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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还清白于毛泽东（合集） 大跃进的丰功伟绩是抹不掉的! 中国在饱受帝国主义的百年侵略中，外国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因为没有石油中国被压弯了腰。中国的科学家们，在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在亿万劳动人们苦干精神的召唤下，推翻了一百多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贪油国”的错误结论，在大庆找到了石油。当大庆工人们高呼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上的时候，人们仿佛听到了中国大地的脉博的跳动声。大地在抖擞，人民在欢呼。尔今的石化商人、汽车商人……们，当你们在开发自己的产品时，你们记得“铁人精神”、“大跃进精神”吗？或许你们中一些人免不了还要沮咒大跃进几句。 如果不是大跃进冲破了洋匡匡找到了石油？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一切正直的中国人都应该想一想！ 大跃进究竟创造了多少奇迹？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1958·3·11日） 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59·1·1日）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还有什么消极方面吗？有的。有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毛泽东在与刘少奇一些人的错误进行斗争中，处境孤立，步履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一些人）。” 以三股歪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泛滥于1958年6、7、8、9、10月。8月9月，毛泽东开始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一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毛泽东始终在不断努力纠正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也许有人要问，8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联变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国，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研究思考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同时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准备发动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并做阵前线，指挥炮击金门，把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对付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反叛问题。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大家都清楚，心理都明白。 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却把历史责任统统推给毛泽东。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6页。）邓小平这番述说，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正直的、头脑清醒的人们感到疑惑。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则不吝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挂在毛泽东账上，严重的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严重的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给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蒙上了阴影；也给那些资本主义狂们制造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许多正直的人，许多共产党员感到痛心，为了查清真相，存真实于历史，于后世子孙，他们默默地从事着长时间的调查研究，终于水落石出了。原来是非是被颠倒了的，历史是被篡改了的，几十年来成了一笔糊涂账。流逝的历史，永远的消失了，但是非却不能永远的被颠倒。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讲党性，弄清是非。还清白于毛泽东。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1958年的经济发展计划……毛泽东对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提出批评。毛泽东认为1956年进行的“反冒进”，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6亿人民泄了气，影响了经济发展。毛泽东认为：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实现，生产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生产关系（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两方面的新形势，为国民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可能，一个大跃进的局面必将出现。 随后，即2月13日到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毛泽东继续提出对“反冒进”的批评。 3月9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大社的意见》。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大跃进”的思想。号召苦干三年，改变落后面貌。 4月，刘少奇一行从北京赴广州，途中在火车上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闲聊。从半工半读，普及教育，扯到乌托那，空想社会主义，进而提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在这里第一次出现。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向会议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报告论述了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至通过了这条总路线。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正在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并号召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5年8月17日—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这样提出来了。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少奇一些人头脑发热，曾一度形成为一股“左”倾思潮，严重影响、干扰和破坏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建康发展。这股“左”倾思潮最早见诸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的发言。他提出河南省今年粮食产量可增产几百亿斤，河南的粮食问题今年可望过关。为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吴芝圃的发言，对于后来形成的“左”倾思潮还仅仅是一个“苗头”，或“萌牙”。而“左”倾思潮的始作俑者当是刘少奇。刘在1958年6月14日、6月30日、7月14—18日、7月19日，在北京、天津、山东的多次讲话，意味着“左”倾思潮的形成；而8月6日他所派出的共产主义试点小组去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则进一步表明，这股“左”倾思潮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 对上述几次讲话，分述于下：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时，当谈到妇女解放时说，妇女的解放，包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摆脱家务就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作饭，办起食堂后，只需40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地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认为，中国已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欧文等人（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笔者注）的未竟之业可以实现了。还说：***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有一段是康有为写的《大同书》，其中提出破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界限、私有财产界限……毛泽东讲话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就把空想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实现了。刘少奇把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样—些社会服务性事业，当作共产主义萌芽，共产主义趋向。这些公共事业办得多了，普及全社会，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到了那时，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有戏院、电影院、图书馆，小孩子多大年龄上什么学，小学、中学、大学。（上引刘少奇谈话，见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1958年6月14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集，<1958．6—1967．7>）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并社，小社并成大社，包括工农商学兵，当时还没有“人民公社”这个名称。这里说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就是指后来的人民公社——笔者注），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还要发枪练操，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进一步指出：我看三、四十年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上引刘少奇谈话，见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1958．6．30日>，同前[A]）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了不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时间，干完才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靠什么？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他大都是二年三年。15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15年我们要超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15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我们在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上引刘少奇谈话，见刘少奇：在景山发电厂的讲话<1958年7月5日>，同前[A]）。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农业，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120、175、176页）。 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在山东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少奇同志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刘少奇对当地的浮夸风，亩产几万斤，大加赞尝，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政府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刘少奇在江苏常熟县视察时，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谷亩产1万斤，刘少奇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9．3日）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几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少奇、邓小平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少奇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二、刘少奇鼓吹穷过渡，大刮“共产风” 1958年8月17日—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除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外，还讨论了在农村建立公社问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共六条：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五）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问题。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所有制在目前还是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分配制度也还是“按劳取酬”。 （六）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 10月末，公社化高潮在全国形成。原有74万余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1．2亿余户，占农户总数的99％，平均28．5个农业社并成一个公社，平均三个乡一个公社，有的则是一个县一个公社。 有人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违背客观规律，违背人民意志，是极为轻率地发动起来的；没有调查，没有试点，单凭热情，一味蛮干。这是一种貌似有理，而不值一驳的臆说。试伺什么样的大人物凭着个人的主观意志，一声号令，能把亿万人民轰起来围着他的指挥捧打转转呢？恐怕神仙也做不到。在神话传说中谁也找不到这种人（神）的影子。只有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决策，只有这种决策被一次一次地证实能够为人民造福，从而取得人民的无比信赖的政党和领袖们才能做到把人民的积极性最充分地调动起来，只有这种高度自觉才会众志成城，才会形成无敌的力量。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心主义者对问题的观察，是这样的截然不同！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对同一事物形成两种根本不同的结论，原本亦是正常的！ 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的确确的发生了许多错误，惹出了许多麻烦。这是由于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造成的。刘少奇一些人的错误，主要的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大搞穷过渡，大刮“共产风”……这些“左”倾错误必然地助长强迫命令、官僚主义和浮夸风。从而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到严重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严重苦难！ 谁是大刮“共产风”、大搞穷过渡、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人、第一事呢？这就是刘少奇，刘少奇亲手培植的共产主义试点徐水县。谁是大吹大捧徐水经验，放射政治卫星的第一人、第一报呢？这就是宣传口的把关者邓小平，和作为舆论权威的第一报，《人民日报》（徐水县试点经验详见本书第16—第20页）。 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又一重要事实！这篇社论是背着毛泽东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社论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强调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鼓吹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鼓吹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刘少奇、邓小平的以上所为，说明了以下问题： 第一，刘少奇、邓小平主张跨越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情非常急切，正像徐水县试典经验中所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本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上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刘少奇、邓小平把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删去，正是反映了他们的“左”倾幼稚病。 第二，刘少奇、邓小平非常独断，像这样重要的涉及到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社论，他们不经过身为党和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审查同意，就冒然自行决定发表。违背了中央政治局西柏坡会议关于有关重要的涉及到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文件，必须经过毛主席审定的决定。 第三，刘少奇和邓小平藐视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领导同志，霸气十足。因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如此重大改动，谁都没有权利，必须大家讨论同意。 第四，刘少奇和邓小平违反了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 1958年9月16日—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刘副主席在9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闩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并强调指出，这是办好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少奇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分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刘少奇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制度，要比较稳妥的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刘少奇违背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6页。） 刘少奇违背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规定，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 ——要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 ——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 ——全民教育普及并提高了； ——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渐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灭了； ——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刘少奇用他的所谓过渡到共产主义五个条件，来代替“决议”规定的五个条件。 毛泽东对刘少奇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l一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三 毛泽东进行调查 1958年10月，毛泽东派吴冷西、田家英，去刘少奇视察过的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弄清楚刘少奇是怎样做的，以便有效的纠正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出发前毛泽东的谈话 以下是吴冷西的回忆（吴冷西：《忆毛主席》）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 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情况调查经过 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修武调查 我和记者们10月29闩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我们11月1日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家英也从新乡转到修武），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七里营十六“包”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即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兴宁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开居住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 他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1958年9月19日—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少奇所说的“男女老少换班”，是刘少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以上所引，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向毛主席汇报 关于“一县一社”问题 11月6日，我们从新乡调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我们向他汇报。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由于我先到修武，着重汇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关于供给制问题 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年21尺布，二斤棉，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医药费每人每年2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一次戏，六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主席的评论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鼓吹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行动战斗化”“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这就是刘少奇主张的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笔者注）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 现在我们看刘少奇在江苏视察，又是怎样兜售他的“共产主义”的。 1958年9月19日—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刘少奇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锁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刘少奇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仅仅是变了—下说法：在河南，是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在江苏，是作为“建立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标志。刘少奇特别注重第四条，即“改善劳动组织……”，他把这一条看作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他所倡导的“家庭革命”，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中破九界之说的“破家庭界”。无论是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还是在河南、江苏视察，刘少奇反复强调这一条。原来，刘少奇搞的“共产主义，不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此胡闹，岂能不天下大乱！ 刘少奇在河南的具体做法： 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反感。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提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实行的“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据1958年的统计，显然是夸大了的统计，中国农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这样的贫穷状况向共产主义过渡，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刘少奇、彭真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富起来了再过渡困难就大了？！毛泽东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讲，一些人就是不听，我行我素。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需要提到邓小平一句话：“贪穷不是社会主义”。但邓小平没有说清楚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搞“穷过渡”的是谁？反对“穷过渡”的是谁？作为当时宣传口负责人的邓小平，对此是非常清楚的。许多不知底细的人，听了邓小平这句话大家都在猜，一直猜了20多年，到了今天人们才弄明白，搞“穷过渡”的是彭真、刘少奇；反对“穷过渡”的是毛泽东。然而历史却发生了一个大误会，一些人说，毛泽东搞的是“穷社会主义”。对于这种误会，从集体化道路走过来的中国农民从不予以认同。而在知识界则吵得振天响，吵吵让让，无休无止。谁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饱受帝国主义掠夺的旧中国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实在太穷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要摆脱贪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五个五年计划，便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四大工业强国（美国、苏联、日本、中国）；三大军事强国（美国、苏联、中国）。五、六十年代，在朝鲜、越南，两次打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两次打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两论〈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稳定了东欧局势；***，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世界树起了崇高的威望。那些污称毛泽东搞“穷社会主义”的人们，不过是为他们搞资本主义而寻找借口，中国的工人、农民广大劳动人民，是从来不买他们的账的! 四、刘少奇大刮浮夸风 毛泽东一再泼冷水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谁是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第一事呢？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事情发生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讨论农业合作社小社并大社的讨论中，吴芝圃在会上表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吴芝圃吹牛说大话的影响下，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虚报成3200斤，另西平县城关公社则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后经调查，这两个公社的亩产数字是谎报。正当信阳地委准备纠正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大到犹如12级台风！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这种虚报产量美其名曰“放卫星”，为高指标，浮夸风呐喊、唱赞歌最富有权威性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邓小平、彭真，和《人民日报》，其所为与其说推波助澜，勿宁说是谎言制作厂！ 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前已述及，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刘少奇来说，徐水县是他的掌上明珠。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一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逻辑：他们说，大跃进是错了，因为大跃进搞浮夸；他们对搞浮夸的人说，浮夸是毛泽东的错，因为他发动了大跃进。大家看，这些反毛泽东的人们信守的就是这样的无赖逻辑。还有一些貌似客观公正的人，他们说，虽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搞浮夸，但不能全盘否定，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发明了一个新词：“晚年毛泽东”，晚年毛泽东是错了？？无论对毛泽东全面否定或否定晚年毛泽东，这两种人的共同之处是“强奸历史，颠倒是非”。浮夸风来自何人？必须澄清，是谁的就是谁的，绝不能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刘少奇的浮夸风，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有谁听过看过或掌握了毛泽东的浮夸呢？那些起劲地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的人，因拿不出什么事实而处境十分尴尬。到是李锐先生耍了个小聪明，玩了点小把戏，编造了一个故事来朦骗人。他说：在庐山会议期间，我问过毛泽东，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亩产万斤的话呢？毛泽东回答说，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所以我信了。这是那些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所搞到的仅有的一点材料？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有点常识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是李锐先生苦心编造的。李锐之说无须考证，也不屑于考证，还是把它作为李锐先生内心世界的一个缝隙留给历史吧。 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作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克服它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始终不懈！请看下面的几件事：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笔者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7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还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关于兴修水利问题，1958年11月初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对于农村、农民问题的了解，有谁能胜过毛泽东，在民主革命的28年历史中，无论是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或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农民游击战争，或八年抗战中的农村游击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在各种复杂环境中有关农民问题的英明决策，有那件不是毛泽东制定的。全国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又有谁比毛泽东更高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处理，毛泽东是全党的楷模，不愧为最英明最伟大的领袖。对此，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是公认的，而且是心悦诚服的。 然而近20多年来，无论党内和党外，竟然冒出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公然说：毛泽东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硬要把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按在毛泽东头上，胡说什么浮夸风是毛泽东鼓吹起来的。他们的公式是：大跃进搞浮夸，浮夸风就是大跃进。他们把水搅混了！20余年来，他们翻箱倒柜，把大跃进的历史翻了个底着天，但是，却没有找到毛泽东鼓吹浮夸风的一点事实。对于这些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他们的情况本人知之不多，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这里不想妄加评论。但是其中的某些人，他们的言行却给自己画出了一副嘴脸。他们才是浮夸风的鼓吹者。这些人想一手遮天，颠倒黑白，篡改历史，他们吵吵嚷嚷20多年，一些人可谓不遗余力。到头来反到露了自己的马脚！浮夸风原来是他们自己刮起来的。贼喊捉贼。 那些说毛泽东鼓吹浮夸风不知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的人，应该还记得《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吧，这个“纲要”，是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作了第一次修改，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基本通过。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58年5月5日一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1960年4月，提交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个大发展。 这个《纲要》在党内正式通过的时间是1958年5月下旬。这时，正是大跃进发动初始。毛泽东亲手制定，经过4年准备，与14个省区负责人商讨，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适才形成。《纲要》的产生，可谓慎之又慎。毛泽东花4年的心血所产生的文件在其墨迹未干之时，党内竟有人说毛泽东头脑发热，鼓吹高指标，大刮浮夸风。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20多年来这个谎言不知蒙骗了多少人？！是该说说清楚了！谎言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那些上当受骗者们当你们明白了事实真相时不知作何感想？！ 对于刘少奇一些人来说，5月通过的《纲要》，8月当是记忆犹新吧，你们明知《纲要》要求黄河以北12年后亩产达到400斤，而你们却在两个月后8月6日，弄出一个典型县——黄河以北的徐水县，要求亩产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岂不太离谱了。刘少奇一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做的是什么？后人有理由向刘少奇一些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人民日报》竟为刘少奇—些人的荒唐呐喊，喝彩，不知道宣传口把关的那些要人们，你们又在想什么？做什么？而在毛泽东逝世后，那些大搞浮夸风的人，为浮夸风喝彩的人，竟把浮夸风说成大跃进，大跃进说成浮夸风，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这岂不是戏弄历史，戏弄人民！不知道这些人想过没有，当人民知道了历史的真相时，人民又会怎样看待你们！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而决不是其他什么人！真理就是真理，撒谎的人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一系列谈话 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一律不登报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3、第64页）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讲过头话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0、第72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第一，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什么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和高指标风越来越厉害？吴冷西个人有这个胆量吗？没有。既然吴冷西没有这个胆量，那么又是谁有这么大胆量，顶着毛泽东干？！ 第二，毛泽东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部长陆定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作了传达，而陆定一却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不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当时陆定一仅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长，他个人肯定不能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的，他一定有后台，这个后台又是谁呢？是邓小平和彭真吗？或者还有更大的后台？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共产风”却有增无减，这是为什么？ 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头脑要冷静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4页） 1958年11月22闩，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吴泠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沦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笔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否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摊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页） “第四，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读了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起，一直到1958年11月12日，先后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味地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推波助澜。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吴冷西回忆说：“6月14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同志摔伤了腿，住院治疗），讨论宣传工作怎样转向问题。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研究决定。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通报（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次召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通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将修改后的通报送给刘少奇同志审批，刘少奇同志认为通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来政治局会议时通过。” “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而谈到宣传问题时，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毛主席说：‘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不顾左右而言他。’”（吴冷西：《忆毛主席》第36—第141页） 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刘少奇而发的，因为刘少奇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会后毛泽东仍然按照1949年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立下的规定”，仍由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主管宣传口的把关工作。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在会后，对我说：‘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我们两位，日常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42页) 吴冷西道出宣传口主要把关人 从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宣传口把第一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把第二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第三关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如果他认为很重要，自己不能决定，就送给毛主席审定。如果认为自己能决定，他就自己决定。不再麻烦主席了。这是1949年中央在西柏坡“立下的规矩”，到1956年6月毛泽东又重申这一“规矩”，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 这里顺便说一点，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谈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是邓拓，他因为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的重要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不久，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拓连消息也不发，因而被毛泽东批评为“是死人办报”。到这年6月，被免除《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而由吴冷西正式接替，邓拓仍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对此，吴冷西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半个月以后（即6月13日以后——笔者注），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了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8页） 在当时中央领导层，毛泽东是少数 从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搞指标。”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楚，要实事求是”等等。 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吴冷西听得进耳了吗？如果他听不进耳，为什么37年以后的今天，他还回忆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本书的末尾保证道：他所说的“主要意思是绝对不会错的”。并说：“毛泽东对他这一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看来，毛泽东对吴冷西的这一系列谈话，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一系列要求，他是听进耳的。然而，他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反而和其他什么人一起利用《人民日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煸风点火，推波助澜，这太不应该了。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吴冷西的这个检讨，道出了问题的所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把宣传口关的这些中央领导，只片面的注重“敢想敢说敢干”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既要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不然。 刘少奇、邓小平当时在党内的地位 从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起，毛泽东就有意的把刘少奇、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第二线。据毛泽东后来说，这种想法是基于苏联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马林科夫没有时间和机遇获得成熟的经验，所以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就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当然毛泽东这一设想当时还没有公开，而是以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不得超过两任为由而提出：“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出于上述考虑，推出刘少奇、邓小平于第一线，而他自己有意后退一步。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左”倾错误，惹出诸多麻烦事，毛泽东把它归纳为“五风”，即：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而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补救，一件一件地去改正他们的错误。像先生教学生那样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以实现自己的培养接班人的夙愿。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犯了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还是迈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一步——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会议发表公报说：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并指出毛泽东同志专作党的主席，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 随后，即1959年4月18—2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正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早在1956年夏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国家主席党主席连任期数不得超过两届，他曾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位置上退下来。“八大”前夕，9月13日，毛泽东在谈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时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个规定，就是为有一天毛泽东从党的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为毛泽东设立的荣誉职务。 自从苏联赫鲁晓夫举行宫庭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为选拔培养接班人费尽了心机。他胸怀大局，谦光自抑，选贤让贤，谦卑退让，实为全党楷模。然而以后的事实说明，毛泽东的夙愿终未实现。这是毛泽东的憾事！中国共产党的憾事！中国人民的憾事！ 在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推出刘少奇、邓小平等到一线，而他自己则居于二线。到了8月间，事态表明刘少奇、邓小平头脑发热，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种种“左”倾错误，搅乱了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正常秩序，严重干扰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健康发展。毛泽东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进行整顿。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招致重大损失，而毛泽东对他们则仍然寄予厚望。希望他们从错误的教训中清醒过来，协助毛泽东把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推向前进，以实现中国历史的跃进。故而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决心不变，尽量给予刘少奇、邓小平以更多的实践机会，以使他们在不断的锻炼中成熟起来，而于适当机会把权力交给他们。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对属下的宽厚、关爱和信赖，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倚重，全党同志都是十分清楚的。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对毛泽东恶意中伤的人，他们除了暴露了自己的肮脏嘴脸，决不会收获别的什么。 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深入河北、河南农村，进行调查。发现刘少奇在河北、山东、江苏、河南等地的试典工作及其许多讲话，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宣传口主要责任人邓小平在舆论宣传工作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民日报》登了许多坏文章、坏报导，在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主要问题是：其一，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有的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二，是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宣布实行全民所有制；其三，大刮“共产风”，穷富拉平，剥夺农民；第四，否认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错误。 1958年11月2日—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会议开始，首先由毛泽东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接着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着重指出人民公社运动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钱，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毛泽东以上讲话内容，见他4日和10日讲话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中的第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斯大林说：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正“左”倾错误开了一个头。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1、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我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2、讨论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 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 尽管毛泽东千辛万苦力纠“左”倾错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们听了吗？没有。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共产风”、“高指标风”，照旧鼓吹，有增无减。 武昌会议（1958．11．21—27日） 为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地讲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其要点： 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 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刘少奇），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指出人民公社，要么亡，要么不亡 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说，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么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强调“压缩空气”，把搞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是指刘少奇。“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系指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见本书第11页。）。 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虽然压缩了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但仍然偏高。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这些话，反映了他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 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毛泽东：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 五、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还有用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日） 1958年11月28日—12月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 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决议》中的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泽东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少奇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进行的批评。为使读者研究，现将毛泽东在《决议》中加进去的文字转录如下： “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有关刘少奇的“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论调，请参阅本论著前面的有关文章） 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 决议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这里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作出明确肯定。 批评浮夸风 “决议”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四大指标仍然偏高。如钢的产量由2700—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左右，仍没有降到应该的合乎实际的数字。 全会期间，毛泽东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并对继续纠正“左”倾提出了以下意见： ——“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泽东指出：本来我对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是有怀疑的，但是后头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4月在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时间拖长—点。这个意见无疑是当机会主义，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当，当了有味道。 ——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争论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作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太急了没有好处。 ——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不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 毛泽东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震聋发聩的指导作用。 ——“决议”澄清了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指出：“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并允许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一般可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进行经济核算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决议”规定抓紧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时间，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进行一次整社工作。 ——“决议”仍然反映了不少“左”的东西。如说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因素”，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规定公社统一负责盈亏等。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毛泽东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公报》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会议内定由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关于内定刘少奇接任毛泽东当共和国主席一事，有个材料记载，现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会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上，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萧心力主编：《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 刘少奇推行“左”倾错误受到批评，但是，他的职位却提高了，并且由他组阁，这无疑会增加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难度。 第二，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左”倾错误，并且亲手在《决议》中加了大量纠正“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对毛泽东所作的努力却只字未提，这说明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坚持“共产风”的势利还相当大。 第三，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毛泽东反对浮夸风的许多精彩讲话，也支字未提。 第四，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编高。《公报》用大量文字加以渲染，并号召全党全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实现比1958年更伟大的跃进。这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坚持高指标的领导还占有相当数量，要使他们脑子冷下来，看来还要花一番气力，毛泽东少不了还要发几次大火，再给这些人头上泼几大盆冷水。 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虽然全会通过的决议仍肯定了一些“左”的东西，订的经济建设指标仍然偏高，但是它的锋芒主要是纠正急于过渡的“左”倾思想，对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讲这番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地批评和纠正了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支配，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评） 上海会议（1959．3．2—4．1日）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注中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赈“一般不算”的规定。指出“不对，应改为旧赈—般要算。算赈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毛泽东从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到具体政策的安排，到工作风、工作方法、无一不深邃，无一不详尽，无一不严格。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疾言厉色，说，我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有时和风细语，要求爱惜农民一草一木，一鸡一羊。有时大发雷霆，说，“共产风”是偷、是抢、是贼、是剥夺劳动者。有时发怨言、发牢骚，说，你们不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去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有时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亲自给刘少奇一些读书。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顽症，必须下猛药，猛下药。毛泽东这样做，一则是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同时也是为培养接班人煞费苦心。毛泽东既然选定了刘少奇、邓小平作接班人，就要手把手地教，给他们读书、讲道理，教他们工作方法、领导艺术……。毛泽东对属下的关爱、淳厚、善良、公正、无私，将如日月江河永远留给历史，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毛泽东的诽谤、中伤，说毛泽东“***”，是“暴君”……可以欺骗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蒙哄头脑昏庸的无知者，但在历史事实面前，必然是烟消云散，留下来的则是别有用心者自己的丑恶灵魂，而遗臭万年！ 毛泽东终生为中国人民奋斗谋幸福，对此我们不应有任何怀疑。但历史赋予毛泽东的使命在1956年就已结束，他无法完成历史角色的转换，由于受历史的局限，自他提出三面红旗起直至他逝世，在内政上他一直在犯错误，违背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平心而论，自那时起他带给中国人民的是灾难多于幸福。因此，带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任务，只能由中国GCD 的第二、三代领导集团去完成。 七、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1959年4月29日） 1959年4月2日一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81人，后补中央委员80人。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会议除讨论其他问题外，重点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文件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规定要清理账目，“结清旧账”，进行退赔。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文件还规定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 毛泽东在会上就工作方法问题讲了话，他号召学习海瑞精神，提倡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讲话，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要言者无罪，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到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经过13个月的努力，人民公社运动终于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经过毛泽东的艰苦努力，迄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的发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基本上走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受到了遏制。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发生的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否认按劳分配、取消商品交换，大搞平均主义、大刮“共产风”和穷过渡的错误，在开始改正。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党、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开始冷静下来。全党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化。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的不少高层领导马列主义水平是比较低的。刘少奇不就是拿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吗？！搞社会主义革命不懂马列主义，岂能不把事情搞乱。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两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一年间，毛泽东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他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操透了心。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65岁高龄的毛泽东向与会者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感人至深，许多与会者至今念念不忘。毛泽东的不懈努力，稳住了当时全国出现的混乱局面。而更深远的意义则是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步骤！是一次在全党范围普及马列主义的伟大群众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初始，刘少奇是拿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徐水县去搞共产主义试典的。那时，许多人、许多高级干部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一时不能分辨是非，人民公社运动就是这样被搞乱的，经过这次群众性的马列主义普及运动，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清醒多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决对不应盲从，决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总之，人民的盲从性减少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大了，上当受骗的机会随之而减少了。直到今天，这种作风还再发挥着作用。许多不愿盲从的人，都在努力地探求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 毛主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这已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识了。但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和目标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对此，过去有许多人是不清楚的。由于不清楚，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这一点大作文章，他们在讲话、文章和报告中，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就连“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样重要的口号和任务目标都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而是某某人提出来的，更不要说其他的了；从而以此来影射毛主席不重视经济建设。其实，“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恰恰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今天，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是，为了还历史以其本来的面目，也为了揭露某些以攻击和污蔑毛主席为能事的人们的丑恶嘴脸，仍然有对这方面的史实加以回顾的必要。 改变旧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这是毛主席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确立了的奋斗目标。他投身和领导革命与建设，历经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可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的文字表述，则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清晰、逐步明了起来的。 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他的提法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奋斗，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1081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这里他在“农业国”和“工业国”之前分别加上了“落后的”和“先进的”两个定语（《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1433页）。改变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同志这一时期对国家建设目标的表达方式。 1954年6月14日，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329页）。这个提法比过去又进了一步。同年10月18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第一次把工业、农业、文化、军事并提。他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毛泽东文集》第六卷357页）这是四个现代化提法最初的刍形。 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了三个现代化。他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8页）。这次讲话中的上述提法，离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只差小小的一步。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他对这一提法作了完善和补充。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16页）这里的“原来要求”，就是指的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求。至此，“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就全面地完整地提出来了。1960年3月18日，他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再一次地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了重申。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62页） 毛主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提出的当时并没有立即向外界公布。后来是通过写进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正式公诸于世的。再后来，又一次地写进了于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口号就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成为鼓舞我国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基础和精神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毛主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上述表述中，他是把科学和文化联结在一起来提的。这个表述说明，在毛主席的心中，第一位的是工业，其次是农业，摆在第三位的是科学，紧接其后的就是文化了。这个表述，反映了他对文化现代化的高度重视。重视文化在整个社会进程和进步中的作用，重视发展文化事业，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今天回过头来看，毛主席的这个提法也许更加准确和全面。的确，在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不能没有文化的现代化的。随着其他几个现代化的逐步推进，文化的现代化就更显得重要了，就更加不能忽视了。这一点，今天和今后都值得我们很好地深思和把握。 对于上述过程，邓小平同志当然知道得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在一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就曾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二版第二卷第311—312页）在了解了上述“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个奋斗目标“提出来”与“讲出来”的过程之后，我们就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对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论述的理解。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加深了对“非毛”、“反毛”“精英”们借“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和任务目标的提出问题，来影射和攻击毛主席，这样一种丑恶嘴脸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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