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三）

三、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

（一）

“文化大革命”历经了十年之久。这究竟是像毛泽东所说的，是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面对现实，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把“红旗”扛到底的一场“继续革命”？还是如邓小平认为的，“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动乱、灾难和浩劫”，而应当予以全盘否定？怎样来正确评价这场震撼中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个对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负责的重大原则问题。

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面前，是容不得有丝毫的从个人恩怨角度考虑的。否则，就根本不配称为一名共产党员。历史从来就是这样来要求每一个革命者的。

共产党人的鼻祖马克思在这方面为每一个革命者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1871年3月，巴黎工人阶级举行了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起义，成立了巴黎公社。公社是无产阶级运用暴力革命手段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

在起义前的1870年初，马克思审视当时的形势后，曾警告巴黎工人不要采取硬拚的愚蠢举动。然而当起义巳经成为事实后，马克思不是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不是对巴黎公社式的革命尝试全盘否定，而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为公社社员“冲天”的革命英雄主义呐喊叫好。正如列宁所说的：“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马克思）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椐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椐巴黎公社社员的革命经验而做出的。”这就是：“特别是公社巳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这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尝试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正是每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真正的革命者如今来正确评价“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楷模。

（二）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一直到“李自成”、“洪秀全”，最终都遭到失败，或者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以先进的革命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因为或者是起义成功后，“领导权”被隐藏在起义队伍中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所篡夺；或者是起义成功后，领导人骄傲自满，贪图享受，自己当起了“奴隶主”；或者是起义领导层中居功自傲，互相争权夺利，给了“敌人”以反朴的“机会”……。总之，都是起义革命成功后，在“领导层”中出现了“问题”所造成的恶果。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东欧各共产党国家和苏联所以相继出现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接班人）在信仰上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思想上不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在生活上向往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求个人享乐、蜕化变质，当“官”做“老爷”，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因此，在政治上必然以“阶级合作”“阶级投降”替代“阶级斗争”，推行了一条“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路线。所以，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愿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愿意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特别是不承认和不愿意在经济基础公有化以后，再在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领域里搞“阶级斗争”，进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一句话，同样是在“领导层”中出现了“问题”，变“修”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头子们，正是挖空心思地研究和分析了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因果事实后，在用武力无法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下，提出了用“和平演变”的策略和手段，来对付和最终消灭风靡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
如今，东欧的共产党领导纷纷倒台“瓦解”，苏共的下台和苏联的“解体”，这些前共产党国家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和“西化”的铁的事实，历史巳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这个“真理”。
毛泽东，作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在认真总结和分析了古今中外人民起义和革命成功却又最终失败的教训后，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此，发动了一场旨在“反修、防修”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无论从总结历史上人民起义革命的经验教训角度来看，还是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严重危机来说，都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是无可非议的，是应当载入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史册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武装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路线分岐和斗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毛泽东主张，在革命胜利执政后，共产党人“不是为做‘官’，而是要‘革命’”。因此，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坚持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必须继续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各个方面进行革命，对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实行全面专政，以适应变化了的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促进人民的思想革命化，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以此为“动力”，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力增强国防力量，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的入侵企图和解放台湾。为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应有贡献。
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从其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认为在革命胜利执政后，由于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所以要保护“私有制”，“依靠资本家们”的知识和技术来发展生产力。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后，再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因此，不应该再提“阶级斗争”。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改造初步胜利后，认为“阶级巳经消灭了”，“阶级斗争熄灭了”，应当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因而，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反对缩小“三大差别”；反对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各个方面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种“论调”，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作了‘大官’了，有了‘大官’们的“利益”了。因此，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了，不革命了，特别是不愿革自己的“命”了！显而易见，刘、邓的观点和论调是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是根本不符合当时处在帝国主义严重包围和国内依然存在着严峻阶级斗争现实的中国“国情”的；是一条“依靠资产阶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其实质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为了保护“作了‘大官’们的利益”。
刘、邓等人对于毛泽东对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多次批评和邦助不予理采。并且，发展到依靠自己的一套组织人马进行宗派对抗，搞“独立王国”的地步。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无情事实，更加促使毛泽东不能不对自己“百年”后的中共和中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忧心忡忡。于是，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发表了“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挖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当然是“十分必要，非常及时”的事了。
因此，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有政治头脑的革命者，都不会也不应该错误地把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认同为：“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动乱、灾难和浩劫”。是什么“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而是出于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所作的错误估计”，“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混淆了敌我”；是什么“在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把许多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左倾错误”，而对其全面的彻底的予以否定。

（三）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列”的“革命”。正因为这是一场“巳经执政了的共产党革除自己肌体上的‘毒瘤’”的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借鉴”的“特殊革命”，是一种开创式的“革命尝试”。因此，在其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误”。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不应当回避这些“问题和错误”。同样，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应当像马克思总结和对待“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那样，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椐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而不是从个人的恩怨出发，错误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否定。
“文化大革命”在进行过程中，有着许多的“错误”。有些是应该而且是可以避免的；有些却是难以避免的。例如：
毛泽东本意是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一次“开门整风”运动，使广大的党的干部在群众运动中洗一个“热水澡”，邦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关”。然而，由于方法“不够稳妥”，反而使大多数党的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毛泽东本意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加速思想革命化。然而，由于出现了“权力真空”的失控局面，客观上造成了产生“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派性思潮”泛滥的“机会”。其结果是反而最终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本来是应当像《十六条》中所规定的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采用自下而上地开展“四大”，广泛地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方式进行的。然而，后来却无奈地发展为依靠群众组织领导的“自流”式的大批判，这不仅没有达到广泛“自我教育”的目的。反而“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多杀多”的社会混乱局面，伤害了许多不应伤害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带来了许多不应有的严重后果。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这些错误的存在，造成了“革命过分狂热”，而“‘生产’却受到影响”的不协调状态。使国民经济和生产秩序，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的严重后果。
还有，“林彪事件”的出现，除了印证了列宁所指出的：“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这个客观真理外，也表明了毛泽东在“知人善任”问题上；在当“林彪问题”刚开始萌发时，采取“不使其走向极端反面”的“处理方法”上，都存在着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不足”和“错误”。而“四人邦”宗派的出现，特别是对江青的“参政”，毛泽东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此外，在“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后，又重新受到毛的“轻信重用”，最后又被“打倒”的“反反复复”。虽然毛泽东有着难言的苦衷，但是，在客观事实上却造成了广泛的“思想混乱”和“严重恶果”，种下了“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的祸根。
毛泽东没有掩饰自己的这些错误。他在世时，承认搞“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不够稳妥”。而正是这个“不够稳妥”的错误，在他去世后，被邓小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文化大革命”全面的彻底的否定了。
应当客观地说，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可以从在“文革”中，毛泽东不时地发出多达几十条的“最新指示”，及时指导这场运动的客观事实来得到印证。“林彪反党集团”以及“林彪自我爆炸事件”是一个孤立的和这场“文革”运动本身没有直接关联的“问题”。同样，“四人邦”所以成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集团”，只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他们与华国锋之间争权夺利的“火拼”中的罪恶。因此，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来看，他们在“文革”中的种种言行“表现”，在总体上，都是在毛泽东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框界下进行的。所以，不应该也不存在因为他们是“两个反革命集团”，而得出“文化大革命”就由此成了一场“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动乱、灾难和浩劫”，一场“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四）
认真地分析“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错误，从毛泽东本人自己坦认的这些“不够稳妥”的错误中，我们可以看出：
１）、毛泽东在发动这场“没有先例的”革命运动时过于“自信”。因而，他对在这场运动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困难”和“意外情况、问题”估计不足，在思想上预先缺乏慎密的考虑和准备。而认为只要有了“自己的崇高威望”和忠于自己的“军队保证”，就不怕“天下大乱”。“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这就为运动的“无序”和“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的泛滥提供了客观“午台”，造成运动出现了“不够稳妥”和“失控”局面，无端地伤害了许多不应伤害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其实际效果恰恰和自己“要相信和依靠９０％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主观愿望相反，是“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两个“９０％以上的群体”。而“林彪事件”的意外出现，更是“雪上加霜”，使得他不得不饮下了自己酿出来的“苦酒”。
２）、“文化大革命”要挖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要“解决刘、邓司令部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化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这么许多艰巨的任务，必定会触及到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各个层次人们的“灵魂”和“利益”，也就必然会迂到各种各样的强烈“阻力”。毛泽东在他亲自制订的“文革”《十六条》中，虽然意识到了这许多的“阻力”，但是，在实际上却没有认真地重视和对待这种“阻力”，而是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口号下，让群众“自流”地把这所有的“阻力”简单地一冲了之。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了“失控”冲击，反而徒增了许多新的“思想阻力”。而这些被强力硬冲垮的“阻力”，虽然在形式上不存在了，但是，并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因而,在“文革”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时时刻刻在有形和无形地起着“阻碍作用”；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具体组织领导的“失控”和“自流”的群众运动本身必然导之“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泛滥。这些，都进一步加重了“文革”运动进行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这许多的“阻力”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来自广大的党的各级干部，他们对毛主席要打倒的“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推行的一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一点认识不清，从而造成对发动这场“文革”运动的做法“不理解”。
产生这种“不理介”的阻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Ａ）、广大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从几十年国内革命战争的战火洗礼中造就的工农干部。他们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上，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继续革命，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战胜资产阶级，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上却不甚了解、懂得不多。
（Ｂ）、广大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建国以后在“党中央”内部发生和发展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的这场“路线斗争”的严重程度，以及会给“未来中国的前途”产生的严重后果“不清楚、不了解”。多数人认为这仅是“在中央领导工作中存在一些看法上的差异”而巳。
（Ｃ）、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们从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就习惯地信赖和无条件地服从以毛泽东为首的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因而，对建国以后，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内出现和发生的这场“严重路线斗争”这个“新的问题”，由于对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懂得不多，对上层的这场“路线斗争内幕”不知“情”，所以，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必然一下子难以认清、难以认同、难以适应。
（Ｄ）、革命成功后，身居领导地位的他们，有的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一些“官气”；有的出现了可以“松一口气”，过过“和平生活”的想法；有的产生了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私念……。因此，在主观上，对刘少奇等人推行这条“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继续革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轻轻松松搞建设”的错误路线，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难以识别，在感情上却容易接受。
（Ｅ）、许多党的干部和群众在刘、邓压制革命群众的“资反路线“误导下，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当作了又一次像１９５７年那样的“反右斗争”。因而有意无意地“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搜集“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成了运动的巨大阻力。
（Ｆ）、他们这种对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要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部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不理介”和执行“资反路线”的做法成为“阻力”后，被红卫兵造反派“娃娃”们戴上了“走资派”帽子，遭到了过火的“冲击”。这使得自认是在“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做党的驯服工具”的他们，不仅更加“不理介”，而且，又增添了新的“冤气和不服气”。
（Ｇ）、“一月革命夺权风暴”把他们从业巳瘫痪的领导岗位上赶了下来，靠了边。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在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中，在革命大批判的内容中，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逐渐地对为什么发动这场“文革”运动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例如，赵紫阳后来在回忆“文革”当时情况时，曾不无感慨的说：“记得毛主席在一次会议后对我说：‘要正确对待群众和自己呀，不要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其实我们自己比起群众的认识来往往落后一大截。这个差距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好了，就可以通过各种难关，如果解决不好，今后还要跌跤。’这句话也使我反思自己了很久，不能说毛主席的话没有一点道理。” 然而，对多数人来说，在内心却对这场“文革”运动更加“冤气十足、耿耿于怀”。
上面这些造成广大党的干部成为“阻力”的原因，对大多数干部来说，只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采用什么“方法”来“化解”这些“阻力”，使之变为“动力”，这成了关系到这场运动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３）、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不解决“船”和“桥”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然而，这场“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没有解决好“船”和“桥”的问题，才导致了“船毁”、“桥断”，造成“过河成了一句空话”的严重局面。
“文革”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推行的一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要挖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于刘、邓推行这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路线”的严重性、宗派性，及其今后将会给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带来的危害性，毛泽东心里当然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广大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此却不了解、不知“情”、不“认识”。甚至于，还把它当作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贯彻、在执行。这个事实本身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按理说，掌握了革命真理在手的毛泽东，凭借自己在全党、全军、全国的“第一把手”的领导地位和崇高威望；凭借忠于自己的人民解放军的“保证”；凭借广大的要求继续革命的人民群众的“基础”，完全可以采取十分慎重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这场“斗争”并达到目的的。首先，在马列主义的继续革命理论学习上，在苏共和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教训上，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一次深入的系统的正面教育。在此基础上，抓住刘、邓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理论和路线这个“主要矛盾”的事实，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党范围”内，展开摆事实、讲道理的讨论、批判和斗争。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毫无疑问，完全可以相信广大的党的干部和群众是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革命的，是能明辩是非的，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的。这样形式的在“党的范围”内的路线斗争“整风运动”，“缩小了打击面，扩大了教育面”，既能有效地、稳妥地达到目的，又能深刻地、生动地进行一次现实的“路线斗争教育”，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党同志。并且，保证全国革命、生产的正常稳定和不受影响。
毫无疑问，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和卓越领导才能的毛泽东，对采用这种“稳妥方法”的“斗争策略”是十分清楚的，是轻车熟路的。然而，毛泽东却没有这样做。用他的话来说，是找到了一种“方式”、一种“方法”。即“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式，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 他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究其原因，是因为：
（Ａ）、在他看来，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潮”。正如列宁指出的，“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这种“思潮”，在充斥了“小生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如果不在全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上批倒、搞臭这种“思潮”，挖掉其“社会基础”；如果不能建立一种真正的“自下而上的”人民群众广泛监督的革命体制。那末，即使现在挖除了“刘少奇等人”，不能保证今后难免不会再出现“朱少奇”、“陈少奇”等人。毛泽东曾说过，过去，我们在党内进行过多次斗争，事实证明，仅仅靠“罢官”的办法，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Ｂ）、毛泽东自知“年事巳高”，时间不多。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所带来的“危机感”，以及要解决这种“危机”的“紧迫感”。还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对中国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使命感”，促使他在有生之年要抓紧时间，采用“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运动”的“‘一揽子’方法”，解决好诸如：“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革命的红色根椐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尽可能地为子孙后代打下一个坚实的“革命基础”。
（Ｃ）、因为“刘、邓”不仅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还有一条“搞独立王国”的宗派主义组织路线，所以必须“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
（Ｄ）、要帮助广大干部解决好“缩小‘三大差别’”、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继续革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同时，又要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只有采用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开门整风”方式、方法，才能“利用矛盾，解决矛盾”，达到“一举二得”相得益彰的目的。
（Ｅ）、毛泽东的“奴隶创造历史”观；他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还有战争年代以来的成功经验，都决定他坚信“共产党基本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过去的革命是这样，现在的继续革命更是这样。
（Ｆ）、毛泽东十分“自信”，有了“自己的崇高威望”；有“军队的保证”；有“要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三条”，就可以达到这许多目的。并且，“不怕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
然而，毛泽东由于过于“自信”，对采用这种“方式方法”可能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意外情况”估计不足，导致“运动”走入了一个“不够稳妥”的“怪圈”。即：
“广大干部由于不知‘情’、不‘认识’的原因而产生对这场运动的‘不理介’，在刘、邓压制群众的‘资反路线’误导下，充当了‘围剿革命派’的阻力，经毛数次亲自开会‘做工作’不见效的无奈下，不得不通过‘红卫兵运动’冲垮这些‘阻力’，‘自流式’的群众的过火冲击，伤害了许多不应伤害的干部，也徒增了许多新的‘思想阻力’从而使党组织的有效领导瘫痪，给‘正常的生产’带来的严重影响 ， 不得巳，只能进行‘全面夺权斗争’，由此造成实际的‘权力真空”，而出现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泛滥的‘派性’和‘失控’的群众性武斗混乱局面，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和‘稳定大局’的需要，又不得不对‘失控’的红卫兵造反派的‘派仗’实施‘打击’，这个‘打击’的‘被下面当权者利用并扩大化’，又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最终，这种‘方式方法’实际上成了一柄‘双刃剑’，在剌倒‘对手’的同时，也使‘两个９０％以上’的应当‘相信和依靠’的群体都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
本来，这柄“双刃剑”所造成的不应当“伤害”，在“文革”运动的深入发展过程中，是完全可以逐步得到“医治”的。然而，灾难性的“林彪事件”的意外发生，使得毛“乱了方寸”。“医治”巳经力不从心。“桥断”、“船毁”的客观事实，造成“过河成了一句空话”的局面。

（五）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这种“失败”，是因为被邓小平全面的彻底的否定而成为事实；是为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确认。
历史地来看，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既有毛泽东过于“自信”，导致运动出现了“不够稳妥”的错误；又有出现意外的“林彪事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关键；还有邓小平的“政治谋略和手腕”受到毛泽东的“轻信”而种下的祸根。
“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正确评介的争论却远远没有结束，在党内，在党外，在现实，在今后，这种争论也许会长期继续下去。千秋功罪，自会有历史来作出公正评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完整的理介应该是：“从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来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所以，一般地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然而，也有这种情况，一个正确的革命理论，在实践中有时也有失败，这不是因为这个理论不正确。而是由于这个正确革命理论暂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或者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差错，或者是因为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一方，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的原因。”例如，在社会斗争中，“巴黎公社”的革命尝试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国内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反复曲折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科学实验斗争中，“６６６农药”的试制成功，是经过了６６５次失败后才取得的事实，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属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表面、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本质、看到全体。不能以虾蟆“坐井观天”式的心态出发，得出“天就有一个井大”的结论来。何况，历史发展到今天，苏共的下台和苏联的“解体”；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全面崩溃和资本主义复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倒退和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实践”，巳经无可辨驳地“检验”和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一个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党政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反修、防修”，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革命理论的予见性和正确性。
正确评介“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所在，实际上巳经远远超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身范围。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个取得革命胜利后的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是否应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继续革命，还是背叛它的原则问题；是否应当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还是抛弃它的原则问题；是否应当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问题；是否应当以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为己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把“民族私利”放在首位，背弃“巳经夺取胜利的革命政党应尽的支援世界上一切‘反帝、反殖、反霸’革命人民斗争的义务和责任”的革命的原则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要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于反对革命的问题。
“全面的彻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这种观点和论调是不公正的、不客观的。因为它没有从坚持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原则的高度来提出问题；没有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峻事实的总背景下来观察问题；没有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严重危机的局面和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中共所肩负的革命历史重任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没有从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动机、目的和所要解决问题的革命本质来认识问题。而仅仅是把眼睛盯在这场“文革”运动进行过程中出现的“不够稳妥”错误的表面和局部，就事论事地来判断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落入“以叶障目”、“以点盖面”的误区，得出不符合事物本质和全体的结论来。
持有这种观点和论调的人，多数是由于对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懂得不多，认识模糊。并且，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伤害”，仅仅是从“个人恩怨、得失”的角度作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有的人是完全为了“个人翻案”的需要；有的本来就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有的则原本就是“不倒翁”式的“投机家”；有的却是以“一己私利”为唯一标准的明哲保身的“务实派”。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不够稳妥”的错误，伤害了不少党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有些还相当严重，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也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暂时的消极影响。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从中可以得出：
１）、一个马列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应当坚持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抓意识形态斗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党必须努力学习和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文化各个领域里进行继续革命，战胜资产阶级，防止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和资本主义复辟。并且，以革命为动力，改造从“旧营垒里脱胎出来”的社会，促进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政权。
２）、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现实的，严重的。这种危险主要来自“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和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影响”的共产党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修正主义分子及其推行的一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和“西化”的历史巨变就是明证。
３）、怎样防止在领导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产党中央内部，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当权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使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这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时刻要警惕和解决的首要问题。
４）、处于执政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在与党内必然会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和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时必须讲究“方法和策略”。“文化大革命”那种“不够稳妥”的错误带来的消极严重后果就是教训。
５）、这种既是“现实的”，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带有“预防性”的“党内路线斗争”，应该尽可能地采用广泛的正面教育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以达到“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和“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团结大多数的目的。
６）、这种“路线斗争”应该在不影响社会和生产正常秩序的稳定前提下，采用逐步地铺开，先党内，后党外，先局部，后全面的稳妥的方法进行，以达到予期的目的。
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巳经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在进行“揭露自己阴暗面”的继续革命时，必须是依靠党的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地向前推进，并夺取最后的胜利。不能操之过急地采取“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以期通过“一次群众运动”将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不仅难以达到目的，反而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和“意想不到的后果”，有违所衷。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是，“瑕不掩瑜”。“文化大革命”中“不够稳妥”的错误，不会也不可能盖没它本身作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
搞“文化大革命”没有错；“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有错误；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上，全面地、阶级地、历史地、辩证地实事求是的总结经验教训；不应当用一种“情感发泄式”的心态，“予以全面的彻底的否定”。
这应该是一个马列主义革命政党和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得出的正确结论。

（六）
毛泽东，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坛上叱吒风云，驰骋了半个多世纪。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组织苦难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蒋家王朝，赢得了革命胜利，使一个黑暗的中国走向了光明。作为新中国的开国之父，毛泽东被全中国人民称颂为“人民的大救星”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的一生是充满革命传奇色采的的一生。他对饱受半封建、半殖民地煎熬的中国人民的深刻同情，使他成为一位毕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领袖；他对革命真理的孜孜追求和执着，又使他成为一位继列宁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身上，既溶汇了中国千年来文明智慧的结晶，又体现了现代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理论的精华。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两者有机的、巧妙的统一，并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政治午台上展现光辉的必然产物。
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无比忠诚，不仅表现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中；更可贵的是表现在革命成功夺取政权后，没有沉湎于胜利的喜悦中骄傲自满，止步不前，躺倒在“丰功伟迹”上，当“官”做“老爷”，养尊处优，贪图起享受来。而是，清醒地指出：“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为做‘官’，而是要‘革命’。” 这种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巳的彻底革命精神，正是这位历史伟人璀璨一生中最光辉的篇章。
毛泽东是勤劳、勇敢、正直的中国人民的化身。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外来入侵的“不屈不挠传统”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硬骨头气质”，在他心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种坚持真理，勇于“反潮流”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坚强性格，在他传奇的一生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当“南昌起义”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他毅然决然地领导了“秋收起义”；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移，革命处于十分危机时刻，他毅然决然的再次挑起重担，领导党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夺取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当胡宗南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兵临城下的时刻，他带领“昆仑纵队”少量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周旋于敌人的鼻子底下。同时，筹划和指挥着全国范围内的“三大决战”；当蒋介石邀请他去“重庆谈判”时，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深入虎穴，勇赴“鸿门宴”；当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上空爆炸，全世界都在“谈‘核’色变”之时，他却对美国记者斯特朗笑谈“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在中国革命胜利，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当美帝国主义纠集十六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大举侵略朝鲜时，他说服了斯大林的犹豫和顾虑，面对敌人占绝对优势的先进武器和“海空力量”，毅然决然地号召“抗美援朝”，派出包括自己儿子毛岸英在内的志愿军出兵朝鲜，硬是打掉了美军的威风和“不可战胜的神话”；当美帝国主义挥午“核武器”大肆进行“核威胁”，苏联又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之时，他毅然决然地带头“勒紧裤腰带”，硬是依靠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拿下了“二弹一星”，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当苏联“老大哥”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大反斯大林时，他毅然决然地坚持革命原则，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驳斥，全面客观地评介了斯大林的历史功迹；当苏修集团在１９６０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纠集一些东欧共产党围攻中国共产党时，他不怕压、不怕吓、不信邪，坚决进行了原则斗争，并且，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和革命学说，捍卫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纯洁性……。
毛泽东曾经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并且说：“我和鲁迅先生的心是相通的。”是的，，这实际上正是毛泽东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是人民的儿子。他的心和广大的劳苦大众紧紧连系在一起，他始终坚定地站在全世界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受欺负、遭凌辱的无产阶级一边，向地主、资本家、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他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出发，一反维护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孔孟之道”；一反中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顶礼膜拜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英雄创造历史”的理论，坚持“是奴隶创造了历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共产党基本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正是毛泽东“奴隶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体现；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用“小米加步枪”战胜蒋介石八百万国民党军队的“胜利诀巧”；正是中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胜利，打败“海空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者的“尖端武器”……。只有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才能够拥有这种“尖端武器”，才敢于使用这种“尖端武器”。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限忠诚；毛泽东勇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坚强性格；毛泽东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是奴隶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决定了毛泽东必然发动和领导这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采用“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群众运动方式，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的方法，“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达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
一个巳经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政党，在执政以后，当然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综合国力。这不仅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对付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颠覆和侵略的需要，同时，还是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物质财富基础和支援世界上一切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的需要。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然而，东欧共产党国家和“苏共”领导的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后，造成了执政的共产党纷纷“变质”下台；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解体”。现在，这些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和“西化”了的国家巳经统统倒向了“西方”，分期、分批地加入了“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毛泽东早在１９５７年就说过：“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历史进一步应验了这一预言。如今，甚至连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以列宁命名的城市“列宁格勒”，也都复辟改为了纪念“彼得大帝沙皇”的名字：“彼得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触目惊心的灾难性的历史巨变事实，巳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条真理，这就是：革命成功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必须把“巩固革命政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放在首位。否则，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在内外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下，共产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被逐步“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正是在这样一个事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分岐和严重的“路线斗争”。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事关“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个“继续革命理论”，概括地说，就是：
１）、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发展。
２）、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４）、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党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把那些被他们篡夺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５）、要继续革命，就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应当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采用“四大”的方式，揭露共产党内的“阴暗面”，进行“开门整风”自我革命，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跳出”政权兴衰的“周期律”。同时，让人民群众在革命大批判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提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要不断地进行下去，直到全世界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就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以人为本”，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观念。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巳经被如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灾难性的历史巨变所证实，也必将继续被发展的历史所证实。
从十九世纪起，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在产生资产阶级的同时，也诞生了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由此，出现了两个“主义”，两种“理论。一种是“资本主义”理论，另一种是“共产主义”理论。
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理论家们，从“人”的本能的生存和生理需求出发，把人“动物化”，认为“自私”是人类的天性，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他们信奉“达尔文进化主义”，提出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竟争”和“优胜劣汰”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由此，得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间的不平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现象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是符合“人的本性”的理论。这种理论否定和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社会形态就是“保护私有制”。这种以“自私”为核心，以“个人利益”为驱动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残酷无情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下，在“自由竟争”和“优胜劣汰”的所谓“实现个人价值观”互相残杀下，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高速的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就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殖*****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理论和政策。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没落性后，创立了“共产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的精髓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必须通过“阶级斗争”，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制度。通过“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过渡阶段，最终建立一个公正的“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句话，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这种“天下为公”的理论，主张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前进：一方面是人类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必须对自身由“动物本能”产生的“自私性”进行不断的改造，以逐步提高“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另一方面是以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觉悟，去适应和促进“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积累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都认为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积累财富，满足人类的需求。其不同点是，一个是以满足个人“私有利益”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唯私主义”；一个是不断改造“自私观”的，以满足全社会“公有利益”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共产主义”。
人类从“自身生存、生理需求”现实的“短视弱点”出发，往往对“满足自私利益”的资产阶级理论比较容易接受，而对要不断改造自己“自私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却不易认可。这种情况，在历经了数千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充斥了“自私自利”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国犹其如此。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所在。因为，这是两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决斗。
然而，“私”字是万恶之源。在“唯私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建筑在“自私”和“金钱”至上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余诈,互相倾轧，互相残杀，造成社会“畸形化”和贫富悬殊、泠漠无情，乌烟瘴气的腐朽性和颓废性，是不符合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文明发展的必然的，是注定要没落、淘汰的。而“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社会，充满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团结互助精神和共产主义“奉献”风格的“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高级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是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而得到最终胜利的。
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在无产阶级队伍里出现的资产阶级思潮。是表面上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旗号，而在实际上却是反对“改造自私观”的反对革命的派别。它的本质就是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维护资产阶级的“唯私主义”理论。这种“私念”的恶性澎胀，加上缺乏有效的人民群众“民主”监督的体制来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严重的“权力腐败”，产生出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来。它以满足人民“生存和生理需要”的“短视弱点”为诱饵，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抛弃共产主义理想，最终使社会主义社会复辟为资本主义社会，起到了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革命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所以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本质差别就在这里。毛泽东所以伟大，主要就在于他“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不是打倒了“奴隶主”后，自己去当“奴隶主”。而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马列主义革命学说，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说到底，这个“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本质上就是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向自己和自己队伍中的“私”念的一种宣战。只有毛泽东这样“无私”的人民领袖，才有如此胆识，敢于“无畏”地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列”的人民群众运动。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不可能没有错误，也不可能不犯错误。然而，当有人借毛泽东在这场“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尝试中所犯的“不够稳妥”错误，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妄图全盘否定毛泽东时，甚至连被毛泽东错打成“反党集团”的黄克诚将军，也义正词严地公开站出来坚决反对，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领导，也许中国现在还在黑暗之中呢！也许我们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斗士，一位出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和诗人，毛泽东高尚的人格、高贵的品质、坚强不屈的性格、渊博的知识、富有哲理的睿智和翩翩的风度，倾倒了全中国人民，也受到了包括他的“敌人”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和人士的普遍尊敬和敬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出现，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象征。是他，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全盘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是他，以无私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和人类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巨人，毛泽东必将以他无愧于人民的革命一生，永远活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
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有缺点的战士，必竟是战士；嗡嗡叫的苍蝇，终归是苍蝇。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作者：宁心潮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