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企业十大关系（上）
苏 冠 南
目 录
一、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关系
二、传统的委托---代理机制与企业整体运作效率的关系
三、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新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滞后的关系
四、人才外流与企业现代化发展的关系
五、企业领导干部与企业各阶层的关系
六、国有企业保留收益、资本配置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关系
七、企业融资方式、力度与企业形象的关系
八、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国有企业独立发展的关系
九、生产出与市场产出的关系
十、信息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前所写的一篇咨文报告。
该报告力求较为全面地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采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并吸收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先进理论尤其是斯蒂格里茨的一些理论，立足中国国情和国有经济现状，放眼第三代领导集体和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时代政治背景和经济格局，考量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特点，提出了正确处理国有企业改革的十大关系，其目的有四：
(1)维护中央政权的稳定，尤其是第四代领导集体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
(2)维护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工人阶级利益；
(3)力求建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4)批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国企改革理论”。
同时，作者在这篇咨文中也提出了一些独立的国有企业改革新理论学说，如“新范围经济”学说，作者将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宏观理论指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
全文分两部分共计十篇。
第一部分，即第一篇：主要论述正确处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关系的必要性，及如何正确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宏观上阐述了如何搞好国有经济，并进一步提出了搞好国有经济改革的新理论“新范围经济学说”。
第二部分，即第二篇至第十篇：从微观的角度论述了如何搞好国有企业改革。作者认为，要搞好国有企业，必须提高企业市场力量。市场力量是个纲，纲举目张。而提高企业市场力量的唯一方法是如何正确培育优化企业四个资本，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货币资本、文化资本。
作者用七个篇幅分别论述了上述四个资本中每个资本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矛盾及解决方法，以资正确有效地培育优化四个资本，从而形成企业市场力量，从根本上搞好国有企业。
其中：
第二篇——第五篇：论述人力资本、文化资本范畴的矛盾关系
包括：
(1)传统的委托——代理机制与企业整体运作效率的关系；
(2)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新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滞后的关系；
(3)人才外流与企业现代化发展的关系；
(4)企业领导干部与企业各阶层的关系。
第六篇——第八篇：论述货币资本、物质资本范畴的矛盾关系
包括：
(1)国有企业保留收益、资本配置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关系；
(2)企业融资方式、力度与企业形象的关系；
(3)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国有企业独立发展的关系。
这些矛盾关系都属于国有企业的内部环境问题，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内因。
最后两个篇幅即第九篇和第十篇，论述的是国有企业内部环境(四个资本)与外部环境(消费环境、时代环境)的矛盾关系，即国有企业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关系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好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国有企业才能最终真正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其中包括：（1）生产产出与市场产出的关系；
（2）信息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
论国有企业十大关系
我们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是严峻而富于挑战的，其昭示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向! ．
这个新方向，既包括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新方向，又包括其战术新方向!
这个新方向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既受到国内人们的关注，又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既受到我们的朋友的关注，又受到我们的敌人的关注；既受到国内革命派的关注，又受到国内反革命派的关注!
我们要实现这个胜利的转折，把我国的经济建设带到充满希望的正确的新方向，就甚有必要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过去、现在的情状作一客观分析，以资制定我们的战略、战术!
我们知道，要正确指导一件事情的运作，就要研究这件事情的运作规律。正如我们打战争，就要研究战争的规律一样。同样地
经济规律——这是任何指导经济建设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国有经济规律一这是任何指导国有经济建设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国有经济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国有经济建设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国国有经济的规律有哪些呢?
我认为，概括起来一共有十个方面，称之为十大关系——
一、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关系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转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建国以来的历史的分水岭。从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转移，标志着我国社会矛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上看，已由过去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逐步转变为公有、私有及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型经济。
我们说，这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的必然发生，既是落后的生产力所造成的客观经济基础决定的，也是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我们将这两个方面分别来谈。
所谓的“落后的生产力造成的客观经济基础”，是指：第一，当时社会生力的发展是缓慢的，难以解决民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第二，国家经济总量不足，难以解决社会大量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第三，国家财政基础薄弱，以国家为投资主体的传统投资方式受到制约和挑战；第四，经济整体运作效率不高，市场力量不足，经济整体竞争力较弱。如此，反映客观经济基础的这四个特点决定了加速生产力向前发展、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战略决策是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
所谓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指：第一，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及由此而产生的企业竞争氛围，从而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能够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化国家投资结构，集中财力办大事，以投资于涉及国家安全、战略地位的产业，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及其他一些资本密集型的重大投资项目，并能够优化其资本结构要素，使生产力获得长足发展。而将一些民用消费产业等投资较少，不关涉国家安全的其他相关产业给予非公经济来做。如此，整体的社会生产力就会有一个较大、较快的提高。
然而，我们说在现阶段允许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决不是说最终要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而恰恰相反，当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时候，最终我们还是要以公有经济完全取代非公有经济。陈云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时刻不要忘记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的是共产主义。不要因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国有企业发生了一些暂时的困难，而动摇我们的信念，使我们丧失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性。一句话，原则的问题不能改变。一些个别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理人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妄图搞全面私有化，其目的是要改变我们政权的性质和社会制度的性质，使我们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府，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之为其小集团利益服务，为西方国家利益服务。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并作坚决斗争的。
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关系，或者从微观层面上讲，如何正确处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关系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
第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关系表现为对立统一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关系主要表现为对立关系，二者相互矛盾和发展于这一阶段的全过程；在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这一关系表现为统一关系——是国有企业最终统一了非国有企业，而不是相反。这个关系特点决定了当生产力发展水平、诸经济成分比例结构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壮大发展国有企业并做更大的政策性倾斜，而不是其相反。
第二，在现阶段，二者的关系表现为主体和补充的关系，而不是并行关系，更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发展既要体现在质量上，更要体现在数量上。没有质量，国有企业就会在竞争中消亡，还谈什么社会主义?没有数量，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主导优势难以体现和发挥。只有数量较少的国有企业，还谈什么社会主义?须知，在特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日、德、法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借谈质量之口，否定数量意义，无疑是回避社会制度问题，易被妄图搞资本主义的少数人所利用。
要正确处理一件事情，就须知晓这件事情发生的情形；同样地，要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上述关系，亦是如此。
我们知道，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发生的，二者相互矛盾和斗争着，其间所发生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因此，要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就须知晓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其间所派生的一切经济现象。
那么，我们的特殊国情有哪些方面呢?
第一个特点：传统的二元经济国家
所谓的“传统”——指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内需为主的国家；
所谓的“二元经济”——指的是我国工业经济总量不足，城乡差别较大，农村人口比例过重且收入较低，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这就是说，我国是一个有效需求不足的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国家。这个特点规定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市场竞争的激烈性。
第二个特点：市场力量不均衡
所谓市场力量，是指企业及其产品对市场的冲击力。一般地说，市场力量的形成和大小是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货币资本、文化资本等四个资本要素的强弱决定的。
纵观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市场力量的考量，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竞争是在数量众多、市场力量较弱的国有企业与相对数量较少、市场力量较强的非国有企业在市场力量不均衡的条件下的竞争。这个特点决定了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战略守势地位。
第三个特点：重、轻产业市场循环出现危机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我国的重工业企业设备多已老化，技术陈旧，产品结构不合理，发展缓慢，已不能适应新兴轻工产业市场的需要。在此条件下，轻工业企业的设备更新及新兴轻工产业的设备购进只能依赖国外进口，导致企业成本过高，竞争力差，市场空间狭小；轻工产业的市场力量不足，反过来又影响到以生产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为主的重工产业的市场发展空间。如此循环、恶化，导致经济发展只能依赖于赤字通胀型发展模式，这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经济周期的相对较短。
我国国情的上述三个基本特点决定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矛盾和斗争中所演绎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经济现象。
这些现象表现为：
①国有企业库存积压严重，再生产困难，资金循环严重受阻，企业三角债问题严重，大部分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出现隐性破产或在破产边缘徘徊的现象；非国有企业则有较好的发展势头，但在危机时亦有不同程度的减产、减效，但较之国有企业则好许多。
②在产业危机上，则是重工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危机速度快，危机程度深、危机范围广、危机影响大；反过来，轻工业(主要以非国有企业为主)则较之为次。
③在地域层面上，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内陆地区危机重，范围广；以非国有企业居多的沿海地区危机轻，范围小。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要保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失败和根本确立，就须正确处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关系，以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并不断得到发展。
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势，以发挥国有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为指导原则，切实执行下面一系列政策措施，应成为正确处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关系的根本方针。
这些措施包括：
第一，积极实行以所有制为纽带的“新范围经济”。所谓的“新范围经济”，是指根据名牌集约化理论、贸易乘数理论，利用和发挥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整体优势，将价值链条上的各级企业合理地优化组合，以形成市场力量强大的产业良性循环经济体。其包括宏观的“区域范围经济”和微观的“产业范围经济”、“新范围经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经济现象，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实行的。
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世界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通过实施“范围经济”，可以更好地解决如下诸多问题：
①使国有经济整体恢复活力，真正地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②使我国经济总量进一步扩大，就业水平充分提高，更大程度地吸纳就业和消灭“下岗”现象；
③逐步有效地解决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现象，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增大国内市场容量，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④对于控制地区叛乱具有决定性制约作用：任何一个地区发生叛乱，其经济将遭到毁灭性打击。有利于保持强有力的政治稳定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威；
⑤有利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使经济危机被控制在最轻程度上；
⑥“范围经济”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兼两者优点而取之：有利于保持国内政治平衡和稳定。
第二，积极推行国有企业微观层面诸项改革。这是确保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稳定的基础。这些微观层面改革就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其余九大关系。
二、传统的委托——代理机制与企业整体运作效率的关系
组织问题历来是我党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组织问题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党的生死存亡。政治组织是这样，企业组织也同样是这样。企业组织搞得好坏，对企业的兴衰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
因此，不可不重视企业组织的建设。
委托——代理关系是组织产生的手段。任何组织的产生都需要这种手段。企业组织也不例外。因此要把企业组织建设好，就有必要研究一下委托——代理关系并确定好委托——代理关系运作机制，以使我们的国有企业的组织健康并富有生机和活力，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指出，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保证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失误。可见组织建设问题的重要性，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要取得中国国企改革的成功，必须保证国企组织的有力量和改革政策的不失误。
委托——代理关系问题不但存在于国有企业中，也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以前的经济学理论认为非国有企业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问题的那种观点是不对的。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尖锐地批评了这—点。因此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所有制的问题。有人抓住“非国有企业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问题”这种过时的错误的经济理论不放，大力鼓吹私有化，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国，其背后有特别的政治用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保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切不可掉以轻心，马虎大意。俄罗斯的教训值得我们重视和吸取。人家走错了的弯路，难道我们还要走?!
下面谈一下国有企业的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行政性的委托——代理关系。沿用了政府组织的委托代理关系结构，其政治功用性较强，主要立足于委托者权力架构的稳固的考量，而对代理者(厂长)经济工作能力则不予考虑或甚少考虑。而在经济组织内部，委托者(原代理者——厂长)依然从权力稳固性着手，来任命其中层权力架构的代理人(企业中层干部)，如此，形成金字塔型的稳固权力结构。
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将会产生如下五个方面的情形：
第一，产生了权力垄断：厂长(经理)将所有权和经营权集于一身，权力膨胀，实行专权式管理，任意挥霍权力资源，滥用权力，一人决策，独裁专断，难免导致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也易发生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观象。权力垄断是这两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另外，由于这种权力属于短期权力资源，所以国有企业短期效益观念严重，而不考虑能够改变企业市场力量的长线投资，如资本品的更新改造，人力资本的培育，品牌形象等无形资产的投资。如此反复下去，使得国有企业越发没有竞争力。“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何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真实写照。
第二，权力组织内的干部质量较差。企业中层干部一般地分为三种，一种是企业领导的嫡系人马，他们或为领导亲属，或为老同学、老部下，或为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一般在企业重要部门工作，如车间、供销、财务，基建等部门，这些人对领导言听计从，唯领导马首是瞻；第二种人与领导关系较为不错，他们一般多是行政干部，没有特殊或专业技能，为生计糊口，对上级命令照办不误，态度较为殷勤、友善，这些人在数量上居多数；第三种人，他们与领导关系表面上比较平和，一般多为技术干部或其他无足轻重部门工作的人：他们有一技之长或其他才能而不能发挥，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慨世之情，内心对领导多为不满又很无奈，于是便产生“混世哲学”，这种人在中层干部中数量较少。
从上面我们看到，中层干部作为企业领导的代理人，其任命标准是特殊的身份、关系，绝对服从的态度等非专业因素，而不是经济工作能力、经验等专业性因素。这种代理人选拔任命标准就导致企业中层干部质量较差。其结果是一方面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权力基础资源，这是从政治角度来看；早一方面使得企业经济效率不高，管理秩序、生产秩序、经营秩序混乱，这是其经济方面的后果。
第三，干群关系紧张、矛盾。这个特点是前两方面情形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权力腐败，领导形象较差，难以和群众形成凝聚力，职工意见很大，情绪很坏；另一方面经济工作效率不高，企业效益差，使得群众意见情绪更为糟糕，矛盾更为突出。这个特点又会产生两方面的情形：一方面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不高，这将使得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增加，导致一系列生产领域的连锁反应。如，生产成本的增加导致企业市场力量不足，产品缺乏竞争力，从而使得企业效率下滑，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职工的情绪和生产积极性。如此恶性循环，以至企业在皮产边缘徘徊；另一方面，社会稳定受到威胁。部分企业职工到政府轮坐已成寻常之事。
第四，党委、工会职能受到严重削弱。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直接的、必然的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下面两个方面的情形。一方面，党委、工会靠边儿站。党小组生活会得不到重视，或流于形式，或缓开甚至废止。这使得党员的理论修养、学习得不到提高，甚至下降，少数党员对党的信仰逐渐丧失，导致一批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更有一些党员或党员干部参与了一些宗教或准宗教组织，如“法轮功”一类邪教组织。“法轮功”现象对我们是一个血的教训，应该很好总结，充分地认识到其绝不是一个偶然的政治现象。其背后说明一方面部分党员对党的信仰丧失的程度很深，另一方面说明这类党员绝不是个别、少数人，其范围亦较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关于工会，一方面由于其职能受到削弱，工会失去了作为工人利益合法代表的形象和职能，职工群众心声不会及时向工会反映。在矛盾激化、尖锐的情况下，职工群众就会静坐，冲击政府，而不是将意见要求反映到工会，由工会和厂委研究解决，或由工会将意见反映到上级部门。由此，使得矛盾得不到舒缓，反而尖锐对立化。在经济危机加深、下岗职工增多的情况下，中央有关部门先后几次下发了关于加强工会组织的若干文件(其目的是加强党对工会的绝对领导，保持社会稳定)，但收效甚微。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核心的原因恐怕只有一条——工会失去了作为工人利益合法代表的形象和职能。另一方面，工会的教育职能得不到发挥和应用。工会作为工人之家，由于不能教育和团结广大职工，使得广大职工的思想价值观念受到各种社会不良文化的侵袭和诱惑，严重削弱了主导意识形态的作用，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参与非法组织、社会犯罪、社会不良行为、家庭分裂等，进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
第五，企业的民主、监督机制徒于形式。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的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企业领导的独权专断，党委工会职能的严重削弱，必然导致企业难以形成一个良性的民主、监督机制，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现象，如权力腐败、决策失误率高，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短期效益观念严重，企业内部矛盾突出。
综上所述,以上五个方面的情形严重制约和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影响了国有企业整体运作效率的提高。因此，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亟需得到改革，企业组织建设亟需得到加强和完善，以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所谓的适应社会主义制度，是指：一不能搞私有化；二不能搞变相的私有化(如将国有企业的“实际所有权”和经营权分阶段承包给个人的短期承包制，以及其它形式的租赁制等)；三要加强党对国有经济命脉的绝对控制权(研究历史不难发现，历朝历代包括国民党政权的瓦解，皆源于当时政府对基层经济组织的失控及由此而游离出来的大量工人、农民形成的对抗政府的巨大破坏性力量。将“支部插在连队上”与“支部插在基层经济组织上”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建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共产党因为有了这个法宝而夺取了政权，国民党因为没有这个法宝，而失去了政权并四分五裂。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新时期，我们党要牢牢抓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而不是将这个权力移交给别人。这是我党取得新时期胜利的根本保证)。
所谓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是指：要改变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实现公有制形式下的权力结构优化配置，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运作效率，克服和杜绝传统委托——代理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公有制经济效率的“决策失误” 、“国
有资产流失”、“短期效益”、“人力资本优化配置不合理”等现象。使国有制经济较之非国有制经济更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由此也可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力量)。
基于上述各方面的分析，为正确处理传统委托——代理机制与国有企业整体运作效率的关系，特提出如下改革构想：
1．实行企业法人代表为党代表制。由企业党委书记作为企业法人代表，行使行政权、人事任免权、财务权、监督权。此举一则可加强党对国有经济命脉的绝对控制权；二则使所有权主体具体化、人格化，有利于使国有企业党委代表党、人民、国家的利益有效地行使领导权、监督权。需要说明的是，以往的国有企业所有权非常类似于“公共物品”问题，即人人都有管理的责任和义务，人人又都没有管理的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人人都有监督的责任和义务，人人又都没有明确的监督责任和义务；人人都应有动力，人人又都没有明确的动力。由此造成“大家都有，大家都没有”、“大家都应管、大家都不管”的局面和现象。三则使法人代表有政治上的法理性。国有资产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合法的执政党，代表国家和人民对国有资产行使行政管理权和监督权，有其政治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能够也必将得到广大职工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并进而激发其极大的生产积极性。这与过去的将国家和人民所有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变相地、免费地恭手转包给个人以“慷国家和人民之慨，而发个人之财”的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作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过去的作法无疑地是错误的，已被实践所深深证明。其伤害和改变了一部分职工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和感情。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使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严重损失。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四则有利于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由于实行企业法人代表为党代表制，党代表在国有企业的领导地位得到肯定，必将也能够强化主导意识形态在企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将得到极大加强，对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回顾过去一些年来，“反精神污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运动并不少，但成效并不显著。一些扰乱社会稳定的现象经常出现，小则如‘群众闹事”，大则如“法轮功事件”，其社会成分多为工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条是非常重要的，现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机制已严重阻碍了主导意识形态在国有企业的贯彻宣传。改革势在必行。
2、关于新委托——代理关系中国有企业厂长(总经理)的领导地位、职权范围和产生方式的设计构想。
（1） 职权范围：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企业的进步经验，将国有企业厂长(总经理)的职权范围定位为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事务为宜。但与西方和国内非国有企业不同的是，将财务管理权从经营、管理权中分离出去，转移到企业法人代表即党委书记的权限范围内，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即党对国有资产绝对控制权的根本保证。这样做的必要性将在下面谈及。
（2） 领导地位问题：我认为，将国有企业厂长(总经理)的领导地位确定为企业“二把手”是恰当的、正确的。这一定位将影响如下几个层面的发生：
第一，使得国有企业的厂长(总经理)这一领导职务的选拔范围较大和较有弹性。其既可以由党员队伍中产生，又可以由非党员队伍中产生；既可以由本企业内部产生，又可以面向社会招聘；既可以来自本城市，又可以是来自全国范围的任何一个地方。这将使国有企业厂长(总经理)的领导素质得到保证。克服了以往的国有企业的厂长(总经理)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任命的、由本企业或本行政部门所辖范围内的小圈子中产生，进而导致企业领导素质不高、选拔对象余地小及容易产生权力腐败现象等一系列问题。
第二，将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激励——监督机制的形成，导致国有企业的决策科学化，行为民主化。这是由企业厂长(总经理)的领导地位决定的。由于其处于企业领导集体二把手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其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切重大决策须经过以党委书记为首的企业领导集体的认可和通过，而财务管理权的转移(划到企业党委书记权限范围内)又限制了其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切重大决策有且只有被企业领导集体全面通过，才能付诸实施。这就使得国有企业决策科学化、行为民 主化。从而避免了过去存在的决策失误、权力专断、短期效益观念严重的不良现象和给企业造成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由于企业领导集体的构成既包括党委、厂长(副厂长)又包括工会，使得一项科学决策兼顾了党的利益和工人职工的利益，照顾了大多数，因此会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拥护，有利于企业决策的贯彻和执行。而不是过去那种相反地，一项决策只是有利于个别人、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了党的利益、工人职工的利益及企业的利益，从而出现各方面的暗中抵制、消极怠工的怪现象。
第三，将使国有企业领导(厂长、总经理)形象得到改善和自我约束。这是由两方面的特点所制约的。一方面，由于“二把手”的领导地位，使其领导行为受到以党委书记为首的党委以及工会的监督；另一方面，厂长(总经理)的产生，由于实行厂内选举制或社会招聘制的这种非终身制式的任免选拔方式，使其行为受到自我约束。就是说，其行为压力一方面是来源于群体监督，外在的；另一方面是来源于自我约束，内在的。从而使领导形象得到改善和加强，关于领导形象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第五个关系中具体论述。
3．强化党组织和工会的监督职能。前面我们论述了新型委托——代理关系中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问题、经营权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制约关系。现在我们谈一下“监督权”问题。我们知道，要保证一个事物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一个与其相关联的事物对其进行监督。譬如，要保证一台机器能够正常的运转而不出差错，就必须有一个工人对其进行看护；要使花草长得节节有序，就必须有园丁对其修剪、护理。同样地，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互相监督、长期共存”，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因此，要保证国有企业能够沿着正确地发展方向健康地成长，就不能不注意研究经济领域中的监督权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监督权问题；就不但要注意研究普遍意义上的国有企业的监督权问题，尤其要研究特殊意义上的中国国有企业的监督权问题，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稳步地向前推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下面就中国国有企业的监督权问题，分几个层次作一下分析并谈一下建设性的设计构想。
1．发挥监督主体的优势。国有企业的监督主体是什么?无疑地，这个监督主体是国有企业的党委和工会，这是由我国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国有资产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由国有企业的党委和工会作为代理人代表国家和人民行使监督权无疑是极其合理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没有监督主体的观点无疑是荒谬的。他们认为只有非国有制企业才有监督主体，中国的国有企业只有完成私有化、股份化改造才有出路。其目的无疑是代表某些西方国家和中国新生资产阶级说话，以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使中国更快地走向资本主义，使以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变质、瓦解。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我们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不但有监督主体，而且有非国有制企业监督主体所不可比拟的绝对优势，其优势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监督结构更完善。国有企业不但有代表上层建筑的党委的监督，使党对国有经济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而且有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的监督，这是一种基层监督，由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代表组成，便于我们走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取得不断胜利的法宝，国有企业获得新生也将会是这样。
非国有制企业的监督主体则为少数投资者，其主导监督权常被作为最大股东的某一个人所操纵，且缺乏群众监督基础。因此其监督结构并不完善。
过去的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国有企业由于实行权力一元化垄断，削弱了党委、工会的职能，使其徒具形式，有名而无实，形成了客观事实上的监督主体灰色化。
第二，监督力度更大。在新型委托——代理关系中，国有企业较之非国有企业的监督力度更大，这是由双方的所有权性质的不同所决定的。在国有制企业中，党委和工会的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共同组成一个双层面的监督主体，其合力最大；在非国有制企业中，作为以少数投资者为核心的监督主体同工会的利益是相悖的，但难以组成一个利益一致的监督主体，而且经常发生着利益相冲突的矛盾斗争，彼此力量互相削弱。少数投资者只能作为一个单层面的监督主体而存在，其力量亦必然较小。
第三，监督性质的不同，更有利于国有企业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在新型委托——代理关系中，国有企业实行的是“群众监督路线“。工人作为国有企业的主人，积极行使监督权力，能够主动的，极大的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和劳动创造力；非国有企业实行的是‘监督群众路线’，工人始终面临着被解雇、辞退等高压下被动作业的状态，桎梏着其生产积极性的发挥。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新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国有企业在监督主体方面有着诸多的优势资源，我们应该将其充分利用以保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
2．强化主体监督意识。要使国有企业监督主体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在目前既定的客观条件下，强化国有企业党委、工会的监督意识是极为必要的。我们知道，主观意识支配着客观行为，同时，主观意识的形成又为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 这就是说，我们要明确和解决两个问题：—个是过去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国有企业党委、工会中所形成的主观意识；另—个是变革这种主观意识，使国有企业的监督主体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优势。
在过去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厂长实行权力一元化垄断，导致党委、工会职能受到严重削弱，基本上不具备参与决策的资格，因此也就更谈不上行使监督权，客观上消除了产生监督意识的萌芽条件。由此而产生的情形是，党委仿佛只能形式地贯彻党的政策，事实上连这一点也不能够很好地做到；工会仿佛只能形式地履行“福利院”的义务，事实上众多国有企业连工资亦难发出，就这一点权力又哪里能够做得到?基本的权力难以行使，监督权和监督意识的产生也便无从谈起。
这就是目前的客观现状。
如此，甚有必要革新过去的委托——代理机制而代之以新的委托——代理机制，摒弃过去的消极无为的监督意识而代之以培育和强化新的积极有为的监督意识，国有企业监督主体的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亦只有如此，中国国有企业的
改革才有希望。
三．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新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滞后的关系
曾几何时，人们喜谈“冷战” ；曾几何时，人们又为“冷战结束”而额首称庆。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对“友好”、“和平”的善良愿望。然而“冷战是否真的已经结束”却是善良的人们甚至包括一些政治理论家在内疏忽、盲从但却不容回
避而必须搞清楚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就会错误地判断国际形势，导致我们对外政策方针的决策失误，使得我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就会被西方敌人的“糖衣炮弹”所击中，从而迷失我们的政治方向；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就易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再坚持。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使得我们不能不对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资正确地指导我们的战略方针。
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说法，就不能不谈到冷战的概念。冷战，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形式上的划分标准，由东西方两大政治利益集团之间以争夺世界一极统治权为终极目的而发生的非热战的斗争形式、性质和状态。从这个概念中，我们有必要明晰这样两点：首先对阵的主体双方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这是其一；其二，对阵的终极目的是争夺世界一极统治权。
如果说“冷战已经结束”，那么必须存在下面两种可能性结果中的其中一种。
其一，一胜一负，即资本主义阵营战胜社会主义阵营，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们从冷战的概念中不难得出，冷战的目的是争夺世界一极统治权。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是否已经取得绝对意义的一极统治权呢？
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东欧亦发生了剧变，然而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被彻底击溃，中朝古越等国依然完好地保持着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准确地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只是取得了冷战进程中的相比较优势，而根本谈不上取得了最终意义上的一极统治权。这怎么能说是资本主义阵营战胜了社会主义阵营，又怎么能说“冷战已经结束”了呢?这显然是极为矛盾、荒谬的。
然而，更为荒谬的是，首先鼓吹“冷战已经结束”观点(暗示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己取得最终意义上的一极统治权)的西方政治理论家们却又提出“旧秩序已经瓦解，新秩序正在重建 ，多极世界正在形成”的观点，以迷惑世界，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欺世之谈，背后隐藏着西方战略家们的阴险机谋。
这不免令人想起了一则寓言《猎人与狼》的故事：传说几个猎人去打猎，恰逢遇见了一群狼和狈，于是便发生了一场激战：战斗持续时间很久，猎人们大都已累得气喘嘘嘘，最后，其中的几个猎人被狼和狈先后咬死。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猎人战战兢兢，正欲思忖如何破敌之计，这时狼和狈异口同声地说：“战斗结束了，我们不想再打下去了，让我们做个好朋友吧，追求和平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今后我们和睦相处，各自称王，互不侵犯”，于是剩下的几个猎人便放松了警惕,又接受了狼和狈的大量鸡鸭美食的馈赠，双方的“战略性伙伴关系”正式建立。然而，最后几个猎人不但没有称王，反而在一次美食美酒过后因大醉而成了狼和狈的丰盛美餐。
这则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共产党人不应学作寓言中的猎人，中国共产党人更不应该学作最后的猎人。否则，我们不但难以成为多极中的一极，反而会丧失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最终沦落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啖中之物。
其二，平和结局，即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握手言和。
这显然不是事实。恰恰相反，苏联与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和平演变中，国家四分五裂，政局动荡不安，一夜之间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如此，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还利用经济纽带、安全纽带等手段将其牢牢捆住，先后纳入北约组织并相继沦落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仆从国，附庸国和卫星国，使之成为他们继续东扩的战略力量和国际政治筹码。
另一方面，他们还继续不断对既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包括和平演变在内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手段的各种颠覆和打压活动，如“六.四”政治风波，“四.二五”法轮功事件，如“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如对古巴的非人道主义经济封锁等。其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方面阻止其发展壮大。在可能促进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壮大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上设置障碍，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台湾统一问题等；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削弱其既存力量，如在政治上主张中国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其矛头直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妄图取消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地位。如在经济上主张中国实行私有化，其险恶用心则在于妄图取消共产党对国有经济命脉的绝对控制，以资在政治上争取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并扶植其政治代理人，增加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西方国际资本的严重依赖性，进而实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面操控，仿佛如今日之叶利钦政权。如在文化上，妄图以意识形态为手段，腐蚀和分化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俘虏一些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意志薄弱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并意欲培植其为西方利益政治代理人，妄图抢占思想文化宣传阵地，并加强其境外政治宣传机器的攻势，如美国之音、英国BBC等，以保障其宣传组织的有力量；在宣传对象上，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以中青年为团结对象，意欲把年轻人这支社会发展潮流的领导力量据为己有，变为其群众阵地。可见其政治机谋之深，用心之险。正如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所说的那样，为了实现美国的世界一极统治地位，不但要防止一个特定的敌对联盟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而且也要防止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试图向美国挑战可能性。真可谓一语道破玄机。
从以上的分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方面在整合已经瓦解了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秩序，另一方面又在意欲阻止、削弱和瓦解既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实现其最终建立世界一极统治秩序的战略目标。我们看到，所谓“平和结局”，是根本不存在的，相信它无异于痴人说梦。
综上所述——上述两个结局，“绝对的一胜一负”和“平和结局”的两种结果都是不存在的，因此所谓的“冷战已经结束”的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其实质是美国战略思想家们为实现其一极统治所施放的战略上的“烟雾弹”，其目的是放松我们的警惕性和造成我们的决策失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恰恰相反，如果我们从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战略进程正处于——以美国首的西方阵营占有优势和相对优势，处于主动地位，我们处于劣势和相对劣势的被动地位，对阵双方没有结束而还在继续交锋的过程之中，这个阶段我们不妨称之为“后冷战时代”。
这个“后冷战时代”具有不同于冷战时代前期和中期的特点，它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前期和中期的秩序已经瓦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正在建立。随着北约东扩进程的加快，原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和东欧剧变后的原华约组织成员国先后被整合、重组而纳入这一新秩序当中。体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文化层面上，就全球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部分取代了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文化。
第二，经济全球化特点显著。随着封闭国门的打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但输出了其过剩产品、设备，而且还输出了其经济模式、产品文化和以之为载体的西方价值观。
第三，高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媒体技术的更新革命，使得信息文化的传播速度、规模和方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特点决定着一方面意识形态文化的传统控制模式受到冲击，必须革新之以适应这一变化；另一方面使得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加剧，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科学文化和迷信文化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些文化相互撞击，演绎着现代社会形态，导致现代社会文明形态日趋复杂化。
第四，国际“人权”运动浪潮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国际人权运动的旗手自居，以维护“人权”为幌子，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口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既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间，煽动群众，倡导多种政治信仰，多种宗教信仰，甚至多种邪教信仰，并采取经济上资助、政治上保护等手段以维护其所倡导的“人权”，其实质是实施“和平演变”，其目的是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
因此可以说，在后冷战时代，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一场悄悄的但并非不激烈的文化革命。说它是悄悄的，是说这种文化革命并非一场显性的浩浩荡荡的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说它并非不激烈，是说这是一场发生于二十世纪末期的国际政治运动，其关系着国际新秩序的结构和各国政权的生存和性质。
中国置身于这个现实世界，不是外来之物。因此，其不可能不受到这场世界文化革命的外在影响。然而，其又受到内部诸因素的制约。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二者交互作用，决定着后冷战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态。
那么中国内部诸因素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经济落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工业经济落后的二元经济国家，且处于较为封闭状态。虽然当时我们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工业经济总量不足，大量剩余劳动力难以吸纳；设备、技术落后陈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民用耐用消费品较为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亟需提高；城乡差别较大，有待进一步调整等等。为改变这一落后面貌，我们适时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然而，急于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使我们严重曲解了这一指导思想，从而产生了如下两种情形：
其一，片面强调发展经济，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使我们走上了形而上学地发展经济的道路。发展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构成一个社会发展的主体。辟如一个完整的人，既不能只有肉体、没有灵魂，也不能只有灵魂、没有肉体。缺少了其中一个方面，都不能称其为一完整的人。然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只看到了发展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对立性，而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统一性；只看到了两者之间相互矛盾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面；只愿强调或夸大前者的作用性，而不愿说出甚或贬低后者的作用性。我们说，只看到、承认或过分强调前者，会使我们的一些同志变为拜物教主义者和机械唯物论者。总之，把发展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这二者完全割裂开来，是形而上学主义者的观点，在这方面我们无疑地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每次当我们要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就有一些人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些同志跑过来说，中国的经济属于短缺经济，主要的是一个“穷”字，只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精神文明建设不用抓也就自然地搞上去了。他们对此的态度一是阻挠、二是担心、三是害怕。所谓阻挠，是因为他们不同意这种做法；所谓担心，是因为担心这样做会阻碍经济建设发展；所谓害怕，是因为怕这样做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持这种态度的人一般也包括新生资产者阶层，所谓的市场经济理论家及一些思想较为右倾的同志等。还有另一种人，他们表面上赞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持异议，但主观思想上想不通，在理论上没有很好地解决。持这种态度的人多是一些地方官员，他们为保住乌纱帽而持赞同意见，但思想理论上又通不过，因此在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上难免会走过场、摆样子而收不到实效。以上两种态度只有表面区别，而无实质不同，都是要不得的，都是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利的。
二十年多来的改革实践证明，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片面强调发展经济，事实上经济的事情也不会办好，国有企业的艰难运作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问题我在下面会作专门分析），而且还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八九年的“六·四”政治风波和前几年发生的“四·二五”法轮功事件都一再说明，任何时候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削弱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都将会引发程度不同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其二，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与上面的观点——片面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否认精神文明建设的反作用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们承认精神文明建设的反作用，主张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他们所主张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我们所说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建设，而是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他们是韦伯的信徒，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精神才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是过时了的。他们主张全面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大力灌输西方价值观于普通民众，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快速发展，社会文明才能进步。
无疑地，这种观点是极其荒谬的。其较之上一种观点更为有害。这是一种不问中国国情的“拿来主义”，是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东西，是致共产党政权瓦解的东西。同样地，是要不得的。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观点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其存在的市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其还不时地兴风作浪。过去有，将来也许还会有，我们务必提防之。
第二，政治敏锐性不够。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后冷战时代，这个时代具有冷战前期所不同的诸多特点。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空前的复杂。这在前面这们已经作了具体的分析。然而受到“冷战结束”这一错误战略观念的误导，使我们对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缺乏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低估了国际政治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尤其是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斗争，产生了麻痹思想，盲目乐观，把“和平与发展”看作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片面地加以强调，忽视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建设。于是便产生了我们制造“和平”，敌人对我“演变”的客观社会环境与形势。
综上所述，我们的经济特点——经济落后，急于片面发展；我们的政治特点——敏锐性不够，麻痹乐观；我们所处的时代——后冷战时代，国际斗争形势空前复杂。前两个特点规定着我们对主导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忽视以致于其灰色化，第三个特点决定着其他文化对这一灰色区域的进攻速度与力度。这三个特点相互作用便发生着如下的事情：在主导意识形态受到削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忽视的情况下，各种文化思潮便乘隙而钻，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封建文化鱼贯而入，各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没落价值观、糟粕文化纷纷粉墨登场，腐蚀着人们的头脑，占领着人们的思想阵地。这种文化思潮侵蚀着各种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国有企业自然也不例外。而且，因其特殊的政治功用性和规模性，较之其他组织，其受害性和破坏性亦尤其为甚。
那么，各种文化思潮对国有企业的作用及其危害是什么呢？要对此作出回答，甚有必要对国有企业工人群体对于各种文化的态度作一分析。
年轻人群体。这一群体的人作为社会潮流的领导力量，其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其弱点是缺乏分析判断能力。他们大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从生活文化到精神文化无不沾染着西方文化的色彩。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倍崇西方文明而对之顶礼膜拜。从肯德基、耐克到卡迪拉克，西方生活文化伴随左右；从迪斯科、伦巴到摇滚乐，西方精神文化其乐无穷；在消费方式上，他们不愿使用国品而偏爱洋货，不爱勤俭而崇尚超前高消费；在工作作风上，他们不愿艰苦奋斗而好投机享乐；在偶像崇拜上，则依次表现为麦当娜、盖茨到绍罗什。
在主导意识形态方面，他们大多观念淡薄，对党的政策不闻不问。通常情况下只关心他们的钱口袋和偶像明星，每当听到有人提到“党的利益”、“社会主义制度”等字眼时，他们会回敬一句“唱高调”。
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感兴趣。既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感兴趣，也对封建迷信不感兴趣。他们中的一部分不愿意去了解中国历史，但却愿对其大力批判，认为“那全是糟粕，就是因为它而耽误了中国的发展”。
这一群体的人在人数上占国有企业的三分之一多。
中年人群体。这一群体的人思想较为成熟，有一定分析判断能力。其大多数都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他们对历史和现实大都有十分矛盾的心情。他们既对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工作安稳感到满意，但又对当时的发展缓慢感到不满。“当时的生活太清苦了”是他们的一句口头禅；他们既对市场经济时代的快速发展感到满意——“现在生活水平真是提高了”，他们常常这样说，但又对现实中工作的不稳定感到紧张和不快——“说不准明天就下岗了”，“这个月的工资不知能不能够按时发下来”，他们常常忧心忡忡地这样说。他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这种矛盾态度能够大抵反映他们对待各种文化的态度。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他们基本上持批评态度。无论是西方的价值观、生活观还是行为理念，他们大都难以认同。对超前高消费更是持否定态度。传统的主导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对主导意识形态所重视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尤其认同。然而当主导意识形态受到削弱、腐败现象增多、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时，他们常常亦更为茫然。
对于封建迷信，他们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男性较之女性态度更为坚决。
这一群体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坚力量。其人数在国有企业中约占二分之一多。
中老年群体。这一群体的人多数已接近退休。人数在国有企业占不足五分之一。他们在对待资本主义文化和主导意识形态方面的态度同中年人群体较为接近，但其态度则更为坚决；而当主导意识形态受到削弱、腐败现象增多、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时，他们常常亦更为茫然。对于封建迷信，他们大多数一般情况下持否定态度，但有时亦很暧昧。
综上所述，可知国有企业工人阶层的不同层面对于各种文化思潮的态度是不同的，使得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理念等各个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几种文化相互作用、冲突于国有企业这个基层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上，演绎着既不同于西方企业又不同于中国其他非国有企业所特有的政治现象，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其危害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由于他们对于各种文化态度的不同，使得他们容易被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所吸纳。在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等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容易被利用为反政府力量。
其二，他们对于各种文化态度的不同，使他们产生不同的社会偶像崇拜，严重削弱中央权威。
其三，由于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导致在国有企业内部产生“代沟”现象，使企业内部难以形成凝聚力，从而影响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地增加了企业成本。
其四，以西方价值观为特点的、以单纯“物质刺激”为政策手段的激励机制，以及这种行为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增大了企业成本。国有企业不但要考虑硬成本核算，更要注重软成本核算。
其五，年轻人群体作为社会消费群体的主体，由于受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心理，使得在消费市场上，国有品牌难以被认同，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
其六，由于各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导致一些家庭内部不睦，在其他相关因素作用下，使得近年家庭离婚率较高；受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严重影响，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之下，导致企业干部腐败现象增多。
其七，在文化价值观念冲突而引发的企业内部凝聚力不足的情况下，受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使得国有企业的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导致国有企业出现人才“空壳化”现象。
以上七点是中国当代各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作用于国有企业这一特定组织所产生的危害，是直接性危害；然而还有间接性危害，其数量和影响亦不可低估。如由主导意识形态削弱所引发的各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与政治上权力代际变迁所引发的结构性问题的关系等等，这里不一一论述。
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各种文化思潮为什么能够在国有企业生存并发挥其作用，又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勿庸置疑，这种现象固然同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国内主导意识形态的削弱的客观背景有关，但同传统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党委——工会职能的严重削弱和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不够更有直接关系。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亦依此而产生。下面依次论之。
第一，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得国有企业厂长（或总经理）将所有权和经营权集于一身，导致权力一元化现象的产生。其结果，国有企业的指导思想必然出现只注重经济效益而不注重政治效益，只注重物质生产而不注重思想建设，以致于一般政策简单说说、敷衍了事，重要的政策刮一阵风、走走形式，对职工的思想不闻不问，不去关心，熟视无睹；这种（只有这种）权力一元化垄断，亦将导致党委、工会职能的严重削弱，使得党的政策的贯彻、主导意识形态文化的宣传、职工的教育得不到组织上的保障，以致于党的政策、主导意识形态文化不能更好地贯彻宣传，职工教育不能更好地加强。
由此，我们说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与党委、工会的职能受到削弱是具有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现时的党委、工会的职能严重削弱是由于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的不合理造成的。因此，甚有必要改变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代之以新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如此，国有企业党委、工会的职能才能由严重地削弱而转变为有力地加强；如此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代理人——法人代表——党委书记亦可以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政治效益，从而改变过去的传统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企业指导思想；亦只有如此，党的政策、主导意识形态文化和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真正走上正常化轨道。关于新型委托——代理关系在前面的章节已做过专题性论述，这里不再详述。
第二，充分提高对企业文化的经济功用和政治功用的认识，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在企业文化运作系统之上。我们所谈的企业文化，是指社会主义企业文化，这个性质就决定了我们的企业文化既要具有政治功用，又要具有经济功用；而不同于西方的企业文化。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只强调和重视企业文化的政治功用，而忽视或没有意识到企业文化的经济功用，导致“一手硬”的现象；现在的市场经济时代，我们既忽视了企业文化的政治功用，又没有运用或运用不好企业文化的经济功用，导致“两手软”的现象。这个现象的直接后果无疑地既导致国有企业内部的社会价值系统紊乱，又必然导致企业对外难以对社会消费群众的消费价值取向进行培育、引导和对企业品牌形象的认知。于是乎，一方面国有企业产品难以销售出去，大量积压而导致亏损、倒闭局面的发生，另一方面则出现职工骚乱、闹事等现象。
因此，强化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工作，使之科学、有序、系统地运作，既可以之拉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整合企业意识形态，又可以推动企业品牌形象的塑造、认知，使国有企业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实谓“一箭双雕”。
四、人才外流与企业现代化发展的关系
“知识就是力量”，说明人类改造社会、征服自然的能力取决于拥有知识的多寡：知识的载体是人，从而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古代军事家孙子在其传世经典之作《孙子兵法》中把“将”列在取决战争胜负的五大因素之一，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说的也是人才的重要性，并指出其标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以及进步的速度同样取决于其拥有人才的多寡。我们常常谈到的“科教兴国”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同样地，在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的微观层面——企业的生存、发展上，也是离不开人才。相反地，人力资本是最终关于企业生存、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舒尔茨先生曾经在其著名的《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指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物质资本的多寡。战后日本，德国的经济之所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是因为日、德两国的物质虽受到极大破坏，却保留了大量文 化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本。
由此，可见人才对于—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至经济的微观层面——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尤其在企业现代化发展的今天，人才更有其特殊的决定意义。这是由现代企业所具备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
第一个特点，现代企业的竞争环境日趋激烈。这个环境的激烈性是由如下两个方面的情形所决定的。其一，经济供给总量越来越大，越来越趋于过剩。二战以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由于工业化、现代化在第三世界的发展，导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有向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目标迈进的趋势。加之七十年代以来技术创新的步伐也愈来愈快，从而使得世界工业生产力大大扩张；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整体消费市场愈来愈趋于萎缩，这是由社会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客观现实所决定的。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表明，现在世界上最富裕的358个人的财产总和等于23亿人(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5%)的财产总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凯恩斯的市场理论之一。由此导致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以及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其二，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由过去的本土化竞争而转化现在的区域化、全球化竞争，使得竞争程度趋于白热化。
第二个特点，现代化企业的竞争愈来愈趋于高科技的竞争。科技水平的高低常常决定着一个现代企业的生死存亡，技术含量的高低常常决定着一个产品的市场存在。
第三个特点，企业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企业具有现代管理水平。现代企业管理的特点是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系统化、科学化，其体现在企业的每一个层面上，如组织管理、思想管理、教育管理、资产管理、成本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及信息管理等。
我们说，现代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没有人才不行；要想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产品的技术含量，没有高科技人才队伍不行；要想提高自身现代的管理水平，强化企业竞争力，没有现代管理人才不行。
因此，没有人才，现代企业就难以发展；同时，现代企业发展的成功又会引进更多的人才。这就是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处于第一阶段——即人才短缺，原有的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已致中国国有企业濒于危机之边缘：
国有企业的人才之流向多流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亦有少数者自主创业；
国有企业的人才之外流，其结构为——从年龄上看，以中青年人才居多；从分工上看，科技型人才多于管理型人才。
要保证国有企业的发展，就须保证国有企业人才的不流失；而要控制和制止国有企业人才外流的现象，就甚有必要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作一分析，以资制定我们的政策。
那么，国有企业的人才究竟因何而外流呢?
我认为，其因盖有如下几点：
首先，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出台了一个不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和政策，为国有企业的人才外流、停薪留职等开了闸门，并得到了不合理的政策的保护，以至—时间人才外流如开闸之水，并被当时传媒大肆宣扬。究其不合理之处乃在于当时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不足及对国有企业未来改革之险峻缺乏清醒的思考而盲目的乐观。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期，在激励机制上，首先采用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胡萝卜”政策。这个错误政策的出台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理论家缺乏对西方经济学的深层理解，同时也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其次亦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以获得民众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支持；其三，当时的国有企业保留收益不足，而盲目地、草率地实行高工资、高奖金导致企业保留收益更加严重不足，恶性通胀相继发生；其四，最为严重的是“胡萝卜”政策导致的是一种追求物质刺激的“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文化的产生。这种文化价值观的产生又再次导致人们对国有企业在恶化通胀下濒于危机的不满，于是在民营、外资企业的高薪、高待遇的刺激下而外流。
第三，领导观念陈旧，导致企业决策倾向发生重大倾斜、偏颇以致失误。由此而出现的现象是只重视物质资本、货币资本，而没有给予人才以足够的重视，使得更多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尤其是其中尖子人才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这些人才的外流自然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第四，国有企业的保留收益严重不足。这个问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同产品的低附加值、市场力量不足以及几次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高膨胀有关，这里暂不论述之。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特点导致国有企业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情形的出现：其一，国有企业没有足够资金进行科研开发、自主创新，使得科研人员闲置无事，导致人才浪费，造成了一些人才尤其是尖子人才外流的念头，也给外资、民营企业以可乘之机；其二，保留收益的严重不足，使得国有企业无法以物质刺激手段来与民营、外资企业竞争人才，这是国有企业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
第五，“信任危机”是导致国有企业人才外流的又一原因。由于国家屡次出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每次都给予人们以极大的希望，每次的结局又都令人产生失望。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国有企业真的得了“不治之症”？！这种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信任危机”是一部分国有企业人才外流的又一原因。
以上是目前国有企业人才外流的基本原因的分析。因此，要使得人才外流的现象得以制止，以保证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就须基于这些原因而制定我们的相应政策。
首先，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应设法相应成立“国有企业发展基金会”，这是针对国有企业保留收益不足及各级政府财政吃紧这一前提提出的。这种基金的设置，一方面可以广泛地筹措资金，另一方面可以将其用于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的培育经费以及设立相关奖励基金，以奖励那些有突出贡献的国有企业科研人才和管理人才。奖金数量应较高，以区别于一般地鼓励性奖金和象征性荣誉。同时，应明确规定对获得奖励基金的人才一经流出，即相应收回奖金及企业提供的优惠住房。另一方面，对中级职称以上的国有企业科研及管理人员的子女实行享受免费教育的制度，其教育经费由国有企业发展基金会对教育部门实行部分补贴。
第二，提高中级以上职称的国有企业科研人员及管理人员的预期收入，在退休养老金、社会福利补贴等方面给予重大改革与调整。其核心是在预期收入方面取得非国有企业同类工作人员所难以取得的相比较优势。
以上两个关于国有企业科研及管理人员的物质待遇及奖励等激励措施，是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保留收益不足的基本背景下做出的，一方面没有增加企业的现实成本（其物质激励资金一方面来源于社会，一方面来源于未来预期），另一方面又使得国有企业科研、管理人才在物质待遇方面总体上至少不低于非国有企业同类人员。这样，即有利于留住这些人才，杜绝外流现象的产生，也有利于提高其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国有企业一旦闹事、出乱子，这些人必然居于领导力量。没有这些人，国有企业很难闹事，即使闹事，也容易解决）。
第三，在激励机制上，积极推行“精神疗法”，逐渐摒除单纯的“物质刺激”，实施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宣传，以培育国有企业的新型价值观。这样，既有利于降低国有企业的物质成本，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于这一点，在上面第三大关系中已经做了很好的说明。
第四，国有企业领导观念的转变对于控制人才外流具有关键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在前面的第二大关系中亦已做了详细的阐述。
第五，中央及地方各级媒体应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正面宣传力度，加强人们对国有企业的信心，逐渐根除“信任危机”，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样，既有利于控制人才外流现象的发生，同时于现阶段亦有利于社会建立消费信心，扩大消费支出，拉动经济成长发展。
五、企业领导干部与企业各阶层的关系
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不同于西方国有企业的特点，也有不同于中国的其它非公有制企业的特点。其不但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个社会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组织。这个特殊的基本的特点，决定了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不但要注重使用经济手段，也要注重使用政治手段、文化手段以及其他社会手段；不但要注重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先进成果和优秀的经营管理经验，同时更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国情以及她的民族经济特点。
二十年来的改革实践反复证明，如果单一的使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国有企业问题。其结果是必然行不通的，如果使用得不合理，还会使国有企业“砸锅”；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如果一味地照抄照搬西方的、外国的经济模式，而不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国情以及她的民族经济特点，事实上也仍然是行不通的，必将给我们带来沉痛的教训。这就如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一样，盲目地、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苏联军队的作战模式，其结果是受到巨大的军事重创，险些全军覆没以至亡党。难道我们要让第五次反围剿在经济建设上重演了？！这是军事上的例子，但它们的哲学道理是相通的。中国的历史反复说明，什么时候违背了“实事求是”而搞“形而上学”那一套，就会受到它的惩罚。
然而，在国有企业大多陷入困境的今天，我们依然看到，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而不问青红皂白地搞“新拿来主义”的形而上学作风，又有抬头之势。最近，有人提出搞“期权”、“期股”这一套，看起来合理，说起来头头是道，实则不然。其本质依然是搞“物质刺激”式的激励机制，同过去实行过的“经营承包制”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国有企业之所以陷入困境，之所以有今天的下场，就国有企业领导层面的激励机制上讲，其原因就出在“经营承包制”这一政策上。既然如此，我们今日为何又要“换汤不换药”的使用“期权”、“期股”这一激励模式，而使之继续下去呢？！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层面的问题，究其本质是领导形象问题，其包括领导理念（包括动机）、领导素质及领导行为三个层面的问题，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动机层面的问题。即使解决“动机”问题，也不唯有“物质刺激”之一法，何况这种作法在过去已被证明是没有太大效用的。试问，在过去的“工业学大庆”的年代里，大庆的崛起、“大庆人精神”是靠中共给了王进喜及其大庆人多少高薪厚禄才刺激出来的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恰恰相反，在改革初期鼓吹“经营承包制”时，理论上说得呱呱叫，其结局又是什么呢？国有企业陷入死亡之地时，这些所谓的大师又都跑到哪里去了？而今，有些人摇身一变，又在兜售“新洋药”，仿佛一吃就灵，“一股即灵”，令人听了之后难免有“天方夜谭”之感，这是否是“黔驴技穷”之后的最后一招呢？令人莫明而欲知其妙！其最终效果又会如何呢？恐怕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事实上，一部分国有企业的领导是受惯了这种“物质刺激”式的“小惠”政策，就如同生活在现代条件下的孩子，本来吃的用的已经不错了，而还要提出更高要求，父母只得满足，再要求，再满足，如此反复，以致倾家荡产。而我们国家的基本情况一是财政紧张，二是国有企业保留收益不足，三是职工生活水平不高，有些甚至连基本工资亦难发出。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个现实的特点决定我们没有过多的资本来行“小惠”式政策。二十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是“不行小惠”不玩活，给了“小惠”也玩不好。
客观地讲，一部分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好比一台废旧的火车头，无论怎样加油都不会起动，其症结在于国有企业领导形象的整体，而不只是其中的单一的动机问题；虽然存在动机问题，也不能单一地靠物质刺激来解决。重要的是，只有解决国有企业领导形象问题，并在此前提下解决国有企业领导与企业各阶层的关系问题，才是国有企业成长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一般地，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与企业各阶层的关系具有不同于非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与企业各阶层关系的特点。具体地说来，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与企业各阶层的关系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系。其中，第二和第三个层面的关系是国有企业不同于非国有制企业所特有的。其实现的前提（充要）条件是：一，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是国有企业主人的地位；二，只有在国有制企业才能实现，即企业所有制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少数个人手中或外国人手中；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得以贯彻，而不是其他的党派所能胜任，这也是党必须牢牢抓住国有经济领导权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只有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有制企业中才能实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以前我们只注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不注重或丢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系。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与企业各阶层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关乎下列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乎企业的稳定问题。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好，领导干部形象得到各阶层的认同，则企业的凝聚力会大大增强，如众星捧月般，企业就会保持稳定；两者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即领导干部形象难以得到各阶层的认同，或不接受监督而独权专断，或不接受批评而自以为是，则会出现企业各阶层或对企业发展前景感到渺茫，或与领导干部矛盾突出，或对领导干部意见纷纷而不得诉求，则企业的凝聚力大大减弱，如作鸟散状，企业就会失去稳定而支离破碎，其最终则关系到社会稳定问题。即，企业稳定，则社会稳定；企业不稳定，则社会亦难稳定。这是两者关系在社会层面的反映。
第二，关乎企业的经济效率。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好，企业领导干部形象得到各阶层的认同，企业的前景目标就会给人以指引、信心和动力，企业各阶层的工作积极性则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则会大大提高；反之，两者的关系处理得不好，企业各阶层就会缺乏信心与动力，出现消极怠工的情形，“当天和尚撞天钟”，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则会大大降低。这是两者关系在经济层面的反映。
第三，关乎党的形象。现行的委托——代理关系决定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大多数仍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来任命。这是其一；其二，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大多数为党员；其三，这些须发生在国有企业中，这三点决定了——如果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好，企业领导干部形象得到企业各阶层的认同，则党在企业各阶层尤其是工人阶层的形象就好，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反之，如果两者关系处理得不好，领导干部形象得不到企业各阶层的认同，则党在企业各阶层尤其是工人阶层的形象就不好，就会和群众有距离感，甚至遭到群众的反对。一旦出现危机事态，群众就会闹事，就会把矛头指向党。这是两者关系在政治层面的反映。
第四，关乎人力资本的活化。这是两者关系在经济层面的又一反映。
如此，正确地处理好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与企业各阶层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我认为，要正确处理之，需在领导干部形象、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群众路线等几个层面进行改革，并着力解决之，方能彰显其效。
下面依次述之。
首先谈一谈国有企业领导形象问题。领导干部形象一般表现在领导理念、领导素质和领导行为三个层面。就领导理念而言，其又包括政治理念、经营理念、个人动机等几个层面。我们以前所实行的一些政策，如“厂长承包制”等即将推行的“期权”、“期股”等都是属一些从“个人动机”这一狭窄层面来考虑的，且手段单调，皆为变相的各种形式的“物质刺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据说这样一改，就能包治“国企百病”，居然被一些同志甚至一些领导同志所肯定。我们说，个人动机只是领导理念的其中一个层面，而领导理念也仅是领导干部形象的三个层面之一。况且，简单的“物质刺激”手段也只是解决“个人动机”的若干手段之一。以这样的片面的、单一的手段妄图解决全部的、复杂的国有企业所有的矛盾，难免有“痴人说梦”之嫌。
我认为，目前表现在领导理念层面上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一些国有企业干部不是在为国家、企业谋利益，而是为个人谋取私利。由此，就不难产生，要短期效益，而不要长期效益；盗卖国有资产，而不是盘活国有资产；要“回扣”的高成本采购，而不是不要“回扣”的低成本采购；要国家、企业和职工为自己服务，而不是自己为国家、企业和职工服务，如此等等；其二，官僚主义严重。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职工群众，把自己凌架于组织、集体和职工之上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曾出现过。毛泽东同志曾经对此作过尖锐的批评。江泽民同志在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其在国有企业的具体表现是：一些企业领导干部把自己摆在广大职工之上，倚恃权位，享受特权；坐威坐福，摆官架子，说官话，打官腔，拒绝同职工对话、交流；滥用权力，用职工交给的权力教训职工，动辄以“下岗”相威胁；崇尚长官意志，以个人主观意志代替企业决策；只愿接受、承认和强调个人的领导作用，而不愿接受、承认甚或拒绝接受、承认职工的监督和批评，凡此种种。
就领导素质而言——这里的领导素质指的是领导业务素质。我们目前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在国内范围来看，专业业务素质是不高的，难以抗衡非国有经济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就世界范围来看，专业业务素质是偏低的，难以抵御全球化经济带来的冲击。首先，从干部的来源上看，目前的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大都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转战”过来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时还难以适应，以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市场经济时代的企业，以计划经济时代的经营思维来经营市场经济时代的企业；从干部的知识结构来看，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只有小部分受过，而且在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日异飞速发展的今天，无疑地，知识结构已经老化，已不能适应或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需求。
就领导行为而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我们政策的幼稚性和不完善性，而导致领导行为的各个层面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以大权专断为基本特点的权力腐败，以贪污受贿为基本特点的经济腐败，以奢侈腐化为基本特点的生活腐败。这三个特点构成了目前部分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行为的基本特征。
以上我们就领导形象的诸层面逐一进行了分析。可以说，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形象亟须改进。否则，我们就会出现象前面分析中所说的极坏的那一负面。而要正确地、富有成效地改进它，并使两者处理恰当，呈现良性互动局面，目前需制定实施下列的一系列政策——
第一，以新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取代现行的委托——代理关系，确定良好的监督机制，使得产权归属清晰、监督有力。这一点已在：“第二大关系”中非常详尽地阐述。此处不再赘言。
第二，加强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把政治理论学习与经常性的政治考核相结合，提高领导的政治素质，加强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政治理念，力求克服个人主义、官僚主义的坏作风。
第三，加强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专业理论学习，把专业理论学习与经常性的专业考核相结合，提高领导干部的专业素质，更新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强化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的应对能力。
第四，将“群众评分制”作为领导干部业绩评定指标的一个重要参数，纳入到国有企业领导绩效评价考核体系之中。
第五，有关部门需制定一套系统的、完备的关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生活工作待遇法规条例，在住房待遇、用车标准、公款用餐、出差、旅游等方面规定量化指标，使部门执法、群众监督有据可依，使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行为被纳入法制化、群众化轨道，以得到最大改进。
第六，加强国有企业领导形象的宣传工作力度，而不是相反地——暴露其阴暗面而加大对非国有企业领导的宣传力度。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树立一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典型，便于其余对比和学习；另一方面有利于广大企业职工和社会公众对国有企业改革及中国经济预期充满信心，亦兼有影响扩大社会消费之效。
第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正确处理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与企业各阶层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一般地，过去和现在，我们只注重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与企业各阶层关系中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不注重或忽视了两者关系中的其它两个关系——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其中，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建设取得不断发展和成就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样地，在国有企业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完善领导干部形象，处理好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与各阶层关系的重要手段。无疑地，领导干部接受各阶层批评——则有利于强化群众监督，疏导群众不满情绪，亦有利于领导发现缺点，改正错误，不断完善自我形象；开展自我批评——则有利于团结职工，形成核心凝聚体系，使两者关系不断处于良性平衡之中。因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正确处理国有企业内部矛盾的恰当有力手段之一，应不断使之发扬光大。
第八，要在国有企业中形成以“提上来，走下去”为特点的这样一条群众路线。所谓的“提上来”，是指这样一种干部交流机制：不但要注意企业干部的横向流动——各单位之间、各科室之间的流动，也要注意干部的纵向流动——注重不断地从基层中挖掘人才，发现人才，充实企业干部队伍，输入新鲜血液，增加了解实际情况的干部比重，克服主观主义作风；所谓的“走下去”，是指企业干部要经常下到基层，形成同职工“面对面”而不是过去的“背靠背”地对话交流机制，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总之，这种群众路线使得企业组织的各部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动态平衡而不断充满生机与活力。
第九，实施“科工结合”是国有企业走群众路线的又一表现形式。所谓的“科工结合”工程，就是国有企业科研人员要到工人中间去，要到生产第一线，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而不是闲置无为，更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完成技术革新。这是实践观点、群众观点的结合在国有企业技术革新中的反映；这是有的放矢，盘活科技人才资本存量；而不是无的放矢，空发牢骚的无所作为。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政策不是我的首先发明，而是日本人的发明，亦被应用于日本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实践，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政策是符合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特殊国情及中国国有企业实际情况的，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的“第六大关系”中还要详细阐释。
六、国有企业保留收益、资本配置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下面几个问题：
l 为什么一部分国有企业将所得的政策性贷款及企业其它收入以民间储蓄形式存入银行？
l 为什么共和国在改革发展史上屡次放贷而国有企业仍一无进展，反陷困境？
l 为什么国有企业历经改革反而大量破产、资不抵债，简单的再生产难以维系？
……这些问题是如此之多，如此之重要，以致我们不得不思考又不能不给其以正确的回答。
要正确的回答上述问题，就不能不正确的分析国有企业保留收益、资本配置与资本边际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以正确的政策处理之，以使我国的国有企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并光大之。
我们知道，除了一小部分国有上市公司外，目前国有企业的大部分，保留收益不足或严重不足。存在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历史性原因，亦有现实性原因。所谓的历史性原因，是指在共和国创建之初，我国国民经济处在“一穷二白”的历史定位上，国家财力不足，又受国际经济封锁与制裁，“自力更生”指导方针的唯一选择，使得我国要想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能依靠在既建的国有企业身上不断地“抽血”，以资逐渐地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布局。同时，“企业办社会”的职能使得企业的非经营性投资加大。这种“抽血”政策的负面效应是使得国有企业的保留效益先天不足，出现严重的“贫血”现象。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保留收益不足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等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管理及企业生存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拨改贷”的政策出台之前，这种症状被一时地掩盖和忽视了；其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种历史形成的“贫血”现象则给企业带来了后患；所谓的现实性原因，一方面出于宏观的部分改革政策的失误上，一方面出于国有企业在竞争要素的优化配置方面缺乏经验，尤其是保留收益、资本配置与资本边际效率三者的关系上处理不当，使得企业本体素质不高，竞争乏力，从而使得改革开放之后步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依然存在保留收益不足，从而演绎出现实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窘困之状。
我们一贯地提倡实事求是。既然如此，我们就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客观地面对国有企业收益不足这种普遍状况，并以此为出发点在国有企业保留收益不足、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来正确处理与资本配置、资本边际效率的关系。
保留收益、资本配置与资本边际效率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正确地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循环关系。即，国有企业保留收益的不足，需要资本配置更加合理，如此才能使有限的资金产生更大收益；合理的资本配置则使企业竞争要素得到优化组合，产生有效的市场力量，使得资本边际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资本边际效率的提高则使企业保留收益得到充分增长、提高。
这就是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个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到，要提高国有企业保留收益，强化效益，加大市场力量，提高产品附加值，都需要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而我们要在国有企业保留收益不足的既定条件下处理好与其他三者之间的关系，则需要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在资本配置、资本边际效率方面的历史情况作一检讨。
首先，我们从资本配置层面来分析一下国有企业的不恰当表现：
倾斜于工资奖金分配——这个动作主要出现在八十年代的后期，其主要意图则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其作用则在于争取国有企业广大职工群众对改革的支持。
就当时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来看，这种工资、奖金攀涨之作法及幅度，绝非实事求是地量力而为，其政治功用色彩极其强烈。其结果是，政治效应达到了预期目的，而其经济效应则相反——一方面企业成本大幅度增加，企业收益严重受损，企业后期竞争力严重减弱；另一方面则导致其后的通货膨胀的发生，引发了一部分群众的不满，使得“六·四”政治风波得到了部分群众的支持。
在企业保留收益不足的前提下，企业的激励机制应侧重于精神激励，而不要搞物质刺激。相应地，资本配置亦应倾斜于其它竞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