队地形、土质等，并请来工程师测算。最后，阳治国拟出了一套改造下食堂队山山水水的计划。他乘全国学大寨东风，组织全队社员用三个春冬时间，投工5000余个，改造低产田360余亩。又用半年时间，投工10000 多个，改山坡为梯田，扩大耕地面积100余亩。使粮食产量在1965年的基础上提高2—3 成。下食堂队还用两年时间，在贫瘠的尖尖山、牛头山脚修起砖木结构一楼一底的社员新居390 间，户平均居住面积80多平方米。用此，换出公馆坝上的社员旧宅地250余亩作粮田。社员满意，粮食增产。1971年的粮食产量达28.4万公斤，比1969年增加6.3万公斤。下食堂队领导清楚，农村要脱贫致富，除种好地以外，还必须抓工副业生产。于是1971年生产大队又购回手扶拖拉机4台，中型拖拉机2台，并建起农机修配站。以后，脱粒、打米、磨面、饲料粉碎等粮食加工都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砖瓦窑、渔塘、船队运输收入都在稳步增长。三只运砖瓦到宜宾城的木船返回时，又拖回庄稼特别需要的粪肥，补充了当时化肥奇缺的空白。他们还大力推广种植双季稻，1971年至1974年间全队双季稻种值面积已占田总面积的 70 ％。同时间种、套种、复种指数达245 ％，玉米产量已增加到5万公斤，小麦人平115公斤。到1974年，下食堂队农业跨“双纲”，亩产超千斤，粮食总产量达到37.72万公斤，人平分粮315公斤。农工副业总产值25.3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占54 ％，副业(果、牧、渔)产值占8.5 ％。人均分钱141.5元．劳动日值1.54元。至此，种种光环开始戴在下食堂村头上，特别是集党、政、经三权为一身的阳治国头上，据宜宾县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中的《红土地上崛起下食堂村》上记载，自阳治国担任下食堂村支部书记后，曾获得县级以上荣誉称号就达52个以上……但是当我们从这些数字回到活生生现实中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发现了问题：

五在六、七十年代的农业集体经济生产时期，为迅速扩大集体财富，为使下食堂村成为农村先进生产的模范，作为当时生产大队长的阳治国，在劳动力管理上采取勤出工、低收入的办法，的确奏效明显。在调查座谈会上，村民们介绍：“当时是出工不喊、收工喊。人们早出晚归，劳动时间内，每家每户不得升炊烟。”70岁的村民廖正蓉告诉我们：“早晨摸黑在地里干完一排活儿，还不知道身旁是推，冬天蓐麦子却要脱袄子。”72岁的村民刘吉云告诉我们：“当年的砖瓦工和石灰窑工就像灰鬼—样，砖瓦冒着高温被搬上船后，还能点燃叶子烟。”可见，当年村民们的劳动程度是超常的，劳动保护条件是低劣的。甚至连下食堂村的孩子们，也在按照阳治国的愿望在创造劳动成果：他们天不亮就要到窑前拣煤炭花，补充村办集体蒸饭站之用；放学拣麦子充公。然而，人民公社社员的劳动力单价是极其低廉的。当时，完成一天满工作量，最高可得12分，最低1分；妇女一般都在2－3分，当时的村妇女主任、共产党员李学秀被评为“半边天” 中的高分——5分，时值壮年的刘吉云被评为9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阳治国以他的威望，以生产大队长的权势，在给社员们评分时总难免带有不公平性和随意性。在调查中，77岁的老社员李廷蓉介绍了当时的情景：“年轻的小伙子因为得罪了阳治国手下的人，就只给评 1.5分，而阳治国的舅子徐叙文被评为11分。”这样看来，早在七十年代社员们就对阳治国存在不满意的地方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集体积累在81年以前能达到280万元的生产大队，在全国是罕见的。而且，采取高度集体化的劳动方式，在客观上使“生产力达到了充分的解放，个人安全由于整个团体的力量得到了个保证”(美国威廉?韩丁《深翻》中文版序)一文)。那么，改革开发，发展市场经济，办起了红楼梦酒厂以后，村民的待遇有没有提高呢？据我们的了解，低收入的现象依然一如既往！酿酒工秦运方告诉我们，他所在生产班组实行计件工资，所酿造的调味酒单价是1—4.00元/斤，但从未按生产量发工资，每月也从未超过600 元工资。他更形象地告诉我们，他和爱人一道为酒厂锅炉房卸煤，阳治国只同意按0.50元/ 吨计报酬。77岁的李永秀老太太在酒厂补旧麻布口袋近20年，计件单价是0.5元/条，但莫名其妙的是平均每月仅有50—60元，最高月工资仅达到101元。砖厂的顶(窑)车工叶素芬在我们调查时讲道：她所在的班组一共4人，1994—1996年的计件工资单价是0.70元/车，一天劳动量人均13—14窑车，最高15—16窑车，每个窑车载1540匹砖，月工资一般在270—280元左右，最高是300元左右，到1999年以后，计件单价就更低了。根据她的介绍，我们进行了测算，假定叶素芬个人每天的生产是按14窑车计，按当时最保守的页岩砖的销售价0.11元/匹计算，顶车组工序产品内部单价为0.02元/匹计算，则：每日每人销售产值＝1540匹砖×14窝车砖×0.11元销售价＝2371.60元每日每人工序产值＝1540匹砖×14窑资×0.02元工序产品单价＝431.2元每人每日工资＝0.70元计件单价×16窑车砖＝11.2元由此可见，砖厂工人每日劳动力价值实在与他们创造的劳动成果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分别相差了242倍、38倍! 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阳治国领导下的下食堂衬的管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是劳动力单价偏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就是当今私营业主也莫不过于此：二是随意变更、随意发工资，就连廉价的计件单价也不是完全的执行，李学秀愤怒地告诉我们：她最低工资拿过20多元一个月，还不敢问一声！阳治国这种管理方式，其结果是，在生产资本急剧扩张的同时，加剧了下食堂村大多数村民的集体贫穷!

六在前后5次调查中，我们先后走访了副村长唐大章、现任村长的母亲李廷蓉和村委会文书季显祥的家；也走访了村民中困难户徐亮成、杨贝权(音)．冯明金的家，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住房情况，总的情形是令人心碎的。作为现任副村长(去年11月30日，由村民大会选举)的唐大章，至今借住在外出办企业的村民季显华的空房中。而自己原有的家仅为一间，而且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房屋为七十年代的集体所修的居民点。另据李廷蓉、廖正蓉等村民介绍，这种“居民点’也是当时每户村民出钱买的。并非如同对外宣传的那样是免费提供的。在村民杨贝权家中，我们看到的三间土墙房，已倒塌一间，另两间也是墙体开裂，摇摇欲坠，更别提有什么家具家电了— —最值钱的是恐怕就是一台旧缝纫机和一台时好时坏的黑白旧电视机了。廖朝彬的家中，摆放着谷子黄桶，竹背靠的白布沙发和无门立柜，厨房是竹篱笆门，水管破裂。就是在31岁的文书季显祥的家中，我们也没能看到稍微像样一点的组合式家具。相反，年轻的文书告诉我们：由于这些年来村民收人太低，“全村个人贷款统计总额在40万以上(私人借款还未作统计)，贷款户占全村的48.1 ％，人均贷款500元，主要用于维修旧房，或买种子，化肥，农药等。”他说目前下食堂村己排列在全县最贫困的村之中。群众的生活是艰苦难熬的。村民肖光明(女)伤心地说：她女儿在外读高中，老师天天逼她女儿交学费，整得女儿都不敢去上学了! 村民们在调查座谈会上针对集体福利待遇时说：全村目前除了生活饮水和民用电源维修免费以外，其他全是村民自己掏腰包。从来没有像某些宣传媒体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十三包或者十六包”！这二十多年来，村里没有给群众办过任何福利待遇！他们反映最强烈的是，有着三十年以上历史的下食堂村小学，坐落在全村的“黄金口岸”，阳治国不顾大多数村民的强烈反对，将学校运动操场强行占为五户私人住宅基地。这件事已发生三、四年了，宜宾县教育局曾多次批示村委会解决，退出操场，但阳治国置之不理。村民们痛心地讲道：“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只能在泥泞的马路上做操，汽车扬起的灰尘该对学生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多大的损害呢?”当我们来到三层楼高的小学大楼时，它的操场没有了，飘扬的国旗对面，对峙着的却是五幢一楼一底、镶嵌着蓝玻璃和白色磁砖的小楼房，而小楼房的根基，曾经就是学生们活动的场地。让我们记下这几户特殊住房的姓名和身份吧—— 1、唐小华、党员，锅炉房负责人； 2、胡清原、党员，原村长； 3、陈大仲、酒厂勾兑师，阳治国的内弟媳妇； 4、骆代伍，阳治国的姨侄女婚。但是就是这样的现状，在宜宾县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中的《红土地上崛起下食堂村》第20页白底黑字记载着1987年12月8日的《四川日报》第二版第一条的一则消息，上面说下食堂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53.13元/年（没注明年份，笔者推算应当为1986年），是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2倍。1987年人均纯收入更达到2794元/年。就在此书的后面几页，在没有注明年份和统计方法的情况下，书的著者宣称此时下食堂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突破6000元/ 年。被宜宾县验收为小康村！！！据我们查实，下食堂村被宜宾县验收为小康村是在1997年 5月。时间仅仅过去5年多一点，在没有发生天灾，村办企业也没有破产的情况下，何以一个小康村就倒越过了温饱线、“跨越式地发展”到了贫困村呢？难道这不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吗？

七如果说村民在集体经济企业非常红火、酒厂与砖厂经济效益水涨船高的情形下，他们的收入低、福利差是带有企业行为性质的话，那么，村民们(包括上班的员工们)在因公伤残死亡待遇上，又是如何呢?遗憾的是，在这一有劳动法规可依，人有劳保政策可循的问题上，我们的阳书记大人却扮演了“高超”的法盲角色。群众反映最大的是，近二十年中，在下食堂村及村办企业中发生的公伤事故，统统不按法规、政策办理——因公死亡的何光田、唐绍军．刘代银、徐志莲(女)，一律是由阳治国随意处理的。70多岁的村民刘淑惠含着泪水告诉我们：她丈夫唐绍军是复员军人，党员，于1994 年6月30日在村民生活区安装照明灯时，不慎坠地，经抢救无效因公死亡。村党支部只送了一个花圈，阳当权(指阳治国)只同意付1000元安葬费，就连119元的医疗抢救费他都不同意报销。风烛残年的李廷蓉更是伤心欲绝地哭诉道：她女儿徐志莲于1977年出早工之后，在前往开会的路上被中拖汽车碾死(按政策规定其性质属于因公死亡)，只得了一口杨松棺材，直到阳垮台(指阳治国)也没有解决一分钱的抚恤金、补助金。而对于那些活着的公伤者，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悲惨的命运。被群众称为全村最困难的特困户徐亮成，是酒厂酿造工人，51岁，于去年在砖厂卸煤时，因汽车翻车被摔成重伤，下肢瘫痪至今，由宜宾县社保局鉴定为工伤，五级伤残。可阳书记公开在村民大会上讲：不给徐亮成一分钱医疗费。由于徐亮成的长期卧床，加之治疗费的昂贵，贫穷的命运迅速降临到了这个不幸的家庭。然而，祸不单行的是，徐亮成的儿子徐仁斌在十一、二岁时，因腿伤而患小儿麻痹症，已瘫痪在床14年之久。凄惨的生活几乎把这一家人逼到了绝境!当我们前去慰问、了解情况时，看到的是大人、“小孩”各卧一床，家贫如洗，霉味扑鼻，25岁的徐仁斌己是手脚严重畸形，躯干萎缩。床前条凳上只摆放着一个小香蕉，半碗冷却了的稀饭——或许这就是可怜的徐仁斌每天的营养食物吧。徐亮成的妻子罗正琪气愤地告诉我们：她前往县城求援，但全城没有一个律师敢提供法律援助，只好从邻近的长宁县聘请了一个律师。当律师向阳书记自我介绍，并递上律师证，提出对徐亮成工伤进行协商解决的要求时，阳书记发话了：“你不是在我这块地盘上的，我不跟你说！”随后扭头就走。罗正琪压着心中的怒火说：“我找到现任村长徐可宣，要求按县社保局的鉴定给予解决，徐可宣竟在村委会办公室当众将我踢倒在地，村支书徐怀竟然将我的左臂扭伤（有照片为证，还有人证李德华）”。她睁着一双绝望的眼睛望着我们说：“我现在人都快要气疯了，不知道一家人该咋个办哟！”当我们问她村上真的没拿一分钱医疗费时，罗正琪肯定地回答：“一分钱没拿！他们最大的仁慈就是派了一辆货车送人去了趟医院！另一起伤残事故也让我们心酸不已。33岁的退伍军人冯明金，于1995年9月29日在酒厂机修车间修汽车时，由于千斤顶失修打滑，车身下坠被压成重伤，经宜宾市二医院和成都军区医院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小脐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大小便失禁，成了瘫痪在床不能行动的残疾人。受伤后，厂方没有及时支付医疗费，家人四处借钱为他医治。1997年2月 15日，冯明金和家人因为债主紧逼，万般无奈之下被迫与机修车间负责人季光德（厂方未出面）签订了公伤协议： 1、付给病人垫支的医疗费用26,146.37元； 2、公伤津贴5，400元； 3、其他病人开支2,624元 4、一次性补助费27,040元； 5、困难补助费2000元； 6、协议签订之后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个人承担。当时，冯明金要好的战友们一同前来劝说他，不要签这个“卖身契”。但在家徒四壁、债台高筑、求告无门的情况下，这位至今依然保持着一个战士风采的硬汉，还是伤心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等待他的是无穷无尽的苦难和悲伤——爱人于1998年5月21日与他正式离婚；可爱的小女儿寄养在外婆家；心疼他的老母亲也不堪贫穷和精神痛苦而抑郁而终！如今的他全靠哥哥和嫂嫂的照料才能坚持活下来。当我们前去看望冯明金时，这位饱受病痛折磨和精神摧残的病人，仍然戴着当年军旅生涯时的迷彩帽……这是一个还未倒下的人。

八下食堂村和红楼梦酒厂早就驰名全国，而群众却生活在如此贫困、凄凉的生活中，这让我们不得不沉入深深的思考之中。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的目光渐渐地集中到了下食堂的带头人一一阳治国身上…… (一)“家天下”的管理。群众一再向我们反映，阳治国所重用的人，一是亲戚，二是有问题的人。这里，只简单地列出阳治国在村上和酒厂的人事网： (1)总公司经理阳义，系阳治国二儿子，审计报告中列出的重要嫌疑分子； (2)总公司业务员阳能，系阳治国小儿子； (3)酒厂及总公司出纳黄松，系阳治国姨侄儿，群众反映他连县上拔的5万元扶贫款都揣入了腰包，是审计报告中所列嫌疑分子； (4)酒厂推销员刘林，系阳治国大女婿，是群众议论最多的人物之一，曾在华东地区推销70多万元的产品后嫖赌一空，由酒厂拿钱去取人； (5)酒厂管理员唐德田，系阳治国小姨夫，因贪污公款30多万元，己离开酒厂，未作处理； (6)酒厂会计罗文元，老贪污分子，七十年代因在白花乡任会计时贪污公款被处理，后被阳治国重用，是审计报告中列出的重要嫌疑分子； (7)酒厂采购员兼村支书徐怀，曾闹出三张油布报销1200元的笑话，被群众称为最阴险、最贪婪的腐败分子； (8)酒厂包装车间承包人骆代树，是审计报告中列出的重要嫌疑分子。早在七十年代，阳治国就十分注重起用“亲朋好友”，利用权势和钱财，采取又拉又压的方式，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帮势力；对于那些不紧跟他的人，阳治国是能利用时且利用，不能为我所用时一脚踢开。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李学秀一家人，原系外村人，因李是党员，当时阳治国为了当选为大队党支书，硬是劝李学秀及七个儿子—同迁入下食堂村，以后李学秀的三个儿媳妇和孙子们都没划拨土地，成了有户无地的“黑户”，如今孙子都20岁了。已经青云直上的阳书记根本不再顾及李学秀一家所遭到的困难了。而对那些身边的“亲朋好友 ”，他倒是细心的、体贴的。他对黄松讲：“我现在还在，你不修房子还等啥子呢?” (二)去年以来，下食堂发生的几起事件都是阳治国和他的儿子、“亲朋好友”们共同商量出来的。村委会文书季显样反映：“阳治国近半年不敢回来了！8月27日回来主要是煽动一些二杆子（流氓）起来闹事，为3月31日黑社会分子威胁、殴打村民作难备。”村民李德荣(女)、廖明兴讲：“十月八日的卖厂风波也是阳治国策划的，他劝县里把酒厂卖给宜宾县伊力公司，实际上是他出一股，阳义出一股，伊公司出一股。” 阳治国养的这帮“亲朋好友”，也的确是聪明、能干的。一方面绝对不忘记捞取“好处 ”，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今年4月30日，在村民的强烈呼吁声中，宜宾市委做出对酒厂进行财务审计的关键时刻，罗文元、黄松等人还有胆识、有能量凭白条子“以现金方式预付长源电力公司电费20万元”，的确做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方面，他们总能在阳书记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参与堵塞公路的人，全是这帮“亲朋好友”：徐志孝、徐志诚、徐志仲是徐怀的兄弟，刘敏的公公是阳书记的司机兼保卫。这些人昼夜聚集在堵死路的三辆货车旁的路边人家里，有酒有菜、还有麻将伺候。50年入伍的老军人、71岁的唐子华讲：“堵路的总指挥就是阳治国，他在喜捷镇遥控指挥，徐怀是现场指挥。”他们一味的滋事挑衅，要求每人分集体资产1万元以上，他们本身已在岗，却要求调换更好的工作岗位；他们无理取闹，给新当选的厂领导班子施加压力。就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我们向徐翰厂长了解堵路的严峻事态时，以罗波澜为首的十几个人闯进厂长办公室示威，罗波澜指着徐翰的鼻子骂道：“你早就不该当厂长了，让有能耐的人来干。人家堵路总有他们堵路的道理。 ”事后，我们了解到这位气势汹汹的“仁兄”竟然就是贪污分子罗文元的儿子。他们这伙人是全然不顾酒厂的生产利益、不顾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的，不顾贫穷的村民指望恢复生产后，有钱平平安安地过春节的善良愿望的。他们极力把水搅浑，极力以闹遮百丑，极力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 (三)站在村民头上的“土司” 他最著名的格言是在村民大会上宣讲的：“我要你富你就富，要你穷你就得穷。”这话的现实表现就是；凡是阳书记看不顺眼的，就下岗；工人敢顶撞他的，就下岗！他对村上要求公平分配的年轻女工是这样答复的：“要想多得钱，卖淫就来钱。”(刘吉云等人提供) 他在村民大会上对包装车间的女工们骂道：“你们栽的红苕比狗××还弯！”(李学秀等人提供) 阳治国对村民的治理也很有“方寸”。他随意制定许多“土政策”来盘剥村民，他规定凡外婚的本村妇女一律强行下户口，强行退土地。村民刘蓉于1992年与喜捷镇城镇人越良君结婚，男方是入门赘婿，可阳治国不顾刘蓉的反对，强行通知派出所下户口、村委会收地，致使刘蓉和八岁的小孩至今无地无户籍．生活艰辛，这样的遭遇还发生在陆红、季二妹等苦难的姐妹们身上。村民们对阳治国的仇恨也是非常自然的事了，我们在采访贫困户杨贝权时，他指着自家破烂不堪的房屋愤怒地说：“阳治国这个杂种心太黑了，那些 (窑) 垮了的砖都拿去送人，我们去拣还要罚款!”对阳治国评价比较客观的李学秀讲得很深刻有味：“阳治国这个人，以前听他说的倒还可以，到后来他不欢迎我了，就欺负人！”阳治国尽管横霸一方，但终归是不能在大多数村民心日中长久地树立起共产党人的起码形象的，以致77岁的老村民李廷蓉一再叫他“阳垮台”!

九在调查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下食堂村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尖锐的阶级对立。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下食堂，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公式。我们在进行阶级、阶层分析的时候，还要将阳治国在下食堂几十年的淫威和诸多外部因素带给村民的影响一并考虑在内，才能做出客观的判断。比如，就在11月21日，我们前去了解“堵路事件”的前一天晚上，村民李美方因对堵路和分集体钱财一事表露不满时被侮辱、被殴打一事。以刘敏(女)、徐志孝、徐志诚、徐志仲、杨权、杨云等人为首的一伙意图堵路封厂的人身藏凶器，找到季美方。他们强迫季美方向其下跪，并且口头赔礼道歉。他们还要求季美方双手扇白己的脸，直至他们满意为止。这些人堵路占厂、欺压村民，他们不但成了蚁毁社会主义经济大堤的害群之马，而且．成了践踏法律、践踏人权的恶魔，是摧残老百姓的凶神! 不能讳言的是，村民之中怕阳治国，还愿意跟着他“走”的人也不在个别。因为堵路造成酒厂再次停止生产以后，阳治国的“权威”更是 “与日俱增”。怕这伙流氓的村民，慑于阳治国淫威的村民，既痛苦又委屈。不少村民们现在无奈地选择了屈服！阳治国和儿子阳义在 “八?三—事件”、“卖厂风波”、“堵路事件”中一次又一次恐吓说：“要把下食堂的人 —个一个整倒住（家）!”村民们内心深处的忧虑——对自己、对亲人们、对下一代的那种 “下层人”千百年来渗入骨髓的恐惧——我们可想而知。不仅如此，政府某些人的态度也很奇怪。审计报告出来后，已将500多名村民的签名上访信并附有《审计报告》一同交给了县政府，但是至今无下文(据说阳本人还看见了这封上访信) 。“八?三一”事件后，县公安局派人进村不调查黑帮分子的肇事行径，却打听是谁组织掀车子。“堵路事件”后，不仅本村酒厂停产，还连带岷江上游的翠河村也交通受阻，农产品运不出来。当村长徐可宣和徐翰、季显样三人前往县、镇反映堵路后的严重事态及其后果时，县委办公室袁副主任、镇党委副书记颜朝华却指示他们遵循“村民自治”的政治原则，自己想办法解决。 ——上述情况的出现，使下食堂村的人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受到了很大影响。反对阳治国的村民中间已经出现了分化。许多以前敢于同阳治国及其“亲朋好友”们斗争的人开始沉默了，心灰了。就连当初喊出“与其让阳治国整死，不如跟他斗死”的肖光明也流出伤心欲绝的泪水！她的丈夫——一个受过部队熏陶的军人．再也不愿同我们见面，更回避我们的调查。徐翰自当厂长以来，家里的副业遭毁坏，青蛙、黄鳝和看家的狗都被毒死，经营的副食店也被迫关闭。他内心也是悲苦难诉。应当看到，坚强的村民，敢于斗争的村民不是全都沉寂了，但他们的环境太艰难了。刘吉云和爱人廖正容以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历，鲜明地站在阳治国的对立面和他做斗争，但那个堵路事件中闹的最凶的刘敏就是他们的亲孙女；李廷容是村民们公认的反阳旗帜，她大公无私地告诉我们，她当村长的八儿子徐可宣已经倒向了阳治国一边，成为了村民的叛徒。这位年老多病的坚强女性在家中无人照看，八儿、九儿还有十儿都与她闹翻了，不认她，骂她管村上的“闲事”。现在李廷容连吃饭都困难，全靠邻居们的照顾。说句实在话，刘吉云、李廷容他们也灰心，他们也怨群众不齐心、不团结，总是瞻前顾后，不敢大胆地起来捍卫自己的长远利益！我们了解到，现在的村民中间，坚决反对和基本反对阳治国的村民大约占全体村民的三分之一。处在徘徊观望、思前想后的村民大约占二分之一强。被阳治国等人夹裹着“走”的人大约占六分之一弱。真正一门心思跟着阳治国想靠“分家 ”发财致富的人其实只有10来个。但事情的复杂性在于，阳治国现还在宜宾县委里任职。宜宾市、县两级还有很多人会继续支持他，为他说话，给他办事。阳治国凭借已经掠夺了的集体资产，还可以动用经济手段，笼络一些人，做很多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的事情。更别说直接威胁、恐吓普通村民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听起来不可能的事，已经被证明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十当我们离开下食堂村时，我们的心在颤抖，我们无法忘记李廷容、肖光明、李永秀等人的泪水和满含期待的目光。他们像与亲人告别一样对我们讲：“你们好久(什么时候)再来呢？” …… 下食堂村的现实，证实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依然有存在的可能，而且换了一种面目出现，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发展，不仅可以继续进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甚至可能会被当作一种“新的创造”——仅仅因为发展生产力有功，就会受到广泛的关注、表彰、鼓励和支持。早在1978年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中，就以《打碎假“左”真右枷锁，才有农业高速度》为题，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黄廷骏、喻权域采访下食堂大队的典型报道。其编者按是： “钱＝资本主义吗?不!要看钱是怎么来的和怎么用的。下食堂大队靠集体劳动发展了生产，创造了财富，既给国家多作了贡献，又改善了社员生活，正是社会主义方向，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十年后的今天，下食堂村正好走向了这段话的反面了。我们看到下食堂村在二、三十年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的确是为国家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痛心承认，社员的生活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而改善社员生活一说，纯粹是编造出来的谎言！我们面对现实，不禁要问下食堂村所代表的发展方向是否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期望的方向，是否真的是社会主义方向，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它真正代表的方向，是少数当权者，有朝一日可以登资本家的堂入洋买办的室；是严重的两极分化；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少数像阳治国这样的人，凭借人民赋予的权力，正在不择手段地转移、出卖、霸占公有的财产和人民的财富。他们正在处心积虑地改变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公有制性质。他们正在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结束这篇调查报告时，我们没有忘记下食堂村民们期待的目光，没有忘记徐翰厂长的那句话：“呼吁社会各界都来了解下食堂村的真相，帮助下食堂村走出因境。” 下食堂的苦难的群众啊，当夜色已深时，笔者在内心深处为你们的未来祝福，并写下这篇调查报告，只为了你们的嘱托。最后，特附上马克思的战友弗莱里格拉特执笔写下的那首气势磅礴的《新莱茵报的告别词》，来回答下食堂村受苦受难的村民们对我们所寄予的期望—— “再会吧，再会吧，你这战斗的世界! 再会吧，你这鏖战中的大军! 再会吧，你这被火药熏黑的战场，再会吧，刀剑和戟枪! 再会吧——但不是永别! 兄弟们，他们不能把精神杀死! 很快我就要身披甲胃，发出铿锵之声很快我就要纵马飞奔，回到你们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