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企业十大关系》（下）

倾斜于资本品投资——这是发生于九十年代中前期国有企业投资倾向之潮流。当时一些国有企业不惜贷巨款、斥巨资大量购进国外设备，引进国外先进流水线。其目的对国有企业而言则在于通过设备更新提高市场竞争力。然而事与愿违，非但没有提高其竞争力，反而使企业陷入了新一轮的困境。正如国有企业人士中间所流行的一句话——没有技术更新等死，搞了技术更新找死。其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企业只注重物质资本的投资，而没有同时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其结果是先进设备的功能优势难以发挥。表现在经济哲学上的说法就叫作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不和谐，表现在U形平均成本曲线上则是成本始终处于U形曲线两侧的高位点上。过高的成本包袱使得企业发展艰难。

倾斜于股市、房地产投资——这是国有企业资本配置不合理的又一客观表现。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曾有一段时期一部分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亏损企业将一些政策性贷款及其它融资用于投资股票市场及房地产业，以期通过投机行为获得利润来维系企业成长。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作法非但没有使国有企业起死回生，反而使企业濒临倒闭、破产边缘。前些年主流经济学家建议国家采纳并最终出台了有关允许国有企业入市的相关政策。对此，我持保留意见。关于这个问题我将专门写一篇论文谈及，这里我只择要说明与本篇有关的几点看法。

第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实业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靠股市泡沫的膨大来完成。本质上看，实业经济的发展最终须靠国内、国际两个终端消费市场来实现。这就要求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须具备相当强的市场力量。在国有企业目前的本体素质较低的前提下，要想在两个市场上取得相比较的竞争优势，须将有限的资本用来培育企业诸竞争要素并优化组合之，方能实现。

第二，国内经济的基本面短时期内不会好转，而且我国的经济周期一般较短，经济波动较大；同时世界经济正处于危机时期，不可测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较多，可变因素增量较大。如此，将导致两个方面的情形：其一，股市在相对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一般仍将处于低靡状态，虽然其间不乏短期的繁荣；其二，将使中国股市呈现较为显著的脆弱性。因此，国有企业选择如此的战略时空点，在股票市场呈现如此姿态的情况下进入股市，显然是一个非理性的决策，亦终将遭到其应有的惩罚。

第三，国有企业自身素质决定了其将以劣势姿态进入股市，而以全面破产的结局退出国民经济的历史舞台。国有企业自身素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我国金融、证券方面的人才奇缺，这在国有企业领域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于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来讲，其对资本市场的熟悉程度不够，资本运营理念较为模糊，显然难以适应风险极大的股票市场的严峻挑战；其二，现实条件下的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不合理，运作不充分，其表现为监督、约束力度不够。此外，国有企业数量众多，政府、金融及相关部门的监管体系不健全，在此条件下，尽管国家规定国有企业长短期贷款、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不得进入股市炒作，但事实上将很难控制。而一旦这些资金进入股市，金融风险将会很大，出现“全（部）国（有）炒股，金融崩溃”的局面亦非不可能之事；其三，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责任制度不健全。虽然国家制定了国有企业领导绩效考评体系，但从内容上看，只是涉猎于实业经营领域的考核。由此将导致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利用政策空隙而专务于股市投资进而逃避责任与惩罚。相应地，国有企业尤其大部分的亏损企业则将大量精力、时间与资金投入股市，导致实业经营的萎顿、停步与破产。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国有企业将大量资金精力投入股市甚至房地产业，将导致国有企业实际生产资金紧张，在保留收益不足，资金配置不合理的情况下，企业诸竞争要素的培育、优化及组合将难以完成，企业的市场力量将会较弱。由此将引发库存积压、资金循环不畅、再生产困难等企业危机形态诸情形的发生、恶化。

倾斜于粗放型经营——这是国有企业资本配置结构不合理的再一表现。所谓的粗放型经营，表面上是一种微观经济管理现象，其具体表现是只注重生产产出，而不注重市场产出；只注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只注重增长指标，而不注重实际效益。但其实质是深层次意义上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矛盾的集中反映。表面上的经济预期指标实际上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任务。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国有企业，层层落实，把经济意义的弹性指标变成了政治意义上的刚性指标，将主观愿望想象成市场需求，却不问市场真正的有效要求。这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完全脱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根本原则的东西。其结果反映在国有企业的生产实践上，便是——企业将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原材料，盲目地扩大再生产，而不是将资金合理配置用于培育、优化市场力量的诸要素层面。从而导致一方面生产过剩、库存积压严重，资金回流不畅，保留收益不足，另一方面企业本体素质得不到提高，企业市场力量严重不足，竞争力得不到加强。

以上的——在国有企业保留收益不足的情况下，企业的资本配置结构先后倾斜于工资、奖金的超额分配，资本品的非战略投资、股市及房地产带来的非理性投资及粗放型生产经营，一方面导致企业成本提高，资金回流不畅，另一方面导致形成企业市场力量的诸竞争因素难以得到合理的资本投资，以培育、优化及组合，使得企业市场竞争力不断下降。基于这种情形的发生，就演绎出第三种情形的发生——国有企业的资本边际效率不断下降。直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情形都依然存在，且有不断恶化之势。这种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一方面体现在与非国有制企业的比较上，一方面又体现在自身的不同阶段的比较上。以至于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国有企业的资本边际效率甚至低于其时的银行利率。这就是一段时间国有企业将一些政策性贷款及其它款项采取“公款私存”做法的原因，也是国有企业将一些贷款用于投资股市、地产业以谋取预期高额利润而不投资于实业经营的最好解释。资本边际效率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凯氏认为，当资本边际效率与市场利息率相等时，投资便会停止。而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在国有企业当中资本边际效率已低于利率时，企业非但没有停止投资，反而加大粗放型经营，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其实质是深层次意义上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矛盾的集中反映。其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已不止经济层面上的资本配置、投资方向这样一个单一性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还将谈到。

上面我们简单地谈了国有企业保留收益，资本配置与资本边际效率三者的表现及其相互关系。

在国有企业目前面临困境的情况下，要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国有企业保留收益、资本配置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关系。我认为，目前宜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基于目前国内经济周期的所处阶段、国有企业本体素质情况及国际经济环境，国有企业今后的工作重点应从注重生产数量的增长转移到培育、优化企业竞争要素、提高企业竞争力方面，这是一个战略转移。只有如此改革，才能在今后进一步开放，否则，进一步开放对国有企业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将导致“全军覆没”的危险结局，这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对于这个战略转移，有些同志可能提出“稳定”的问题，认为经济增长放慢，将会引发大量失业以至社会动乱。对此，我认为，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首先，社会稳定不一定需要通过经济增长这个唯一的手段来实现，恰恰相反，其他手段则显得更为重要。目前需要注意的一是党政形象，二是主导意识形态，三是社会公平分配。只要这几个因素具备，社会稳定是能够保持的，这也是目前需要改革的首要问题。计划经济时代虽然经济增长较慢，但依然稳定。其二，社会稳定虽然需要经济手段，但不一定是增长手段，其他经济手段如“新范围经济”工程，既可以保持就业，又可以维持社会稳定。这一点我在前面第一篇“关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关系”中已有详细论述。恰恰相反，经济即使实现增长，社会也不一定就会稳定。目前的情况就是一例。
相应地，我国的国有企业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五年内，应在保留收益不足的前提下，将资本配置结构合理化，将有限的资金从倾斜于生产转移到将更大比例资金倾斜于竞争要素的几个层面，力争在二、三年内将国有企业的本体素质全面提高，这是国有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第二，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经济增长时宜应富有弹性，而不应将经济增长指标作为刚性指标“政治化”，搞层层落实，使得企业在制定发展计划时回旋余地太小。这样不利于企业投资决策的制定及资本的合理有效配置，亦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借鉴日本政府的经验。

第三，基于国有企业保留收益不足的实际情况，应指导、鼓励并要求企业本着“节约化、合理化”的方针使用有限资金。除非必要的、合理的投资，应要求国有企业尽量少贷款、少发债券，以使国有企业成本最低化。应在国有企业中间积极宣传“节约办企业”的指导思想。节约不是保守，节约也是一种手段，一种有利于国有企业战略发展的、适合目前实际情况的经济手段。

第四，在国有企业资本品投资已大部分完成，余者亦可通过“科工结合”工程来完成的情况下，国家应要求企业在今后二、三年内将资金合理地、有效地配置在竞争要素的培育、优化与组合方面，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形象资本这两个层面上，战略性地完成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和谐统一，使得成本在U形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处左右移动，实现国有企业从规模收益递减到规模收益递增的彻底转变；同时，通过提升形象资本，使得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得到提高。通过这些资本配置结构的变化，最终实现资本边际效率的显著提高。

七、企业融资方式、力度与企业形象的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形态的逐渐形成，一个企业要加快其发展步伐，除了其自身的资本积累之外，则少不了进行企业融资。西方企业是这样，中国企业也是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则更加是这样。

一般地，企业融资方式通常不外乎如下几种，即：发行股票、发行债券、银行信贷及合资合作等几种方式。其中合资合作这一特殊融资方式涉及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问题，我将在下篇中专门讲述。

国有企业在目前保留收益不足的历史前提下，要正常地以至于快速地发展，进行适当地融资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国有企业进行融资的必要性；国有企业以目前的企业形象，能否在透明度较高的现代金融市场环境中取得理想的、必要的融资，这是国有企业进行融资的可能性。

这样，就涉及到融资方式、力度与国有企业形象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企业形象的好坏与企业的融资方式、融资力度成正比，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企业形象好，则企业的融资力度就大，融资方式也会多样化；反过来，企业的大量融资、多方融资也会给企业的发展注入“血液”，促使其更快地发展，也相应地使企业本体素质的诸竞争要素更加优化，从而导致企业形象更好；企业形象差，则企业的融资力度就会变小，融资方式也相对地较为单一化。反过来，企业的有限融资、单一融资也会使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使得企业发展缓慢，诸竞争要素无力培育而相对恶化，从而导致企业形象更差。

形象地讲，企业形象好，在融资问题上则具有“马太效应”，所谓的“富在深山有远亲”，主动性强；企业形象差，在融资问题上则体现“烟花效应”，所谓的“穷在街头无人问”，被动性大。

关于国有企业形象及其与融资方式及力度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建国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其体现着国有企业形象的历史性特点。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度过的。这个阶段的国有企业人力资本较高，其技术设备亦较解放前及解放初期有很大改善，企业文化建设搞得有声有色，产品结构虽然单一，技术含量亦不是很高，但较之过去则有很大发展，且无假冒伪劣产品。因此，国有企业形象整体上是好的，在社会消费群体中信誉很高。举一例子：现在市场中有诸多风险类、安全类产品，即使是非国有企业生产的，亦常常挂着国有企业的招牌，如诸多药品、药店、药厂及医院等。国有企业信誉由此可见一斑。但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还谈不上竞争性融资的问题，其所实行的是政府无偿拨款的融资方式。因此，当时的国有企业形象资本在融资方面还得不到发挥，正所谓的“英雄无用武之地”。

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之后至目前，其体现着国有企业形象的现实性特点，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经历“利改税”、“拨改贷”、“经营承包制”及“转换机制”等几个阶段性改革之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内部深层次矛盾集中反映出来，具体体现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领导班子建设及企业文化建设等若干层面上，以及由此而演绎出的产品结构、产品文化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这些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使得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企业形象大大降低。在现代的竞争性融资环境中，这种低品位的企业形象使得国有企业的融资力度小，融资方式则呈现以贷款为主，主要体现在政策性、指令性这种非竞争性贷款方面，对于其它的融资方式——发行股票、债券以及竞争性信贷等方面，限于国有企业目前的形象条件则很难完成。这是由于无论发行股票、债券或是银行信贷，国家对于有这种要求的企业审核一般都很严格。以目前国有企业的形象及体现这种形象的诸竞争性要素的质量来看，大多数国有企业事实上很难通过。这种融资力度的变小、融资方式的变窄使得大部分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所吸纳资金的数量是极为有限的。确切地讲，大部分国有企业在现阶段基本上还没有进入资本市场，也没有能力进入资本市场。这就是大部分国有企业的现实；

第三阶段，即国有企业的未来发展阶段。这在目前十几亿中国人的心理预期中是一个具有悲壮色彩的模糊形象。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这一公众心理理念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有企业这一预期形象导致国有企业在融资的问题上步履艰难，四面楚歌。无论是发行股票、债券，亦或信贷，甚至合资合作，国有企业以任何一种融资方式筹措资金都将是十分困难的，这将使国有企业的发展陷入困境，在停滞中走向破产。

这是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

综上所述，可知要改变国有企业融资困难的状况，就必须加强国有企业形象工程建设。为达此目的，政府、国有企业及诸方面目前都宜做好以下各方面的工作及采取相应政策措施以解决之。

首先，立足于国有企业四个资本层面，逐步、稳妥、有力地调整资本结构，优化、培育企业诸竞争要素，完善国有企业形象的物质性要素基本面。中央及地方政府要相应地给予国有企业配套性政策，以利更快、更好地完成之。

第二，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要切实改变传统观念，把改造国有企业无形资产的增值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来抓，使之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向前推进。

第三，针对国有企业资金不足的情况，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宜实施倾斜政策，从各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协助国有企业营造品牌形象，这些倾斜性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利用社会主义新闻舆论优势，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在宣传工作上向国有企业大力倾斜，由过去的一般性宣传改为重点性宣传，由面面俱到的广泛经济宣传改为专心致志的国有企业形象宣传。努力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宣传攻势。

其二，实行国有企业广告宣传费用减免或相对优惠的倾斜性政策。这种政策的出台有利于在国有企业保留收益不足的现实客观条件下，为国有企业品牌形象工程的开展创造优越的软环境；同时亦有利于减轻国有企业的成本负担。

其三，企业形象的塑建离不开企业的社会化行为，各级政府应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便利条件和必要的支持，以利于其社会化活动的开展。在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部门可考虑制定一系列相关可行的方案。

总之，通过国有企业形象工程的逐步推进、完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资本市场中，国有企业才能取得与非国有制企业的相比较融资优势。如此，国有企业的发展才有希望。

八、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国有企业独立发展的关系

国有企业如何发展？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不但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路线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和政治路线问题，也间接地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外交战略问题和国际政治新秩序问题。

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以百倍的勇气和智慧去勇敢地面对和解决它。

从产权形态的角度看，国有企业的改革先后尝试了合资合作、股份制试点及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等三次的尝试性结构改革。

下面依次对上述三种战略性企业改组方式说明之。

关于合资合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涉及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问题上首先实行的运作方式，就投资主体之间的关系看，所谓合资，是指投资双方或多方之间资本运营的一种协作方式；所谓合作，则体现的是投资各方之间的互补性协作关系。就国有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而言，合资合作在事实上则已触及到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问题。

那么，“合资合作”这种企业发展模式的运作状况如何？其对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之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如何呢？

无疑地，通过十多年来合资合作这种企业发展模式的运用，加大了中国的经济总量，拉动了经济成长、增加了出口创汇，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与方法，开阔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视野，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我们既不能因为这些成绩而沾沾自喜，更不能因此而不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

我们知道，要正确地认识一个事物，既要看到其浅表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其深刻性的一面；既要看到其形式，又要看到其本质；既要看到短期利益，更要注重长期效益；既要看到成绩，更要看到缺点。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能不断取得胜利。

同样地，在对待合资合作这一企业运营方式上，我们亦应采取这种观点、方法和态度。

首先，合资合作类企业数量较大，但地区分布不合理，合资合作类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只有很小一部分分布在内陆地区。分布结构比例不合理。这对于国有企业占很大比重的内陆地区来说，完全或主要依靠合资合作模式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事实上是行不通的，更谈不上以此模式来进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

其次，合资合作企业的投资结构不合理及资本质量不高。从实际运行的情况看，合资企业的投资结构多倾向于劳动密集型，而较少投资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这种情况近几年虽有改观，但变化不大。这使得国有经济比重很大的劳动密集型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受到重挫，甚至破产，从而导致大量失业，亦相应地引发社会需求不足，社会犯罪率高及阶级矛盾突出等问题。

同时，合作企业的资本质量不高。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西方常常将一些淘汰、过时、较为落后的设备、技术移植到中国，以之作为资本，进行合作。这不但无益于中国国有企业、民族工业的发展，反而成了西方落后资本、技术的倾销市场，亦相应地缓解了西方国家生产过剩、库存积压的问题，有利于西方国家的产业升级。

无疑地，通过合资合作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运作，使得经济总量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但要注重经济总量，亦要注意引发经济总量成长的经济因素的政治色彩。一句话，不要“抓到筐里便是菜”。否则，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有重新沦为西方经济殖民地的危险，我们的下一代亦将重新体验用“洋油”、点“洋蜡”的历史境遇。

因此，我们说，合资合作企业的投资结构及资本质量不高的状况如果得不到彻底改善，则其存在的意义就很有限了。

最后，就投资主体而言，在合资合作类企业中，以国有企业为投资主体的合资合作企业数量并不多；恰恰相反，以非国有企业为投资主体的合资合作企业则占较大比重。其因盖缘于国有企业形象较差。这主要反映在三个层面上：一则国有企业形象的物质性基础较差，体现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等几个方面；二则国有企业的“上层建筑”结构不合理；三则国有企业的品牌文化含量不高。因此，以合资合作方式进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在目前国有企业形象难以改观的情况下，事实上难以做到。

以上的——合资合作企业地区分布不均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资本质量不高以及以国有企业为投资主体的合资合作企业比重较小，这三个特点说明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以合资合作这种方式进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收效甚微。同时，如果地区性倾斜政策不向内陆地区作重大调整，国有企业形象不能得到较大改观，合资合作方式在不久的将来也依然难以奏效。

关于股份制。以股份制手段来进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这是我们曾经尝试过的做法。鉴于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颇有争议，同时在实践上缺乏经验，所以前几年我们尝试地搞了一批股份制试点企业。对于是否可以股份制手段来进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改制，关键是要明晰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已经进行的股份制改造是否是成功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股份制改造是否是可以全面推广的做法。只有正确地回答这两个问题，才能给其以明确的回答。

先来谈第一个问题。

从目前已经试点的国有股份制企业的运行情况及国家实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改革目标看，股份制试行不能说是成功的，其改革目标和初衷并没有实现。

其一，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呈现畸形状态。其特点是国有股高度集中，占绝对控股地位；余者则为公众股，高度分散。这种畸形的股权结构对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实际上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企业的监督机制和民主决策机制事实上并没有建立起来，难以实现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因此，从目前的情况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事实上仅仅起到融资的目的。如此，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企业本体素质及市场力量依然较弱，难以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竞争中取胜甚至生存。

其二，相当大的一部分上市国有股份企业形象较差，竞争要素亟待优化，市场力量不足，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基本的融资能力。

其三，国内民众的传统理财观念与现代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律依然存在较大的冲突，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成熟之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旦股票市场因各种意外因素突发事态，出现激烈的变荡，政府将承担巨大的压力。换句话讲，股民的钱也不是无代价的——琼民源、红光实业问题暴露之后所演绎的一系列复杂事态就是一例。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之后所出现的三个情形——股权结构呈现畸形状态、融资能力较差，传统理财观念与现代资本市场运作规律的冲突等，说明以股份制为手段进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为时尚早，条件尚待成熟。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自欺欺人，强制性地进行全面推广的话，无疑会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无疑会使已经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

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股份制之所以于目前阶段不宜全面推广，还受到下列诸条件的制约——

其一，目前陷入困境的大多数国有企业，其资本结构不合理，竞争力差，资产负债率高，市场力量不足，企业形象品位低。以国有企业目前的资质难以进行股份化改造，即使强行改制，亦难以达到融资的目的。

其二，股份化的全面推广将给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压力。如果管理不善，亦将相应引发各种事态，造成金融市场秩序混乱以致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最后的社会、政治危机。

其三，受国内股票市场发育不成熟、国内经济、国际经济及地缘政治等综合性因素的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具有较大的脆弱性。将国民投资盲目引向股票市场，既不利于国内实业经济的发展，亦有可能造成一些社会突发性事件，以致引发社会动乱。

其四，发展中国家的民间储蓄不能计为有效投资，且国民风险投资意识不强，在经济预期心理的作用下，庞大的股票市场实际上难以得到有力支撑。

综上所述，一句话，妄图以全面股份制改造来进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事实是行不通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萌芽时期，我们所经历的两个阶段、所尝试的两种方法，总体说来是充满探索色彩的，被实践所证明是不成功的。即使我们不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做法是脱离我国国有企业现时期的实际情况的，是国有企业的实际条件所不允许的。

十五届四中全会所提的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标志着其在战略上已从萌芽探索时期而转移到全面实践阶段，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转折，其成功与否，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途命运。因此，在全面实践阶段，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如何操作，就变得格外重要而非同寻常，亦被国内外所注意。
就如何操作这个问题来讲，实践不外乎如下几种：

（1）将国有企业部分或全面地实行私有化改造；
（2）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进行改组；
（3）采取与外商合资合作方式；
（4）其它形式的国有控股、参股、股份合作制等股份制改造；

这四种操作方式是否具有可行性？我们的回答是，第一，这些方式是不可行的；第二，如果这些方式全面付诸实践的话，无论在政治层面亦或经济层面都将演绎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些问题。

第一，这四种方式是不可行的。在这些形式中，后面三种方式的非可行性及其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的非成功性，我们在上面已经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和论述。这里不再述及。

我们主要谈一下第一种想法，即对国有企业部分或全面实行私有化改造的问题，这个提法颇为盛行，颇有来历，亦颇有致命性。因此，不给其以正确的回答，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实现方式问题。

我们说，将国有企业部分或全面的私有化，必须具备如下几个基本条件方能实现，这些条件是充要性条件，不可或缺。即：
（1）私人资本的充分性；
（2）国有企业形象的基础性，包括其物质性（有形资产存量）基础和文化性（无形资产存量）基础；
（3）经济预期的可实现性；
（4）经济政策的一贯性。
在这四个条件中，前两个条件是客观性因素，其决定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现实可行性；后两个条件是主观性因素，其决定着作为投资主体的私人资本的战略选择。

我们把这两组条件拆开来谈——

作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实现的客观性因素，我们看到：
（1） 私人资本存量有限。虽然作为造成现实阶级矛盾的条件已较为充分，但就其实现国有企业的私人所有的产权投资则显然不足；其次，处于濒临破产阶段的国有企业数量庞大，以有限的私人资本则在事实上很难完成其产权转化工作；其三，私人资本的融资能力较低，融资方式较为单一，融资数量有限，如果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作为投资项目，在日益注重金融风险的今天，信贷融资将有较大障碍，且考虑到现阶段国有资产负债率已达70%，而私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亦不乐观，呆帐、死帐不计其数，则更为如此。所以，就私人资本的充分性而言，国有企业私有化事实上很难形成有效需求。
（2）国有企业形象的基础性较差。这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物质性基础，包括国有企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等物质性要素；从实际资本形态看，其质量、数量、结构都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竞争的要求，层位较低而不合理；其二是文化性基础，包括国有企业的品牌文化和企业的意识形态。从实际情况看，大部分国有企业目前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品牌文化以及富于企业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我们说，企业的品牌文化属于企业的外线文化，企业的意识形态属于企业的内线文化。这两种文化的贫瘠使得国有企业对外产品缺乏对社会公众吸引力，对内则导致职工思想涣散，劳动积极性不高。从国有企业形象物质性基础和文化性基础的这两个特点，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形象较差。
这个特点决定了国有企业私有化难以找到需求市场。国有企业正如其产品一样，难以在私人资本市场找到消费者。
以上的（1）私人资本的有限性，（2）国有企业形象的基础性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艰难性。其反映在两个层面上：一是供大于需，二是私人资本有效需求不足。这使得国有企业私有化受客观因素的限制，事实上很难完成。
作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实现的主观性因素，我们看到：
（1）经济预期不甚乐观。任何一个国家，其经济预期心理总是体现在四个层次上——其一表现在政府层面上，其二表现在理论界层面上，其三表现在社会公众层面上，其四则表现在投资主体层面上。其中，前三个层面的心理预期对第四个层面的心理预期及投资决策具有直接地决定性影响。对于目前的经济实际运行情况而言，其反映在四个不同的层面上，则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和态度。依次说来，即，反映在政府层面上，尽管不甚乐观，但宣传上则相当乐观。肯定大于否定，乐观大于悲观。对于政府来讲，这是必要的，是从全局出发的一种政治表现。但一般地讲，这种政治性宣传，客观上对其他三个层面的心理预期作用不大；反映在理论界层面上则争论颇大，正所谓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分伯仲，可谓“交锋”。但总体上看，悲观大于乐观，这一层面对社会公众及投资界则有较大影响；反映在社会公众层面上，则不甚乐观，从小公务员、小商人到工人、农民以至下岗失业者，不乏紧张、恐慌之感，导致社会需求不旺、消费低靡。从总体上看，表现则相当的悲观。这一层面的表现对投资界的决策影响甚大。从前三个层面的预期心理的表现上看，基调上则体现为悲观为主。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投资界的预期心理状态——观望、茫然而无所适从，其对投资界的投资决策行为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意义，导致投资界投资行为谨慎，反映在私人资本层面上，则更为如此。如此说来，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实现，受到经济心理预期的影响，则困难重重，这无异于给某些“私有化主义”者当头一棒。
（2）经济政策的一贯性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实现则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全球化经济危机及其所衍生的全球化社会问题，阶级矛盾较为突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私有制经济政策能坚持多久”一直是私人资本所关注且常常怀疑、动摇的问题。尽管我们一再肯定私有制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一再做出各种承诺，但这个问题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解决，尤其是在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时期。因此，尽管理论界不断有人鼓吹私有化改革，但真正做出投资决策的是私人资本。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莫说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即使部分地实现私有化也相当困难。这是不以个别理论家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以上两组条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受到主观、客观条件的制约，如果以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为借口，将国有企业部分或全面地实现私有化改造，客观上是难以完成的。

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到，尽管如此，私有化浪潮依然不可忽视。仍然有一部分理论界人士和个别地方政府领导人热衷于此，蠢蠢欲动，以种种理由推行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若强力实行之，那么以上述国有企业部分或全面私有化实现的四个充要性条件为考量，则相应地亦须付出如下成本（代价）：
（1）以免税、免债、廉价出售的方式执行之，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2）以“以送代卖”的方式执行之，导致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的腐败现象的发生；
（3）实行指令性的风险信贷对私人资本予以补充，导致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
这些，都是已被过去几年来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亦因此，强行实施私有化改造是注定要失败的。
上面我们用较大篇幅就如何进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几种当前的流行性做法做了分析，其中着重分析了私有化改造问题。进而指出这几种操作方式的非可行性。

下面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的另个方面——

第二，如果以上诸操作方式全面付诸实践的话，无论在政治层面亦或经济层面都将衍生严重的非常后果。

首先，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国民经济诸成分之间的比例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私有经济、外资经济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其一，随着下列条件的具备，公私合营经济将逐步转化为私营经济。这些条件是：
（1） 中央权威不足；
（2） 随着私营经济比重的逐渐增大，使得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有一个代表其阶级利益的政治阶层（或称政治力量、政治代理人）；
（3） 民族资产阶级有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强烈要求及愿望；
（4） 私人资本具备较强大的经济基础。
如果我们肯于面对现实，而不是怀着侥幸的心理去逃避之，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条件是可能具备的，虽然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

其二，随着下列条件的具备，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将逐步转化为完全的外资经济。
这些条件是：
（1） 中央权威不足；
（2） 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原因形成的亲美、亲日等亲西方政治势力；
（3） 对外经济（国际资本、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增强；
（4） 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
同样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国际环境下，上述条件的具备亦不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不希望如此。

其三，下列条件的具备，使得私有经济部分地转化为外资经济，进一步提高了外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这些条件是：
（1） 经济周期处于危机阶段；
（2） 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市场对民族资本实行打压政策；
（3） 国际资本伺机廉价兼并、收购民族资本。
上述这三个条件是较易实现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八九年的“六·四”政治风波后，国际市场就奉行了这一准则。所不同的是，当时外资经济所占比重极小；“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趁机对东南亚国家掀起的国际兼并风潮亦是一例。

其次，国民经济诸成分之间的比例结构的重大变化，将引发国内政治生态的相应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应地，政治层面上亦将引发——

党内斗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领导力量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及西方势力的不同政治力量的矛盾和斗争；
阶级矛盾——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势力的矛盾。这一矛盾随着国内经济周期各阶段的不同，其表现亦时而缓和，时而激化，时而尖锐；
民族矛盾——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外资经济比重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对外依赖性的进一步增强，全球性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国际政治格局的进一步变荡，民族矛盾将变得愈来愈突出。

综上所述，可知无论私有化、股份制、公私合营亦或中外合资合作，作为现实条件下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手段，从“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看，是不符合国有企业实际情况的；从经济规律看，亦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运作规律的。因此，这个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人为地以行政手段强制性地执行之，则必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相反地，国有企业只有独立地发展，并以之为原则，进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才能真正健康、有力、向上地发展，并真正居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亦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及其稳定、发展和壮大。

因此，我们就不难得出下面的道理——

国有企业要发展，就必须进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战略性改组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然而它必须以国有企业的独立发展为原则基础来进行。

国有企业要独立发展，又对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限定了条件和方向。只有进行符合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及社会经济制度且又符合国有企业实际情况的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才能独立的发展；改组失去了条件和方向的限制，国有企业不但不能独立的发展，反而会在改组的同时消灭国有企业。

这样，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富于挑战性的课题——如何在保证国有企业独立发展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

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正确地把握如下几个原则
（1）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党对国有经济命脉的绝对控制权和领导权；
（2）借鉴和吸收计划经济的某些优点；
（3）借鉴和吸收现代市场经济的某些先进的管理运营经验；
（4）保证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平衡和社会分配平衡；
（5）坚决反对简单机械地、不问国情地照搬照抄西方经济模式。
在以上五个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就不难产生上面问题的答案——实施“新范围经济”——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有利于国有企业独立发展的战略性改组方案。

关于这个方案的详细内容，我已在前面的第一大关系即“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关系”中具体作了阐述和说明，这里就不再讲了。

九、生产产出与市场产出的关系

市场力量是个纲，纲举目张。只要抓住这个纲，企业的一切矛盾就会充分暴露出来，并加以解决，国有企业也不例外。
所谓市场力量，指的就是生产产出向市场产出的转化力量。任何一个工业企业，就其企业行为过程而言，都包括生产产出和市场产出这样两部分，国有企业也不例外。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产出和市场产出这对矛盾的处理。处理得好，企业则昌；处理得不好，企业则亡。国有企业也不例外。

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具有诸多不同于往昔的新特点。这些新特点使得国有企业在生产产出与市场产出这对矛盾方面具有不同于非国有企业更为特殊的诸多情形。我们处理国有企业生产产出与市场产出的关系的一切方法亦由此而产生。

那么，我们这个新时代具有哪些特点呢？

我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现在正处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而不是前三代领导集体的往昔时代。我们说，前三代领导集体主要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民经济体系的完善，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实施和实践上的初步探索，为新时代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制度基础、经济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这些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新时代已不再需要以生产增长为手段，来为改革开放政策制造政治影响与社会舆论。

第二，经过建国五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发展，各种经济成分比例结构相当，竞争程度加剧，导致经济质量型增长方式的选择成为必然。

第三，改革开放格局已成稳定发展态势，国内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增强。如此，国内企业要在两个市场的竞争中发展、壮大，必须强化自身的市场力量，国有企业更是这样。

第四，随着全球化经济危机的出现，以及国内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目前工业生产已严重过剩。在此情况下，战略性地选择质量型发展方式，已成为我们理性选择。如此，一则可抑制生产过剩局面，二则可争取战略主动，赢得培育市场力量的战略时间。

第五，如果我们非理性地一味追求数量型增长方式，势将导致二、三年后的经济严重滞胀局面。在政局代际变迁、权威不足、新政初立的情况下，易致社会、政治、经济局面之动荡。

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我国的经济矛盾已集中表现为，数量型增长同质量型增长的矛盾，生产产出与市场产出的矛盾。

相对地，在具有如此特点的新时代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在处理生产产出与市场产出的关系方面，则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倾向——

第一种倾向：只注重生产产出，不注重市场产出，或虽然注重了市场产出但难以实现生产产出向市场产出的转化（飞跃）过程。

其表现情形是：
（1）生产总量虽然有较大提高，但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企业库存积压严重，企业效益低下。
（2）企业收益不足，再生产难以维系，完全依靠政府指令性贷款，进而导致呆帐、坏帐的出现及金融风险的发生。
（3）资本配置结构不合理，只用于生产领域而不用于非生产领域，导致企业本体素质差，品牌形象不足。
（4）企业效益低下。其表现是一方面产品技术含量、文化含量低，高利润、高附加值难以实现；一方面是市场力量不足，使得企业在危机环境下，产品只能以成本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售出，导致企业最终亏损以至破产。
第二种倾向是：只注重市场产出效应，而不注重生产产出的质量。

其表现情形是：
（1）企业一味盲目地追求市场产出数量与规模，在信用管理制度、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疏忽对市场客户必要的资信调查，从而导致企业资金回流不畅，造成呆帐、坏帐等金融风险的发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信用危机。过去我们常常谈论的国有企业“三角债”问题就是其具体的表现情形之一；同时，由于企业的再生产资金不足，因此虽然表面上企业市场产出数量与规模较大，但依然难逃破产的命运。

（2）由于对企业形象的片面认识，在盲目追求市场产出数量的心理作用下，一些企业将大量的资金过多地倾斜于广告宣传等方面的投入上，而忽视了对影响生产产出质量的企业本体素质的培育。其结果是，虽然产生了轰动一时的虚拟形象效应，但终究只是一个“纸老虎”；恰恰相反，由于决定企业形象的物质性基础不牢，企业生命力终将短暂。需要说明的是，虚拟形象效应愈强，企业一旦走向衰落，其再改造的余地也愈小。近些年来曾经涌现了一批曾轰动一时的所谓“名牌”企业，然而只是昙花一现，接着便销声匿迹了，其

因盖由于此。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从上述国有企业处理生产产出与市场产出关系的两种倾向性中，我们看到，要使国有企业正常的发展，就要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既不能重视生产产出而不顾及市场产出，也不能只重视市场产出而不顾及生产产出；相反地，既要重视生产产出，也要重视市场产出。只有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转化，才能实现国有企业发展的质的飞跃。

而要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国有企业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宜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国有企业本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完善国有企业形象的物质性基础和文化性基础，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文化资本等几个方面着力培育、调整与活化，以期形成综合力强的国有形象资本。

第二，加强国有企业外线文化建设。所谓外线文化，指的是企业的一切对外文化性活动，而非企业内部的意识形态建设，搞好企业外线文化建设，有利于展示企业本体形象，强化社会公众认同，营造社会消费市场空间，为国有企业实现生产产出向市场产出的转化奠定一个良好的文化基础。

第三，中央及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各阶层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树立和自我改造，尤其是加强青少年社会价值观的改造。如此，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创建一个良好的大众消费文化取向，为国有企业实现生产产出向市场产出的转化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

十、信息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

我们正处在一个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代。

这个时代具有如下两个特征：一则曰其为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是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所决定的；二则曰其为信息化时代，这是由信息产业革命的发展所决定的。前一个特征决定了企业竞争的激烈性，后一个特征决定了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时效性。

国有企业处于上述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生存与发展自然也受其规定和影响。这就是说，一方面国有企业要正视、面对这个客观世界，勇敢地接受全球化经济的挑战；一方面若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正确处理信息工作和企业其它工作的关系，充分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时效性。如此，企业才有在市场竞争中稳操胜券的可能性。
信息工作很重要。从古代到现代，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等各个领域，人们都非常重视信息工作。古人常说“兵不厌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如今，各国情报部门都专门设立了经济情报机构，用来收集其他国家的经济信息，以此服务本国的经济决策部门，可见经济信息的重要性。

同样地，信息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亦至关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外部环境看，大到世界经济走势、国内经济形势，小到产业政策、产业动态；从企业内部环境看，财务管理、成本管理、人事管理、营销管理等，信息无处不在，企业要想做好战略决策，就首先需要这些信息。举凡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中，无一例外，都很重视经济信息，且有其独立的信息部门及研究机构。

信息工作做得如何，取决于信息的数量、质量和反馈速度，而这一切又关乎企业的决策成败。因此，要保证企业决策的正确性、有效性，就必须做好信息工作。

现代社会的发展，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又使企业对信息工作的要求更高。其具体要求是：一曰信息数量大。科学的决策没有足够的信息量作基础，是难以形成的；二曰信息质量高。信息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决策的质量。因此，信息准确性、真实性与否对企业决策就变得格外重要；三曰信息反馈速度快。现代市场经济竞争的激烈性，要求企业决策速度更快，时间更短，如此才有时效性，这就决定了企业决策所需求的信息反馈速度要快。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要求相应有了物质保证。总之，企业决策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企业其它工作的成效得失，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而这一切都首先取决于企业信息工作的好坏。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信息工作是企业其它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信息工作做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其他一切工作的绩效以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其它工作做得好，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又对信息工作的要求更高，而不是相反地放弃或削弱它。这就是信息工作与企业其它工作的关系。

国有企业要发展壮大，就必须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实践中，大部分国有企业没有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以至企业或裹足不前，或濒临破产、倒闭。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对信息工作的认识不足。这里有三种观念：或认为信息工作无足轻重，做与不做对企业影响不大，只要其他工作做得好，企业就能生存发展——这种观点表面看起来有点道理，但事实上信息工作做得不好，其它工作亦很难做好。持这种观点的国有企业领导占大多数；或认为信息工作虽然比较重要，但限于企业的财力、人力，暂时还是割弃为好。持这种观点的企业领导占一小部分；持最后一种观点的则认为，搞信息工作是做样子、走过场，根本无助于企业其它工作，且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反而于企业有害。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观主义思想严重，遇事喜欢拍拍脑门，一切从想当然出发，这种人亦占有相当一部分。

无疑地，上述三种观念都是错误的，是不能正确处理信息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的主观因素。因此，必须克服之。
第二，资讯设备不完善。大部分国有企业限于财力不足，办公自动化程度不高。不用说建立规模化的网络系统，甚至连基本的资讯传真设备都不健全。

第三，信息管理人才奇缺。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大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自己独立的信息部门，更没有信息管理方面的人才，尤其是专业性人才更是奇缺。同时，虽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国有企业对现代科学管理理念依然较为淡薄，尤其是信息管理方面更是如此，致使一些专业性的信息管理人才被拒之门外。

上述这两个方面是国有企业正确处理信息工作与其它工作关系所受到的客观性制约。

第四，信息使用率不高。这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地反映。其核心是对信息工作的认识不足，尤其主观主义观念严重所致。其结果必然使企业目光狭隘，决策失误率高。

如此，国有企业要真正参与到全球化经济的竞争中来，不断发展壮大，就必须处理好信息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

基于上面的分析，相应地宜采取如下各种措施以解决之。这些措施包括：

第一，充分提高国有企业领导对信息工作的认识，彻底转变观念，更新思维，把信息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高度来对待。

第二，从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鉴于国有企业目前的资金困难，财力有限，可采取“共建、共管、共用”的“三共政策”。具体说来，“共建”即采取国有企业与政府合资相结合的投资方式共同兴建信息网络系统；“共管”即企业与政府共同管理；“共用”即出资各方共同使用。实施“三共政策”，有利于国有企业在目前条件下，“少花钱，办大事”。

第三，各级政府应以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为对象，广泛开展克服“主观主义”思想的整风运动，为国有企业决策的科学化扫清思想障碍。

第四，加强国有企业信息人才的培育工作，以期建立一支精干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竞争的信息管理队伍。
只要以上诸项措施能够不断得到落实，随着国有企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其它工作绩效的显著，国有企业全面参与全球化市场角逐就不会是神话。

以上就国有企业十大关系做了基本分析。这十个矛盾是国有企业现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我国的国有经济才能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矛盾也会相应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亦将不断产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观察、分析和处理这些矛盾。虽然国有企业目前还处于较为艰难的转折时期，但只要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坚定立场，坚定信仰，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