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个先进村看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路

作者： 党向民 王文广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农村的任务最艰巨、最复杂。对于农村实现小康，近年来有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探讨较多，对调整生产关系方面涉猎较少。而这后一方面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一方面，有时甚至显得更为重要。本文想就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问题，做一点探讨，提出点建议。

一、三个先进村

先介绍几个实行统一经营、走发展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普遍以“大包干”为特点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代替了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各地仍保留着少量合作社，后来又出现了几个“分而又合”的村子。这些村社，大都办得很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了共同富裕和小康目标，有的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这里只介绍三个先进村。

南岭村

位居深圳市布吉镇，是个190户，800多人的小山村。改革开放前，处于食不果腹、贫穷如洗状态，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许多人偷渡到香港谋生。80年代初，生产队得到30万元征地费，村党支部书记兼第一生产队队长张伟基，说服村民把这笔钱作为“母鸡”发展集体经济，办起电子厂、松果厂。接着一年内七八家企业问世，到89年共办起37家企业，还有果场、养鸡场等农业企业。经过20多年艰苦创业，两个文明比翼双飞，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小康村。2002年有集体固定资产8亿多元，集体经济总收入1.9亿元，人均纯收入10多万元，全村实行了工资与分红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村民享有公费医疗，老人享有退休金......全村无一人吸毒，无一人犯罪，无—例超计划生育，未出现黄赌毒现象。今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再度访问时说：“南岭村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

总支书记张伟基，从当生产队长起就谋划一条治穷致富之路。80年代初，用征地费办起两个厂后，有了68万元生产基金，而村上另外三个生产队总共才有900元生产基金。为了全村共同富裕，他说服本队群众，并经上级同意，实观了四个队合并，坚持统一集体经营。当年全村人均纯收入610元，摘掉了穷帽。后来，南岭的企业越办越多，越办越大；并开辟千亩果场，建成50亩面积的养鸡场，平整出300亩山地种蔬菜。这个村虽有独资、合资企业，但无一户搞个体私营经济。这样，一方面全力发展集体经济，一方面实行劳动报酬工资制度和年终分配制度，加上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就实现了共同富裕和小康目标。

南街村

是河南省临颖县的一个普通村庄，有800多户，3000多人，2000亩耕地。过去，也是个穷村子，一个劳动日仅0.27元。近20年来，在支部书记(现为党委书记)王洪彬等一班人带领下，艰苦奋斗，白手起家，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变成了繁华美丽的现代化城镇。到2002年，全村有30多个集体企业，4个中外合资企业，一个集体农场，总产值达到14亿元，集体固定资产12亿元，人均纯收入6900多元。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他们还大力发展教育，用毛泽东思想育人；从严治党，自觉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内外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提出“外圆内方”策略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任务，进行有益的探索。从而取得了物质、精神、政治文明的全面丰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国内外人士的广泛赞誉。原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同志考察时说：南街的“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这个路子很好。”原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老将军视察后说：“你们的经验很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南街村的快速发展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1）“分而又合”走统一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之路。1981年实行“大包干”，村里的一切公共财产都分到了户，两个厂也包给个人。结果三年下来，村民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差别，粮食亩产降到500多斤；两个厂的承包户发了财，该交国家和集体的不交，村民干活的工资都不能兑现，村民纷纷向省、县告状。面对严竣的现实，支部开会研究，按照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结合自己的实际，先是把两个厂收回来，由支部集体承包，随后按群众要求逐步收回承包地，建立集体农场。结果，两个厂当年盈利，还清了债务；农业实行规模化、机械化、水利化、科技化经营，很快粮食亩产超过千斤，林牧业产值翻了几番。这样，工农业迅猛发展，1998年前，总产值几乎每年翻一番，以后连续稳定的发展。(2)实行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制度。供给制体现共产主义因素，工资制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他们认为，这样做既利于缩小差别和共同富裕，也利于克服人们的私有观念和私心，增加共户主义因素。供给部分约占70％，包括住房、房内一切设施，用电、用气、粮食、教育、养老、医疗等，多达36种。工资部分约占30％，一般每人每月200元，最高250元，外聘技术人员可以上千元。干部均为250元。为什么定为250元?因为当地人把“二百五”与“傻子”、“缺心眼”视为同义词。讨论时大家意见不一。王洪彬说，二百五是南街人的精神，我们就是要当好群众的“二百五”，因此，就定为二百五十元。(3)实行“外圆内方”策略。外圆，是放眼世界，跟上形势，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积极发展商品经济，与国内外市场接轨；内方，是指内部思想建设与经济管理制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反对腐败，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他们和日方搞了四个合资企业，给日方人员修建一个小别墅：在经济交往中，好处费、辛苦费等也收，但都要交公。强调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开展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活动；自觉加强党的建设，积极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干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4)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他们认为，党的理论就是一句话：取消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信念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不为共产主义事业去奋斗。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世界大同，但世界大同要分国家分地区乃至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实观，所以他们大胆提出要把南街村建设成共产主义小社区。小社区是指村内有一定的共产主义因素和一些基本特征，但不是共产主义社会。通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小区建设已取得很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巩固，共产主义因素增加。

滕头村

是浙江省奉化市一个村民不足800、耕地不足千亩的江南小村。从前也是个闻名的穷村，人均纯收入只七八十元。如今已发展成为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的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60年代初，他们开始改土造田，投工43万个，将800亩零散的低产田改成4亩见方，整齐划一、旱涝保收的“吨农田”。80年代初又组建集体农场、农机服务队，逐步形成了规模化经营、市场化运作、科技化生产，集立体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同时，从1994年起办起建筑队、园林绿化等企业，现已发展到37家，拥有ABC三个工业小区，形成以服装为支柱行业的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 2001年全村社会总产值达到12.1亿元，人均纯收1.3万元，已成为月有工资、老有所养、家家新楼映碧水、条条街路藏绿荫的达到全面小康标准的先进农村。1991年10月，江泽民同志来此参观，说藤头“是一个了不起的村庄”。

这个村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呈现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坚定不移地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道路。他们认为，农村脱贫致富道路有多种，但他们选择了一条依靠发展集体经济，以村富带动民富，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子。因此，始终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当作中心任务来抓，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这个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人民公社时期，他们抓改土造田工程，包产到户后，不忘巩固扩大集体经济。后来的深化改革中，又在稳定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建立土地流转机制，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大型畜牧场、农机服务队等“五场一队”；对集体企业进行多种形式的改组，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包括股份合作制和个私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1990年到2001年10年间，村集体收入增加11.5倍，村人均收入增加4倍，创造了8000个就业岗位。(2)抓先富，不忘共富。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在分配方面，既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对为集体贡献大的人给予较高的报酬，又不使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差距拉得过大。随着经济的发展，还尽力多办集体福利事业，做到少有教，老有靠，病有医，家家烧沼气，户户有保险；做到了全村没有一家暴发户，没有一家困难户，家家都是小康户。(3)抓发展，不忘保护生态环境。他们坚持“生态兴村”之路，把生态和谐作为发展方向。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说：“我们追求的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村里专门成立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对村民进行环保法规教育，增强环保意识。他们舍得花钱改善生态环境，绿化、美化、净化村容村貌。在发展与环保发生矛盾冲突时，坚持环保为先，“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银山”。这个村子已实现“清清渠水绕村庄，绿树成荫花果香”的生态环境。荣获联合国颁布的“全球生态500佳”，获国家旅游局颁布的“AAAA级景区”。

二、几点思考

从上面三个先进村的事迹和经验中，可以看出许多深层的原因和规律性东西，这里着重从生产关系方面谈几点看法：

1、走发展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道路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最佳选择。（1）三个先进村的实践证明，走发展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道路能最快最好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道理显然，组织起来力量大，能办一家一户办不了的许多事；集体经济姓“公”，能够办许多公共公益事业，加上有个“好领导”等条件，就能把经济、社会等事业搞得最好最快，创造出其它所有制和经营形成难以创造的奇迹。南街人说发展集体经济有四个好处：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共同富裕，有利于抗御自然灾害，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的穷村很多，为何三个村等少数村庄能在很短时间内脱贫致富奔小康，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原因固然很多，看来最主要的还是组织起来，坚持统一经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2)三个村的小康之路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原则的论述中，谈到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这些重要内容。三个村这方面都做得很好。这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也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那句名言：“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3)三个先进村之路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的最佳选择。人们都称赞三个先进村好。好在哪里：一是好在生产力大发展，人们都过上了幸福生活；二是好在坚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这后一点尤为重要，只有方向对，才能成果丰，如果走到资本主义方向，那就一切“皆空”了。虽然，现在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普遍推行三个村的经验，但可以进行试验，予以逐步推广，一步步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大道前进！可见，三个村之路，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的最佳选择。

2、“家庭经营”的路子难以全面实现小康和共同富裕。现在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是一种双层经营体制，但由于各种原因，统一经营层次越来越弱，集体经济越来越少，已基本上趋向单层经济，成为一种小农经济。据说现在单层经营的农户约占三分之二左右。这种家庭经营，在改革之初，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生产，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很快就暴露了许多弊端，如：由于势单力孤等原因使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处于缓慢乃至停滞状态：拉大了农民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了贫富悬殊甚至两极分化；集体经济被削弱，难以发展。“空壳村”增多，基层组织“无钱办事”。如收入差距方面，江苏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595元，其中10％的高收入户达10235，比上年增长14.3％，而10％的低收入户只1146元，反面比上年下降3％，出现“有钱的更有钱，无钱的增收难”的情况。山西某贫困县一个经济发展处于中上游的村镇，有605户，3000多人，2000年，存款10万元以上的富裕户占7.5％，存款5万以上的小康户占7％，收支略有盈余的中等户有10％，入不敷出，欠债累累或收支勉强平衡的占65％。这说明，靠家庭经营奔小康是很难的。不论达“总体小康”（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未达标)还是达“全面小康”(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000元)，都很不容易，就是平均数达到了，平均数下还会有不少低收入户、贫困户。而且这种现象无法彻底解决，因为一家一户的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是条件好、有本事的上去了，发了财，缺乏劳力、遭遇天灾人祸的下来了，成为贫困户。现在，老贫困户加上这种返贫困户，一般大约在30％左右，城郊和较发达地区也占10％左右。如果总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在低收入和贫困线上挣扎，恐怕不能说“小康”达标了。有人说发展龙头企业推行“公司+农户”的产业化经营，能致富奔小康。恐怕也不见得。因为，一则龙头企业的覆盖面有限，只惠及附近的部分农户，二则许多地方受条件限制办不成龙头企业。而且即使办得好，多为私营“老板”，他们获利多；几百上千的农户发展也不平衡，有好差和贫富之分。有比较才有鉴别，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和家庭经营两个路子，谁快谁慢，谁好谁差，不是一目了然吗? “家庭经营”形式已经搞了几千年了，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桃花园”。怎么今天的一些共产党人竟对之期望过高乃至“流连忘返”呢!那种过于强调家庭经营的“稳定”，甚至说“30年不变，30年以后也没有理由变”，是不利于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

3、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合作化运动。如何看待50年代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运动? 《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具体道路和巨大成功作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应当说，这些结论性意见，是正确的、公正的、全面的，是符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农业是否发展，尤其粮食是否增产，是检验合作化正确与否的主要尺度。请看有关数字：互助组普遍发展和初级社较快发展的1955年，粮食比上年增产8.5％，1956年基本上实现初级合作化，虽遇几十年未有的大灾荒，粮食也比上年增长4.8％，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时，虽有求成过急等问题，1957年粮食也还增产2.5％。这足以说明合作化是正确的，路子是对的。还有两组数字也很说明问题：一是1952年——1979年合作化时期的27年，粮食年均增长2.5％，1980年——2001年改革开放后的22年，粮食年均增长1.6％，少0.9个百分点；二是改革开放的前7年(1973—1979年)粮食年均增加1309万吨，改革开放后7年(1980-1986年)，粮食年均增长843万吨，比前7年少56％。两组数字中的差距，虽不能完全准确地说明问题，不能由此说，谁好谁不好，两方面的巨大成绩都应肯定，但也绝无理由贬低和否定合作化的历史功绩。实事求是的讲，应当说合作化的优越性不亚于家庭经营。前30来年粮食增产和农田水利等建设的巨大成果来自于合作化；包产到户后的一度增长，也与过去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的“遗产效应”有关；三个村等先进村这些年创造的奇迹更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合作化的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可以引出这样一点反思：推行“包产到户”(实为“大包干”)时，如能不搞“一刀切”，把办得较好的10—20％的合作社基本上保留下来，加上各种责任制，逐步予以扩大，使之能占30％或更多。那么现在的农村小康建设形势就会好得多。

4、三个先进村之路符合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和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个体农业改造和走集体化、合作制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马恩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第635页)恩格斯说：“我们对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同上，第4卷第310页）。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俄国的情况提出：在无产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365页)他主张从流通领域把农户组织起来，起初是供销合作社，然后是生产合作社。毛主席1949年3月说：“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这些重要而精辟的论述，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社运动的指导思想。我们党正是把马列主义理论和本国实际相结合，才创造了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无疑，三个先进村的实践，也必与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的指导密不可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对于农业改革有过许多论述。他说：“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5页)1990年3月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三卷第355页)1992年7月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又说：“在一定条件下农村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还是必要的，如果条件成熟，农民自愿，不要阻碍。”“如果老是仅仅依靠双手劳动，仅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将来也不向集体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应当说，三个先进村的思路和做法是符合上述思想的，也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取得的。第一，三个村没有搞“包产到户”或“分而又合”，是从当地实际出发，按农民要求办的。而且当时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有“为主”就有“为辅”，少数地方坚持统一经营的责任制也是可以的。第二，三个村具有班子强、有带头人和集体经济发展等“一定条件”，从而搞起集体化、集约化经营，改变了“一家一户耕作”和“双手劳动”的局面，向农业现代化奋进，这都符合邓小平同志的要求。第三，南街村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任务，虽然邓小平未提及，但一则与“发展新高水平的集体化”的要求相一致。“高水平”中必然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也会含有共产主义因素。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可以说就是干这种“增加因素”的工作，否到，不成其为共产党人了。二则邓小平多次说过：“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正是这一论述的实践和具体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有益探索。江泽民同志1996年3月，在参加人大江苏代表团的讨论时也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农村的发展要实现两个飞跃”，“将来都要逐步走向新的集体化、集约化，这是实现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同志发出“两个飞跃”已10多年，农村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通过加速发展，深化改革加以解决。现在，应当把如何实现“第二个飞跃”作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课题纳入工作议题，做具体部署了。

三、几点建议

依据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和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参考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步伐，更好地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特提出以下建议。

1、学习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制理论，端正思想认识。党的任何一项重要工作都需要思想先行。由于“合作化”问题，多年来已被许多同志淡化、遗忘，甚至存在某种偏见，就更需要首先解决好认识问题。不提高和端正认识，不从一些模糊的错误的认识、乃至某些“禁区”中解放出来，不改变“谈合色变”的心态，组织新的合作制和集体化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应当开展一次大的学习活动，组织全党认真学习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学习中央有关文献，并与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相结合，切实领会其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实现“第二个飞跃”的重大意义；紧密联系过去互助合作运动和现阶段农业改革的实际，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端正思想认识。这个学习应从高层领导和领导干部做起，然后推及全党、全体干部，并在新闻媒体上适当宣传，造成一种强烈的态势，为开展新的合作制和实现“第二个飞跃”造舆论。

2、大力发展以股份合作制为主的多种合作组织。在实行20多年家庭承包制的情况下，新的合作制如何起步，着重发展哪些形式，先发展什么、后发展什么?一定要按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不可简单从事。笔者以为可考虑这样一个思路：先是广泛组织以股份合作制为主的多种合作形式；然后逐步向以高一级的集体化为主的合作制过渡；最后再向更高级形式的有较多共产主义因素的合作制过渡。具体的讲：（1）当前着重发展股份合作制并兼及其它形式。股份，主要有集体财产折成的集体股，农户的承包地等生产要素加入的个人股，并按之分红；合作，主要对土地、劳力、资金等进行统一管理和经营，实行合理的分工与合作，实行按劳分配、自愿进退和民主管理的原则。浙江、山东、北京郊区、西藏等省市区组织了一批股份合作制，效果很好，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西藏白朗是个穷县，创造出用股份制形式经营的路子。四个粮食基地乡的农民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统一分红，采用先进技术和机械化，并举办粮食加工业。结果，很快富起来，人均有粮750公斤，人均收入年增几百元。股份合作制的优点很多，一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进行，保留土地承包权并分红，还进出自由，因而不影响政策稳定，使农民易于接受，还能起到家庭经营到高级合作形式间的承前启后作用。二是利于发挥集体和个体两个积极性，能较快的发展生产力和壮大集体经济；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并实现共同富裕；利于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农民走向市场；利于实行集体化、集约化、实现“第二个飞跃”；利于对农民进行教育，提高其文化思想政治素质，全面实现小康。

这些年，农村还出现了其它一些合作形成，如专业合作社或协会、农村生产联合体、农业经济合作社、扶贫合作社和共有制等。其中专业合作组织较多，能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和农产品加工、销售，以及二、三产业等方面专业性的合作与服务，也可以成为农户和龙头企业间中介组织，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这些合作组织可以在大力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同时，广泛的发展，有的还可逐步向股份合作制过渡。

云南省的“直过区”可以普遍组织新的合作社。全省解放初期还有近50万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来的十几个少数民族。由于他们还没有发展到完全的私有制和家庭经营阶段，有“伙种、伙收、伙分”的集体耕作和分配习惯，因而直接组织合作杜，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尚觉顺利。但由于缺乏独立经营能力，实行家庭承包制则不甚适应。因此包产到户后不少人由于不善、不会独立经营而造成生产下降和生活困难。近年来，虽有好转，但困难仍大，难以脱贫致富奔小康。因此，应在那里采取特殊政策，可以组织股份合作制，也可以重组过去的初级社、高级社。

3、宣传和推广先进村的经验，逐步走向高水平的集体化。这里，也要先解决个认识问题。三个先进村之路有无普遍意义?有人说：“这些村毕竟特殊性的成分较大，并不具备真正普遍意义”。此说难以成立。三个先进村等固然有其特殊条件，但并非特殊到其他村社“全然皆无”、“完全做不到”的地步。如“有个好带头人”、“集体经济发展”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从前10％— 20％办得比较好的社也是有的。就是一时不具有的村社，经过努力工作也是可以从无到有，逐步赶上来的。南街村倒是最特殊了，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杜区”。但也不至于特殊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绝无仅有”的程度。我国既然是杜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方面就必然有大量的社会主义因素。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社会主义因素中必会含有诸多共产主义因素。因此，“南街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接着出现若干个、很多个“南街村”也不奇怪。以色列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竟然出现200多个“集体农庄”、“人民公杜”式的“基布兹”，成员10多万人、产值占全国农业产值的40％，成为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许多总统、部长等高官都参加过。资本主义国家尚能出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事物，社会主义国家难倒不可以多出现些共产主义因素的新事物吗?

那么，应如何正确对待“先进村”呢? (1)适当地宣传他们的先进思想、成就和经验。过去，在某些媒体上有所宣传，但日益减弱。近来，对南岭村、滕头村、华西村等也有宣传，但讲生产力发展多，讲生产关系和集体经济少，讲一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多，讲先进思想尤其毛泽东思想育人和改造世界观少。对南街村各大媒体一直宣传不多，近来几乎销声匿迹，这也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因为相形之下，对资本主义东西、低级庸俗的东西、乃至反四项基本原则知“非毛化”一类的东西，反而宣传的多了。建议今后对他们走发展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道路，干着社会主义想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从严治党、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的做法，以及取得的骄人业绩等，多宣传一些，有些内容可以不断地反复地宣传，把他们的高大形象树起来，鼓舞、激励人们学习他们的精神和某些经验。(2)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试点和推广。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各级领导可着手做试点和推广工作。南岭、滕头式的典型，每县可搞个把试点，南街典型，每地州市也可搞上个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在普遍推行股份合作制中，各省地县如能通过试点和适量推广，拥有自己的若干个先进村典型，然后，在一定的时候成批量的发展，若干年后使之成为主要形式，那么届时，不只小康告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有望了，共产主义目标走近了。

4、加强领导，统一规划，努力实施。各级在制定农村全面建设的规划中，应把发展新型合作组织和实现“第二个”飞跃列为重要内容。为抓好这一重要内容，各级领导要重温合作化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解剖几个“麻雀”，总结几个典型经验。还可到外地参观学习，并听取专家学者意见，进行科学论证。然后，作出正确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长短期规划。规划之后，要狠抓落实，主要领导率领精兵强将，搞好试点，抓好推广工作。工作步骤和重点，现阶段，应着力抓股份合作制，用部分精力抓先进村试点，适当兼顾专业合作社等形式。争取在5年左右的时间，形成股份合作制为主的高低级多种合作形式并行的局面，把三分之二至少半数的农民组织起来。接着，再用5年左右或更长的时间，完成由股份合作制为主向“高水平的集体化”为主的转变。这两大步大约需用近20年时间，与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同步，2020年基本完成。再接着，再用10年左右或更长时间，做好向南街式的更高水平的合作制过渡，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相同步，向建设成发达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迈进。如此，则农村的贡献莫大焉，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望焉，世界革命的高潮将来临焉！


党向民（原云南省委常委、省农林党委书记、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王文广（原省委党校副教授、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