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一）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110周年
宁心潮
目录：
《前言》
一、时代的选择，历史的使命
二、一次失败的“革命”
三、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
《前言》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位伟人，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取得了革命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彻底改了中国人民的命功伟迹，受到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普遍赞颂。
然而，人们对于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发动的一场震撼中外的“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他们出自各种不同的立场和目的，对这场“革命”进行关注、研究、探讨、分析和评论。褒奖的，抵毁的；支持的，反对的；赞扬的，攻击的……。究竟应当怎样来认识和正确评介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成了世人关心的一个历史焦点，。
本文试图以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原则为依据，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用全面的、历史的、阶级的、辩证的方法，通过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全景的客观描述，来探讨毛泽东所以要发动这场“革命”的背景、动机、根据、理由和目的；来分析在这场“革命”中出现的错误及其原因；来总结造成这场“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以期求得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介。进而，对毛泽东同志伟大的、革命的一生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介，提供一些思路。
作者把这份心意，作为是对巳故的毛泽东主席诞辰１１０周年的纪念。并将此奉献出来，以飨读者。由于作者水平有限，资料不全，在本文中难免有遗误和不妥之处。诚望读者朋友予以指正。 作者
一、时代的选择，历史的使命
（一）
一九六六年起，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憾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文革”运动是由新中国的开国之父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其声势之宏大、影响之深远、参加人数之众多，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从小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发动起来了”。无论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还是“东西南北中”；无论是男女老少，干部群众，还是“工农商学兵”；无论是城市乡村，工矿企业，还是中央到地方。几亿中国人民汇涌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在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唱革命歌曲、大喊革命口号、大串联、大批判的斗争中，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向剥削阶级的“四旧”、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领域”开火，斗争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神州大地搅得翻江倒海，“天下大乱”。
一个巳经夺取了政权，坐稳了“执政党地位”的“第一把手”；一个共和国的开国之父；一个在全党、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人民领袖，可谓巳是功成名遂。可他竟然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造”自己政党的“反”，“革”自己政权的“命”，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真是闻所未闻、绝无仅有。
对待这场“文革”运动，一开始就有二种绝然不同的评价。一种高歌“好得很”，另一种则大喊“糟得很”。
现在,像在“文革”中，占压倒多数的高歌“好得很”的人恐怕是难觅了。相反，相当多的人“全盘”否定“文革”，认定这是一场“动乱”，甚至是一场“浩劫”。也有许多人则以“说不清楚”为由，不愿多发议论。而众多的没有亲身经历过这场“文革”的年青人自感“没有发言权”，他们对此采取漠然、淡然，不以为然的态度，这是毫不奇怪的。
面对这场不可思议的“文革”运动，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究竟应当怎样来评价它呢？这是一个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历史、对共产主义事业、也是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高度负责的原则问题。
要正确评价“文革”，必须遵循如下二个基本准则：
（１）、必须跳出个人在“文革”中所受各种遭遇的“圈子”，不能从个人恩怨的角度出发来评价“文革”。
（２）、必须有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全面地、历史地、阶级地、辩证地认真研究、分析产生“文革”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内深刻原因，公正地、客观地、理性地、实事求是的对“文革”进行评价。
只有在这样“共识”的基础上，才能排除干扰，拨开迷雾，还“文革”一个客观的历史真实面目。否则，一切都是无从谈起的。
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曾说过，他一生主要做了二件事：一件事是进行了国内革命战争，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件事就是“搞文化大革命”。而且，这后一件事要比前一件事更为重要。
中国革命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百团大战”、“三大战略决战”等等艰苦卓绝的战斗，几千万革命先烈前扑后继、流血牺牲，经过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斗，才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开创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指挥者，自己也历经磨难、出生入死，他的家庭中就有六位亲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他却把“搞文化大革命”当作要比这样一场“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的伟大的“中国革命”还要“更为重要”的事情来看待。可见，作为一个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把“搞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摆到了何等高的的地位。这是不能不让人们对此深思的。
“创业难，守业更难。”是中国历来的古训，也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主要危险和现实危机。这个艰难“课题”摆在毛泽东面前，让他千思万虑、呕心沥血、夜不能眠。他决心抢“时间”，不惜一切代价地在有生之年介决好这个“课题”，为“继续革命”打好“基础”，让用烈士鲜血浇灌出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代代相传；也为世界革命，“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建立起牢固的“红色根据地”……
然而，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二）
毛泽东同志一八九三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这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正处于全面崩溃的年代。他从小就不满家里父亲和小学教员的封建管教。为此，十岁就逃过学，并多次和父亲论理、斗争，且取得了胜利。他很小学会了“经书”，但不喜欢“经书”。他特别爱读中国历代的传记小说，例如《隋唐》、《三国》、《水浒》、《西游记》等等，这些小说对他从小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加上当时湖南长沙发生饥饿灾民“造反事件”、韶山“哥老会”与地主间的“冲突事件”，以及农村青黄不接，穷人向富人要求“吃大户”的运动，还有学校里的“维新派”思想的影响等，这在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形成了他深刻同情穷人的思想烙印和劫富济贫的“反叛”性格。
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一本“瓜分中国”的小册子骤然启蒙了少年毛泽东的政治意识。他开始为祖国的前途担忧，认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天职。从此，他在“救中国，寻真理”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使他最初十分崇拜康、梁的“维新思想”。在此期间，他又读了不少外国名著和一些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在一本《英杰传》的书里，他读到了拿破仑、哈德琳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思鸠和林肯等一些西方著名人物的传记，这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
他第一次去省城长沙读书就接触到一份由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的报纸，了解到广州反满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殉难，知道了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纲领，使他对“革命”充满憧憬，兴奋不巳。随后，即毅然离校参军。在军队里，他疯狂地读书看报，第一次在一份鼓吹革命的报纸《湘江日报》上学习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他还读了江元虎的关于“社会主义原理”的小册子，写信和许多同学热烈地讨论这一问题。由于孙中山和袁世凯成立了议会，南北统一了，革命似乎巳经过去，当了半年兵的他决定退出军队，回到书本上去。他排了一个自我教育课程，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他读了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读了亚当斯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穆勒名学》，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密莎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诗、小说、古希腊的故事。还研究了俄、英、美和不少别的国家的历史和地理。
一九一二年，毛泽东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受到了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教员杨昌济的赏识。在学校里，由于《新青年》宣传的影响，他和同学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这个时候，他早巳抛弃了康、梁的“维新派”观点，而成了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一种奇怪混合物。
在省立师范的最后一年夏天，毛泽东去了北京。在杨昌济老师的邦助下，进了由李大钊当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文化人士，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共产主义宣传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加入了哲学会、新闻学会，而且有时间读了许多俄国情况的书，并搜寻一切能找到的中文共产主义的著作。有三本书对他的思想影响特别大，使他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
后来，他送留法学生去上海，又回到了长沙。“五．四运动”后，他主办《湘江评论》，还邦助办了文化书店，并且在另一张办的《新湖南报》上宣传革命。在此期间，他在长沙领导了一次捣毁由军阀、地主、豪绅组成的湖北省议会，成了湖南的一大事件。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生成一种追求真理的“反叛”性格，一种深刻同情穷人的劫富济贫思想。他酷爱读书，大量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书籍，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知识，开拓了他的视野。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古文，而且热爱体育，在学校里，夏天暑假曾徒步游历湖南省，走遍了全省五个县；冬天寒假则漫步田野，绕行城墙，渡河过江，爬山、冬泳。在二次“北上”期间，他游曲阜、登泰山，在“北海” 溜过冰，环绕洞庭湖走过，甚至还在保定、徐州、南京等城墙上都绕走过一圈。这一切，锻炼铸成了他的良好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毅力, 造就了他不惧困难、不怕艰苦、不畏强暴、不信邪、一生追求真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具备了这些心理、思想、身体、精神基础的他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确定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正确的科学之后，就从没有再动摇过。一九二０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上也在实践上，毛泽东巳经成了一个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冬天，他第一次以政治为目的，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来作为指导。
一九二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成立“中共”最早的十二个发起人之一。第二年，他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发动和组织成立了包括铁路工人、雇员、印刷工人、造币厂工人等等在内的三十个以上的工会。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它是关于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学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即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统治的国家。作为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革命理论是真理，能救中国的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开始运用这一革命的科学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六年三月，他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第二年三月，他经过实地考察，又写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在此基础上，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领导 “ 秋收暴动”，建立了革命武装。随后，在井冈山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并且创建了江西“苏区”，成立了苏维埃工农政权，并出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此期间，他又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文章，批判了党内的许多错误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且领导红军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蒋介石从几十万到上百万大军的武装进攻，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地位遭到排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离开江西“苏区”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在中共中央“遵义会议”上，与会同志从斗争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认真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一致认识到并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党和革命处于最危难、最危机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他认真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真分析了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格局，纵观全局，提出把红军的革命根据地放到“既是敌人力量最薄弱，又是最有利于高举抗日大旗”的“陕北”去的英明决策，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同志发挥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他利用矛盾，避实就虚，声东击西，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用兵如神，制订和指挥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一系列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前堵后追，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罪恶企图，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世界革命史上的奇迹。
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不朽的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精辟地、深入浅出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的科学原理，并以此为武器，来认识、分析、提出和介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是坏事，但也是好事。毛泽东同志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民族矛盾，认识、分析这一矛盾，提出高举抗日大旗，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获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拥护，抑止了蒋介石的反共如意算盘。并且，“利用矛盾，介决矛盾”，在八年抗战中，极大地壮大了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为最后与国民党反动派战略决战，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在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又一次“划时代”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为思想武器，以阶级斗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理论为指导，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结合和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创造性地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于此，他写下了大量的著作，收集在出版的四卷《毛泽东选集》中，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继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革命理论为指导，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革命，在各条战线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基础公有化以后，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理论，提出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旧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各个方面，继续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否则，没有经过“革命”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倒过来破坏巳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化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复辟随时都是可能发生的。毛主席多次在中央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这一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对中国现实的指导意义和重要性。虽然，一九五一年五月毛主席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中就提出了“要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后又提出要“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的唯心观”。并且，领导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从整体上说，从根本上说，这个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较量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郑重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巳经基本建立。我们巳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的斗争。”
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有效地、比较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继续前进，把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必然考虑。
（三）
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边倒”立场，大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一九五零年，毛泽东同志亲自去苏联和斯大林同志一起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对扩大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影响和传播，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中苏两党两国的亲密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崭新阶段。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同志不幸逝世，随后，苏共出现“政局动荡”。曾经肉麻地吹捧斯大林“像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赫鲁晓夫夺取了党政大权。他一上台就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以“反个人迷信”为名，恶毒攻击，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败坏了苏联的声誉，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苏联共产党的“右转”，使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社会主义阵营“龙头老大”苏联的“右转”，使世界各国执政的共产党政权面临着巨大的“右的”压力。波兰和匈牙利就先后发生了骚乱和反革命暴动。而被助长了嚣张气焰的帝国主义则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反共、反人民的反动逆流，使第三世界向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信心遭到了重大挫伤。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的革命原则，对“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同年十二月，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论点，对斯大林同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和客观评价，肯定了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时，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谰言，捍卫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越走越远，通过苏共二十一、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系统地形成并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反个人迷信”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的历史功绩，全盘否定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路线、政策，公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巳经没有必要了，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巳经改变了，“苏共”巳经成为“全民党”，苏联巳经成为“全民国家”。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在“全民党”的幌子下，把“苏共”演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在“经济改革”、“新体制”的掩护下，使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蜕化成资本主义经济；在“全民文化”的招牌下，使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逐渐侵入和占领苏联的思想文化领域。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借口世界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提出“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论。胡说苏美两国“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为此，推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谬论。从根本上篡改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公开否定“十月革命”武装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普遍意义。公开取消共产党和革命人*****用武装暴力手段推翻地球上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政权，彻底“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实现“英特耐雄纳尔”的崇高目标。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在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制度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武装到牙齿的情况下，鼓吹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这种欺人之谈的目的，就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来蒙蔽世界革命人民，要还没有取得解放的民族和人民放下武器，放弃革命；要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放下武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打着“国际分工”的旗子，对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等实行经济榨取。不许这些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把这些国家变成苏联的经济附庸，变成原料供应地和剩余产品的销售市场。这是不折不扣的掠夺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新殖*****义。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在“三和两全”的纲领下,为了讨好美国帝国主义，追求所谓“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美梦，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朋友，用尽一切卑劣手段坑害坚持马列主义革命原则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他们还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出卖越南、刚果（利）、阿联、古巴等各国坚持反美爱国斗争的人民。
针对苏共推行的这条现代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给予了高度重视。本着坚持马列主义革命原则，从尊重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历史地位的角度出发，采用“团结－批评－团结”方式，在一定的会议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多次进行了坚决的、同志式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斗争。
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又一次亲自去莫斯科，在签订的《莫斯科宣言》上，坚决要求并加上了“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根源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力。”这两句话。
一九六零年六月，在罗马尼亚首都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带头组织发动了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围攻。受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的坚决反对。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代表团进行了坚决回击，严正指出：“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有分岐的”。我们“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
此后，在中苏两党会议，在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在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在华沙会议等等一系列会议上，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中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立场被苏修集团视为“眼中疔、肉中剌”。他们不仅采取种种方式对中共大张挞伐，而且，把中苏两党的分岐公开化，同时，又把这种分岐扩大到国家关系等一切范围中去。他们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援助中国的项目协议，撤走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恣意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忍无可忍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接连发表了九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与苏共中央的分岐》的文章（即《九评》）。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了全面地、系统地、阶级地、辨证地分析批判斗争，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基本理论和原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革命立场，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纯洁性。
至此，中苏两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公开破裂，巳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共）党；一个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巳经实现了城市企业全部国有化、农村集体农庄化的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社会；一个科学技术取得飞快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突飞猛进的政权；一个巳经领导苏联人民历经了四十年之久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中途遭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野蛮侵略，死伤了数千万人而没有垮掉的无产阶级政党，却在斯大林逝世后接班的第三代领导人身上，出现了赫鲁晓夫篡党夺权，背叛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背叛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背叛共产主义信仰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推行一条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修正主义，致使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出现“红旗落地”的悲剧。这个事实震惊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坚持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党。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从中吸取教训，防止中国共产党重蹈复辙，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面前必须迫切解决的时代课题。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对“修正主义”下过定义：“只顾眼前利益，而背叛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列宁还说：“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老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斯坦有一句名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 这一句话，要比任何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
从广义上来说，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源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这二个方面。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无产阶级并存的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诞生的，现有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诞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这些新的小生产者也免不了要重新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就会不断地渗入工人政党的队伍。因此，出现修正主义政党是毫不奇怪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巳经被剥夺，但是，资本主义残余还存在，作为这个阶级的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时刻都想夺回失去的“天堂”。当他们感到由自己亲自“出马”巳很难奏效时，就不得不改变策略，采用“打进来，拉出去”的腐蚀方式，在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以此来达到自己亲自“出马”巳很难达到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目的。同时，小生产又“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代表这个阶级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余诈，哄吓诈骗，贪图享乐，纸醉金迷，荒淫无耻，骄奢淫逸等”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散发着臭气，在无孔不入地侵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腐蚀共产党肌体。加上它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那种满足于“三亩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自给自足，安身立命，安于现状”的世界观的广泛存在和影响。还有，国际上帝国主义制度的存在，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腐朽生活方式的竭力渗透。所有这一切，使得执政的共产党内的意志薄弱者纷纷被“击倒”蜕化变质，沦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的集合，组成了执政党内的特权阶层。事实上，他们巳经堕落成国内外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是其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这类共产党内执政的、思想巳经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分子，从害怕失去和毁掉“眼前既得利益”的心态出发，不仅自己丧失斗志不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害怕和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现代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出现，更使他们吓破了胆。在帝国主义核威胁压力下，他们放弃革命原则，背叛了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背叛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推行一条既维护自身眼前既得利益，又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赫鲁晓夫有一句不打自招的表白：“脑袋掉了，还有什么原则可言。” 正可谓是他这个共产主义叛徒咀脸的“入木三分”的自画像。
资产阶级思想的“糖衣炮弹”击倒了这些执政的共产党当权者；帝国主义的“核大棒”压力吓倒了这些执政的共产党当权者。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
从窄义上来说，在苏联，斯大林逝世后，至所以会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夺权，系统地推行一条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现象，是因为：
（1）、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但是，他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他这个“错误观点”实际上等于从思想上介除了自己的武装，为国内外资产阶级思想向“苏共”和“苏维埃政权”进攻开了“绿灯”。
（2）、“十月革命”成功后，在苏联，虽然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剥夺了他们的全部资产，完成了全部企业公有制经济基础的革命；虽然在农村完成了“集体农庄”化体制；虽然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镇压了资产阶级的反扑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巩固了革命政权；虽然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在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防高科技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斯大林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失去了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井惕，没有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进行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文化革命”，坚决打退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共产党肌体的腐蚀进攻，坚决对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造成在苏联共产党内，特别在高层，出现了不少实际上巳经蜕化变质，被资产阶级思想“拉下水”，成了资产阶级俘虏，可在表面却打扮成“革命者”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是一批修正主义分子，隐藏在斯大林同志周围，阳奉阴违，阿谀逢承，而骨子里却将“真相”隐蔽着，赫鲁晓夫就是典型代表。一旦斯大林同志逝世，他们就立即“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篡党夺权，恶毒咒骂、抵毁、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系统地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
（3）、斯大林同志有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他只承认对立双方的斗争一面，不承认其有“同一性”一面。这就是说，对立的双方，它们之间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因此，在政治上就不能不犯错误，对执政的苏共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修正主义这一可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组织措施，被赫氏等一批围在他四周的反革命两面派钻了“空子”。
（4）、斯大林长期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在经济基础公有化以后，没有继续对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进行“革命”，使之适应巳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造成“旧的上层建筑”反过来破坏巳经建立起来的“新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为赫氏推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奠定了“客观基础”。
（5）、长期以来，苏共和苏联政权的权力高度集中，这是必要的，特别是在肃清反革命破坏、粉碎资产阶级武装反扑和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尤其是这样。然而，一个对“权力”缺乏自下而上的、广泛的、有效的人民群众监督的体制，必然会滋生腐败，必然会产生修正主义“特权阶层”，为赫氏篡党夺权创造了“必要条件”。
（6）、正因为苏共和斯大林同志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可能产生“修正主义”这一问题上有许多误区。因此，妨碍了对斯大林以后，接替他的“接班人”的认真思考、选定和培养。并且，没有能采取在斯大林“在生之年”间，辅佐“接班人”执政一段时期的有效措施，造成了斯大林去世后，党中央出现权力混乱的局面，为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赫鲁晓夫篡党夺权提供了“机会”.....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历史必将雄辩地证明这一点。历史巳经证明了这一点。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活生生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苏共，这个列宁亲手缔造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演变为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苏联，这个列宁开创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样触目惊心的事实，这样惨痛沉重的教训，怎能不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认真深思。
苏共这面“红旗”倒下了。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地坚决接过和继续高举马列主义的革命旗帜，要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苏共这面“红旗”倒下了。中国共产党这面红旗决不能倒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深深地认识到历史赋于自己的伟大史命：不仅要高举反帝的革命大旗，而且要肩挑“反修、防修”的重任。
要坚决进行“反帝”，就必须首先解决好“反修、防修”问题。毛泽东同志站在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审视了中国共产党内两种世界观、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把认真吸取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教训，防止中共重蹈覆辙，特别是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人物的危机感，放到了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来考虑。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必然选择。
（四）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联手一起，做起了“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美梦。他们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红色中国”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视之为“眼中疔、肉中剌”，必欲除之而后快。
为此，从六十年代起，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破裂后，苏修集团就频频挥午着“核武器”，叫嚣要对中国“动核外科手术”；而美帝国主义则加紧对中国的“新月型”包围，全力武装台湾蒋介石集团，从一九六二年起，对东南沼海各省频繁武装窜犯，妄图“反攻大陆”。中国处在苏、美两霸及其邦凶的合围之中。要么放弃原则，背叛革命，俯首称臣；要么坚决斗争，决不屈服，准备打仗。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气魄提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要立足早打，大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
对于苏、美两霸的核威胁、核靴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证明：武器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无论是战争引起革命，或者是革命制止战争。最终都是由人的因素来决定胜负的。
为了打破苏、美两霸的核垄断，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高度重视核武器研制工作，作出了“我们也要有原子弹、导弹”的英明决定。在各个方面都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我国广大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奋斗，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靠高度的革命觉悟；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靠严密踏实的科学态度；靠“全国一盘棋”的共产主义大协作风格，硬是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随后，建立了“二弹一星”的丰功伟业。
为了对付苏、美两霸的战争威胁，毛主席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而最大也是最根本的“战备”，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在所有的领域里，铲除种种“封、资、修”思想的腐蚀，先破后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把中国建设成为革命的“红色根据地”。在这样一个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面前；在这样一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化军队面前；在这样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亿万“全民皆兵”体系面前，是不能被任何敌人所屈服和战胜的，是必定会让任何敌人都为之闻风丧胆的。
面对苏、美两霸对中国合围的严峻斗争局面，毛泽东同志多次认真指出：“一定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这就是说，只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了，在各个方面都作好了准备，那未，无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我们都将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许多经验。其中有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经验就是建立了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凭借这一块坚固的、进可攻退可守的革命堡垒，高屋建瓴，综观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作战，得以生存，迅速发展，一步一步地把革命战争推向全国各地，最终消灭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解放了除台湾以外的全中国。这是一条成功的革命经验。
如果说，把“当今的世界”比作是“过去的中国”；把“当今的中国”比作是“过去的陕北”，那么，将“当今的中国”建设成像“过去陕北”一样的“红色根据地”，这对推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了这样一块“红色根据地”，就能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快速发展，使“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向共产主义稳步过渡得到可靠保证。有了这样一块“红色根据地”，就能坚决防止“帝、修、反”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有了这样一块“红色根据地”，就能有力地履行中国人民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的革命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自己应当作出的贡献。
这样一块“红色根据地”，必须要有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为指导思想的，高举共产主义革命旗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上高度统一的革命领导核心；必须要有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的，懂政治、懂军事、懂建设的，会治党、会治国的干部；必须要有一个真正代表工、农、兵广大人民群众的新型革命政权体制；必须要有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强大军队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全民皆兵”的民兵组织体系；必须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全党全国，加速全体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提高全社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以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蒸蒸日上，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支援世界革命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样一块“红色根据地”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一所“大学校”，工、农、商、学、兵，以本职为主，兼学政治、军事、文化，兼学别样，并且，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修、防修”。
认真而切实地作好“准备打仗”的战备工作，建设好这样一块革命的“红色根据地”，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面临着的必须急迫解决的问题。
（五）
毛泽东曾经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博古通今，对中外历史知识非常渊博的毛主席就十分重视“巩固政权”问题。他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印发到全党，要求全党以史为鉴，认真研究和吸取明末清初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深刻教训。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郑重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巳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当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京时，毛主席又一次深情而风趣地告诫大家说，我们是进京去赶考的，但愿大家都能考试合格。我们决不能做第二个“李自成”；我们决不能像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一样，做地主资产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既要迅速医治几十年战争造成的创伤，又要建设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国内外，在党内外，各种形式的激烈斗争扑面而来。
国际上，美帝国主义纠集了十六个西方国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大举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美国飞机的炸弹巳经投向我国的边境城市安东（现改为丹东）。在此同时，又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介放军介放台湾，为败退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集团撑腰打气。美帝国主义还对我国实行全面的军事、经济封锁，妄图把中国扼杀在新生的摇篮中。不仅如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公开狂吠要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在国内，盘据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集团叫嚣着“反攻大陆”，频繁派出飞机轰炸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关系到当时国计民生的大城市。与之相呼应，国民党留在中国大陆的残部则在若干地区四出为匪，煽动一部份落后分子反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和遣派的秘密特务和间谍分子到处造谣捣乱，煽阴风点鬼火，破坏党和政府的威信，离间各民族、各民主党派间的团结和合作。他们到处收集情报，大搞爆炸、暗杀等反革命活动。在这同时，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中的反动资本家和地主则乘火打劫，他们或者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扰乱金融；他们或者拉拢腐蚀干部，大搞偷税、漏税不法经营；他们或者制假售假，偷工减料，破坏生产，制造混乱……。而中国的西南边陲的西藏仍然处在农奴社会，尚未得到解放。西藏反动的上层农奴主们处心积虑地反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反对民主改革，妄图投靠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央分庭抗礼，搞民族分裂主义。
在党外，自称代表“农民”的“民主人士”梁漱溟等人则咒起了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应该建立“无色透明政府”（即反对仅一种红色的共产党领导）；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什么“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谬论向共产党向人民政府发难。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则幻想着、喊叫着：“中国不应该一边倒”，“中国应该走第三条道路”。在文化界，宣传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的出现，还有，“二个小人物”引起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论的批判文章得不到支持，不准在《人民日报》上转载等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正无孔不入地入侵共产党的肌体。更加让人震惊的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他们耍尽二面派手法，是一批隐藏在各个部门中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时刻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反功过去”。而随着“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触动了地主资产阶级营垒的利益和神经末梢。以“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为首的一批资产阶级右派，代表这个“营垒”，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而造成世界上出现一股国际“反共逆流”的鼓动下，以“邦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叫嚷着什么：现在是“党天下”，要“下台”，应该“轮流坐庄”，并提出什么“政治设计院”。还高叫：现在是“今不如昔”、“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向党猖狂进攻，反对党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企图否定和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在中国共产党内：
第一、革命队伍中的一批意志薄弱者纷纷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而“拉下水”，他们或是居功自傲，高高在上，挥霍浪费，官僚主义十足；或是“里应外合”，配合阶级敌人的疯狂进攻；或是贪污腐败、蜕化变质。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沦为大贪污犯，还有党的高级干部“刘青山案”的被处决，都是典型的例子。
第二、作为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在党内彻底揭露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搞反革命政变的罪恶阴谋。这个反党联盟也叫喊着什么：要“轮流坐庄”的谬论，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分裂党，用阴谋的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第三、围绕着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路线问题，在中央，在地方，在财经、政法 、文教等各个部门的一些人身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产阶级思潮，其中有些人产生了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右倾观念”。他们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为此，他们提出所谓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口号，声称：因为“中国生产不发达，生产力落后”，所以，“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需要发展，需要扩大”。并且宣扬：“现在是红色资本家越多越好”、“剥削有功”等等的论调。还有一些人则在财经工作中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政策……。党内这些迎合和代表资产阶级需要的思潮，把新中国发展和建设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寄托在先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虽然其中一些人是认识上的问题，但是其发展的结果，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中国是停留在原地，还是继续向前走？走什么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该依靠谁？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在这样一个事关大局的原则问题上，党内在建国后一开始就出现了思想上和路线上的分岐斗争。
毛主席纵观全局，高瞻远瞩；面对现实，运筹帷幄，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伟大号召，雄赳赳、气昂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和英勇的朝鲜人民军一起，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战斗，把美国侵略者赶回了“三、八线”，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第一次在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的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长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志气。而且，在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这“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随后，又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五反”运动，击败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和破坏活动。与此同时，坚决批判了党内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批判了思想文化界的种种资产阶级思潮。此后，掀起了“农业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胜利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并且，挖出了隐藏有各个部门中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紧接着，又打退了资产阶右派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取得了“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
经过这一系列的坚决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革命政权得到初步巩固；人民共和国赢得了基本稳定。
随着“抗美援朝”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国际威望日益增强，国际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就，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革命政权得到初步巩固。随着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建立，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越来越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积极性无比高涨，共产主义风格蔚然成风。这一切，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方面。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仍然面临着的国内外阶级敌人包围、腐蚀、渗透、颠覆和侵略的严峻局面：
（1）、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进一步加紧对我国实行全面的封锁遏制；加速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扶持；加强对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武装，与之签订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并且，和印度反动派觊觎我国西藏领土的野心相配合，对我国从东、南、西三面形成“新月形”包围圈。而北面的昔日盟友苏联老大哥却发生了激烈的政局动荡，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以反“个人迷信”为名，对斯大林同志进行全盘否定，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给社会主义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在政治和政权的稳定上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赫氏还居心叵测地以搞“共同舰队”为名，妄图控制、封锁我国，对不赞同其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不听从其“指挥棒”的中国共产党施加种种压力。其现代修正主义的霸权咀脸巳初露端倪。
（2）、 在国内，台湾还没有解放，祖国还没有统一。蒋介石集团仰美国主子的鼻息有持无恐，不断叫嚣着“反攻大陆”，频繁地派出武装人员骚扰东南沿海各省，秘密派遣大批美蒋特务潜入内地进行捣乱、破坏，收集情报和暗杀活动。而在西藏，反动的上层农奴主集团竭力抵制、破坏“*****改革”，暗中勾结国外反动势力，秘密策划、煽动、组织反动人士，正蕴酿发动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
（3）、中国革命，不管*****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有些地区进行得并不彻底，不少地方仍存有着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残余。而且，我们革命政权的成立，“包”了很多人下来，包括“包”了大批国民党旧政权的人下来。这批人的思想基本上都停留在旧时代，他们中的许多人怀恋过去，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抵触、有反复，甚至有敌意。还有，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的“二重性”特点，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没有按苏联“十月革命”后“对待资产阶级统统消灭”那样照抄照搬，而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进行“赎买”，对资产阶级本人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故而,这个阶级的人还在，对他们的思想改造才刚刚开始，将是长期的、曲折的、甚至会有反复的。
（4）、正如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而在历经了几千年封建制度和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这类小生产确实是在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5）、从历史上看，即使是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都曾历经过几次反复。被推翻的封建主义都几次卷土重来，进行封建反革命复辟。何况，现在进行的是一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划时代的革命。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必然会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扑，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必定会猛扑过来，卡死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反攻倒算，进行反革命复辟。
显然，客面存在的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尽管公有制经济基础巳经建立，但是，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如果处理不好，或是失去警惕，随时都可能出现倒退，随时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国情”。
然而，面对这样尖锐的政治形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内，围绕着是否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国内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否应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等这些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从建国以后就产生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分岐斗争，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在以后，这种“分岐斗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发展。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巳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巳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使“上层建筑”适应巳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善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否则，资本主义复辟将随时都是可能发生的。对此，全党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此同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又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经济建设设想，勾划了一幅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抢时间，争速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十五年“超英赶美”，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兰图。为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又制定了一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表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等文章，并且作出了《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面“大跃进”高潮。
而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另一些人，面对当前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巳经消灭了，阶级斗争熄灭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部份人主张“一条腿走路”,实际上是“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他们认为只要生产发展了，经济上去了，就什么都好办了。这是一条把生产和革命对立起来，只搞生产、不要革命的路线。实质上这仍旧是建国初期的“确立新*****主义秩序”，“依靠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倾观念”的翻版和继续。其发展结果，必然是复辟资本主义，必然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搞修正主义。
这是二条绝然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说到底，本质上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之间的斗争。这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分岐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加深加剧。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运动中，确是存在着一些“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多数人没有经验，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问题和错误。比如，“浮夸风”，搞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风”，农业和工业都有瞎指挥，如基本建设多招工二千万人，没有看准；一些地方出现了过激的“共产风”。还有，搞几个“大办”的错误等。这些错误一开始发现后，就立刻引起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然后是十一月、十二月的《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的第三次《郑州会议》和四月的《上海会议》上，都提出要注意纠正这些问题和错误。到一九六零年下半年就全面进行纠正了。
客观地说，造成出现在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第一是自然灾害，第二是工作中的失误，第三是苏联背信弃义，全面撤走专家、撕毁援助合同带来的影响和破坏。这三者的合力，使我国人民当时处于十分艰难困苦的局面。
在一九五九年中央八届八中“庐山会议”上，一部份同志批评这些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而引发出了一场斗争，被毛泽东认定为实质上是仍旧站在原来的“右倾路线”立场上，借批判领导工作中认识上的“失误和错误”，从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和大方向，全盘否定广大人民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性的一场“阶级斗争”，是建国以来党内两条路线分岐斗争的继续。“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中共“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彭德怀同志被撤销国防部长的职务，由林彪替代并主持军委工作。
这场建国以来党内就出现的路线斗争，在其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认识上、思想上、政治上的分岐逐步发展到在组识上的分裂主义和搞“独立王国”。
一九五三年，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就对刘少奇和杨尚昆多次破坏纪律，不经党中央主席审看，便擅自以中央名义向全党和基层发出文件和电报（包括中央会议决议）的错误，提出过二次书面批评。
毛泽东主席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出于苏联斯大林死后出现的教训考虑；还出于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中普遍出现修正主义，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和应对斗争的考虑，提出了“中央常委分一线和二线”，自己不再兼任国家主席，退居二线的按排。毛泽东主席这种“一、二线”的考虑和按排本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可是，由于“大权旁落”，却为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分岐发展成为在组织上搞分裂和搞“独立王国”的人提供了“机会”。
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大权在握，便自搞一摊，自成“派系”。许多重大问题都不再和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商量，如：土地问题，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问题，否定调查研究等等。而负责党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则不管什么事从来不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工作，自搞一套。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和背着毛主席召开的“西楼会议”上，刘少奇说：“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并说：党中央“重犯了过去三次‘左’倾时期的那种过火斗争的错误。”提出：“和彭德怀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对造成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的原因则强调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民公社“当初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而且，提出了一套搞“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主张，并且鼓励在农村搞“单干”。在刘、邓等人的授意下，文艺界出现了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代表的翻案与论；而农村里“三自一包”和“单干”成“风”，刚刚建立起来的“公社化”集体经济遭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同时，在六十年代中前期，刘少奇、邓小平等还主持起草了一系列否定政治挂帅，强调专家地位，强调物质剌激作用的准资本主义的文件。如：《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财政六条》、《教育六十条》、《文艺八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等等。造成工矿企业社会主义建设中思想上的极大混乱。
对于这些挑战，毛泽东观若洞火，十分明白。无论从继续革命出发，还是从“反修、防修”考虑，他对此都无法容忍。于是，他向全党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坚决从“二线”回来执政，在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且，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任务。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在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六月，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衡量运动成败的六条标准。
四个月后，邓小平立即制订了一个后《十条》（草案），和前《十条》直接对抗。刘少奇指派夫人王光美下去“蹲点”，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并对这个后《十条》（草案）作了加工修改，搞出了一个《修正草案》，从毛泽东手中夺取了对社教运动的控制权。并且，根本不照毛泽东提出的衡量运动成败的六条标准办。
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再次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亲自主持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指出，“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有的巳经公开暴露，有的还隐藏着。支持这些人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公社、区、甚至省和中央机关里，都有人反对社会主义。” 对刘、邓的形“左”实右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批判和纠正。
此后，毛泽东又一次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感到，在北京他的意见没人听，不能执行。例如，他提出要批判吴晗，可在北京就不行，只好到上海去发起。还有，他要在报纸上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可在北京却无人去办，不得不又到上海《文汇报》去发表，可北京所有的报纸竟拒不转载……。北京市实际上巳成了刘、邓控制的“独立王国”了。
这场在建国后，党内开始仅仅是认识路线上的分岐，毛泽东曾经在党的各种会议上，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对刘、邓等人进行了许多次的批评和帮助，希望他们能改正错误。并且说：“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时的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然而，刘、邓等人却始终没有真正接受毛泽东的批评邦助，并且，越走越远。于是，党内这场越演越烈的路线斗争终于演变成巳不可避免的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决战”。
1966年，在党中央发出的《５．１６通知》中，毛泽东主席再一次向全党发出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巳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的警告。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无论是从马列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应该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无论是从认真吸取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沉重教训考虑；无论是出于作好战备，时刻“准备打仗”和建设“红色根据地”的需要；无论是从解决党内与刘少奇等人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现实着想，这对于 “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 “ 决不做‘李自成’，决不做地主资产阶级‘改朝换代’工具 ” 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来说，自下而上地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他的必然选择。
（六）
在毛泽东看来，他和刘少奇等人的政治路线分岐，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分岐。
辨证唯物主义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同时也承认物质世界是联系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事物内部矛盾的又统一又斗争，经过量变质变、肯定否定的互相转化，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推移的过程。辨证唯物主义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也承认物质和精神也是一对矛盾，它们之间同样遵循着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核心，就是唯物辨证法。这是斗争的哲学，革命的哲学。对立统一规律是其根本规律。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它的本质就是批判、斗争和革命。
运用这个原理去研究社会生活，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一般意义的社会历史中，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由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推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从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社会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有通过千百万群众的伟大革命，社会变革才能得以实现。只有用革命来不断改造社会和人类自己，才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停步地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思想文化领域里建立起新的社会形态，消除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法权，铲除被推翻的资产阶级赖以复辟的全部基础，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同时，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为在全世界埋葬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而奋斗，最终求得全人类和自身的解放，“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而形而上学世界观，除了极端露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唯心论外，还有庸俗进化论和否定辨证法的机械唯物论等。他们或者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或者只承认进化，不承认飞跃；或者只承认改良，不承认革命。他们否定唯物辨证法所主张的因事物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而是简单地机械地从事物的外部、从“人本能的生存、生理需求”和庸俗的“生物进化观念”等方面，去寻找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因。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社会形态质变成他种社会形态的现象。正如列宁所说的，它是非历史的、非辨证的，是反辨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它没有彻底而全面地遵循发展观。他们抽象地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了解为（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
他们用这种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世界观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必然得出“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就不愁社会不进步。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逾越的；只有经历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才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生物进化”的自然发展过程，不能违背。因此，夺取政权后的革命政党不应当再继续革命，去不断的深入改造社会和人类自己，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应该首先全力去“发展生产力”，“不管是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姓“社”还是姓“资”，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就什么都好办了。在他们看来，执政的共产党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按照这种“理论”，他们不啻是在“自打嘴巴”，－－当初就根本不应该去“闹革命，求解放”、去“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只要致力于去“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就能使社会自然进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了。按照这种“理论”，美国那种“人压人，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社会，无疑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社会了，因为它是现今全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很显然，他们这种否定事物发展辨证法，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否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修正主义观点，除了可笑地表明他们对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窍不通外，就是证明他们是在蓄意地歪曲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原则。
正是从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出发，刘少奇等人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后，就必然提出所谓“确立新*****主义社会秩序”、“由新*****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口号，声称：因为“中国生产不发达，生产力落后”，所以，“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需要发展，需要扩大”。“现在是红色资本家越多越好”、“剥削有功”等等，并且宣扬什么“要少提阶级斗争”的主张。这些论调的实质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先要“确保私有制”，发展和扩大“私人资本主义”，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走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当然就要“依靠资产阶级”的知识和技术。所以，不要再提什么“阶级斗争”，再搞什么“社会改造”。以后，刘少奇等人又在中共“八大”时期提出什么：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熄灭了；国内主要矛盾巳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应该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等等，都是不足为怪的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等人既然要建立一个首先使
“资本主义生产力”得以充分发展的社会，那当然就要依靠和维护资产阶级。而要依靠和维护资产阶级，那当然就面对尖锐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现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然要否定国内依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事实；当然要反对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然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自称为“共产党人”的刘少奇等人,实际上巳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言人，巳经成了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成了名符其实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革命成功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革命政党是以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继续革命，去不断改造社会和人类自己，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认为“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使“生产力”发展了，社会就会自然“过渡”，自然得到进步发展？这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同样，也是区别马列主义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的“试金石”！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这类修正主义的出现，除了世界观上的原因外，还有，就是在本质上，他们是为了“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或者出于个人的抱负得不到施展机会，或者出于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害的考虑，或者出于偶然因素等种种原因，参加了革命，在革命洪流中呈现出“革命性”，但是，如果他们不能自觉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认真改造主观世界，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真正地在思想上弄懂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上遵循这个革命理论的指导。那未,他们充其量只能是革命的“同路人”。而这样的革命“同路人”，当革命成功夺取政权后，作为“功臣”，他们掌了“权”，作了“大官”，使他们有了实现和获得“个人现实利益”的条件和机会。原本仅是革命“同路人”的他们，随着地位的改变，自然把“作了大官后，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放到了压倒一切的首位。由此，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主张，必然是不想革命了，反对革命了。而且，说到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是“消灭私有制”的革命，是消灭包括共产党人自身在内的一切“私有观念”的革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必然会威胁和削弱到他们拥有的“大官们的利益”；随着上层建筑领域里革命的进行，必然会逐步消除各种各类“资产阶级法权”。而这些正是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是他们无法接受和容忍的。因而，为了“保护”这种“大官们利益”，他们必然反对继续革命了，反对“阶级斗争”了。为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阉割、篡改、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抛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共产主义信仰；背叛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背叛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至于是搞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了。
为了掩盖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的目的，他们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却竭力反对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法权”，不愿意以继续革命的手段去 “打碎、摧毁” 这台保护“资产阶级法权” 的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且，故意歪曲、混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本质区别；故意歪曲、混淆革命与生产的辨证关系；故意歪曲、混淆无产阶级现实利益和根本利益的辨证关系，利用“现实利益”作为诱饵，以“中国生产力落后”和要“提高人民活水平”为幌子，搅乱人们的思想，取消人们的阶级观念，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以便他们推行一条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道路的修正义义路线。其实质，就像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是运用这个“保护资产阶级法权”的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而他们自己却正是这个“国家”的当权者，是享有资产阶级法权和既得利益的“大官们”。
为了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的目的，他们屈服帝国主义压力、害怕战争。以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和取消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应当履行的“支援世界上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帝、反殖革命斗争”的国际主义义务，以“国际阶级合作”替代“国际阶级斗争”，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少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三和一少”主张。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背叛了共产党肩负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历史使命，背叛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这，就是刘少奇等人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源和本质。
马列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疯狂反扑的复辟危险；存在着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的烙印和腐蚀。无产阶级政党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用继续革命的方式来不断改造这个脱胎出来的“社会”，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马列主义政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的制订和实施，既要兼顾到这个“初级阶段”的具体特点，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一个“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过程。不能只顾“眼前”忘了“将来”，更不能为了“眼前”而背叛了“将来”。我们的“共产主义最高纲领”是有这个“社会主义最低纲领”的“最高纲领”；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最低纲领”是在“共产主义最高纲领”指导下，向“最高纲领”过渡的“最低纲领”。
马列主义认为，社会的生产力包括人和生产工具。把使用工具的人和生产工具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社会的生产力。而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无论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物质基础出发，还是从增强国防力量，防止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威胁和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考虑，当然要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发展生产力”只能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革命运动中的有机组成部份，并且，必须是以服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战略全局为前题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帝国主义入侵和进行“和平演变”的历史阶段中，这个“发展生产力”，必须把作为是组成“社会生产力”的“人”放在首要位置。因为，“人”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部分。“人”的思想和观念的更新和提高，正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主要因素。通过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开展“兴无灭资”的群众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政治觉悟，加速人们的思想革命化。这，不仅是是无产阶级政党巩固革命政权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精神条件的需要。而且，也是“发展生产力”本身的需要。革命促进了人们思想革命化－－有着高度觉悟和革命精神的“人”所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然去努力掌握劳动技能，去积极运用和创造发明生产工具，向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促进其迅猛发展，达到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我国人民在其艰难条件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和随后建立的“二弹一星”丰功伟业就是无可争辨的证明。
马列主义还认为，共产党人当然也有作为一般人的个人利益。但是,共产党人必须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放在一切利益之上，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就是在世界上“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最高纲领”。共产党人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这个阶级利益。这是共产党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共产党人的个人利益是体现在阶级利益之中，是随着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实现而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当然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这个“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应当亦只能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成就相适应的、与中国人民应尽的支援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义务相适应的一个“逐步提高”过程。并且，是在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过程中来实现的。这是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体现，也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组成部份。不言而喻，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当然必须服从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无产阶级“利益”。因此，不能搞“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而损害、背叛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正是这个道理。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等人主张和推行的正是一条鼓吹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背叛马列主义革命学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保护大官们利益”的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等人正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为了挖除这个“隐患”，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当然就成了毛泽东的必然选择。
（七）
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正如毛泽东主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新中国的成立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英勇战斗，前扑后继，流血牺牲，为了什么？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也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也为了在地球上“消灭私有制”，“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革命先烈江姐面对死亡，在狱中“绣红旗”的坚定革命意志；两位年轻烈士在敌人刑场上举行婚礼的革命情怀和大无畏精神；夏明瀚烈士那“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瀚，自有后来人。”的铿锵有力的革命诗句……都在向世人表明：只有共产党人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彻底的革命者。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的声音，正是反映了千百万死难先烈在九泉之下的共同革命遣志。“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的地位变成了执政党的地位。地位的改变对革命政党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为做官，而是要革命。”这就是说，“执政”不是为做“官”，而是为了更好地继续进行革命。
在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国内外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共产党内在*****革命时期进入了许多不同成份、不同思想的人员；也由于革命成功后“地位”的改变，使得一部份党内干部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他们之中：有的滋长了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有的停顿起来，不求进步；有的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有的养尊处优，革命意志衰退了；有的作了“大官”了，因为要保护作“大官”的利益，后退了，不想前进，反对革命了；还有的则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成了他们的俘虏……。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由于当“官”时间长了，沾染了“官、骄、”二气，官僚主义了：或者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了；或者是习惯于发指示、听汇报，不愿深入下层作调查研究了；或者是唯我独尊、唯我正确，听不得群众的意见了；或者是把革命老传统遗忘了，不愿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打成一片了……。
他们之中，还有许多人“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在工作上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克己奉公，备受称赞。但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却知之甚少，又不去认真学习，政治上患了“感冒症”，嗅觉失灵，闻不出“香”和“臭”来。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观念淡薄了，路线斗争警惕丧失了……
他们都是党和政府各级岗位上的领导，除了极少数顽固的敌对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外，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缺乏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知识，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属于认识问题。他们的思想跟不上革命前进的步代，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和近百年来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在他们身上也有存在，使他们在过“社会主义关”的大门前徘徊止足，必须要“邦一把”，才能使他们顺利 过好“这一关”。而教育邦助这些曾经历过枪林弹雨洗礼的 党员干部，使他们扭转立场、改正错误、提高觉悟、改变作风，弄通马克思主义，提高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带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革命。这同样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是毛泽东面临着必须急迫解决的问题。在这场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开门“整风”，使这些党员干部再经历一番群众运动风浪的洗礼，“洗个热水澡”，是邦助他们过好这一“社会主义关”的必然选择。
（八）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只要有了人，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子弟兵用小米加步枪消灭了用美国飞机大炮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就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明证。社会主义时期，在苏、美两霸的封锁下，在国内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在一无资料、二无设备、三无技术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军人，凭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凭着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成功地建立了“二弹一星”的丰功伟业。这又是一个不容争辨的事实。
人民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又必须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改造自己。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辨证法。
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有二个条件：一是必须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精神条件”，二是必须具有丰富的社会“物质基础”。因此，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必须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精神条件”。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肩负着反帝、反修，推进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重任。这就要求中共必须带领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精神的亿万人民群众去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去完成肩负的革命历史重任。
毛泽东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毫无疑问，要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精神，就必须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彻底批判扫除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遣留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种种非无产阶级级思想，进行一场“破旧立新”、“破私立公”的革命化运动。而通过“文化大革命”广泛的群众性革命大批判，正是让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加快思想革命化，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一种思想革命方式。时代提出了这样的战略任务。
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肩负着的宏伟革命目标和历史重任，除了要有高度革命化的亿万人民外，还必须要建设一个能够“组织和带领人民群众革命”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体制”。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时指出，“特别是公社巳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此作了正确的说明：“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维护其对无产阶级统治的“机器”，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它组成、建立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以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为准则的；都是以有利于更巧妙、更残酷地统治压迫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目的服务的。它建立起来的诸如：分等级的梯级式政体，实行八级工资制,搞按劳分配，进行等价交换等等，用这些表面上、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来掩盖其对无产阶级广大劳动大众巧取豪夺的剥削和厚颜无耻的掠夺；用这些表面上、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来保障资产阶级自身得天独厚的“法权”利益。很明显，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对这样“现成的国家机器”，当然必须坚决地“打碎、摧毁”，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它、掌握它，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否则，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仍然是在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是在继续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为准则的、有利于更好地、更强有力地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政权体制”。这是一个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的“机器”。是要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有着本质不同的“政权体制”。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同时，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入侵与“和平演变”的危险。
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特点决定了执政的共产党对这个革命“政权体制”的建设不仅必须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而且还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样的政权体制，首先应该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它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一种过渡形式，它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随着地球上阶级的消灭而逐渐自行消亡的。
这样的政权体制，扎根在工、农、兵劳动人民中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能最大限度地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在人民中间实行最广泛的*****，同时，主要是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样的政权体制，是革命权威、领导才能、群众基础这三方面组成的产物；是老、中、青三个年令段的结合；是军队和地方、领导与被领导这两对“对立统一矛盾”的最有机、最巧妙的运用。它充分体现出革命、成熟和富有朝气的特征，同时，在其内部成员之间既有“同一性”一面，又有“对立性”一面，目标一致，互相促进，又体现出具有高效率的特点。因而，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并且，能自觉地“缩小三大差别”，逐步地消除种种“资产阶级法权”的毒素。
这样的政权体制，是一种战备体制，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的体制。是对付苏、美两霸对我国频繁发出战争威胁的必要组织准备。它既适应反击帝国主义入侵的战争环境需要；又适合于和平时期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还应是带着群众继续革命，“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的领头人。
这样的政权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把全中国建设成为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需要；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需要；也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和推进世界革命的需要。
加速亿万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建立和建设这样一个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体制”，这也是毛泽东想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
（九）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古今中外，无论是帝王、君主，或者首相、总统，还是开国元首；也无论是什么国体、政体的国家，在一代领导人逝世后，往往都会出现一个“接班人危机”问题。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先是马林科夫，接着是布尔加宁，……经过了短期的连续更迭混乱，赫鲁晓夫篡夺了党政大权。于是，从苏共“二十大”赫氏作“秘密报告”开始，发展到苏共“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系统地形成和推行了一条现代修正主义路线。
总结苏联出现的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灾难，最大的也是最严重的一条教训就是：没有培养好“接班人”，特别是没有培养好“第一把手的接班人”。这个教训是异常深刻的。这个教训让年事巳高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感到忧心重重，夜不能眠。公开场合，毛泽东可以风趣地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以开一个庆祝会，庆祝自然辨证法的胜利。”可背地里，他一个人却在为“由谁来接自己的班”而困惑忧愁，茶饭不香。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如果不解决好，就会像苏联一样，不仅千百万革命先烈和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创立的红色江山会付之东流，而且，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如果出现差错，那么，他在“反修、防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等一系列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胜利也必定会付之东流。毛泽东不能不把介决好自己的“接班人”这个问题，列为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来考虑。
从建国初期和刘少奇等人的思想认识分岐，发展到“八大”上的政治路线斗争，毛泽东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分为一、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出现的许多“新挑战”，又使他感到处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刘少奇在党内居第二把交椅和任国家主席的地位，这使他实际上巳成了是毛泽东后的“自然接班人”的事实，又使毛泽东感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等人推行的是一条地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完全相悖的，其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后，更使毛泽东感觉到他们就是一些 “ 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 ，是埋藏着的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隐患。虽然，当毛在世时，他们无法取得主导地位。但是，当他去世后……，而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忧的。他预感到绝不能把这个“班”交给他们。于是，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抢时间解决好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消除在他去世后必然要出现的修正主义的隐患。
一九五九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在人民解放军中， 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高潮；大兴“三．八作风”；开展了“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并且，提出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坚持‘四个’第一”等革命化措施，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和肯定。这使他成了毛泽东“内定”为自己“接班人”的主要考虑对象。有“破”才有“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曾经几次采用“罢官”办法而没有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决心通过“大破大立”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把自己选择的“接班人”送达到合法的“接班地位”。
然而，仅仅这样的考虑还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要确保革命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的问题；面对的是要确保在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不出修正主义，不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面对的不仅是确保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且是埋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要夺取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胜利，解放全人类的问题。要完成这样艰巨和光荣的革命历史任务，决非是一代、二代人所能办到的。所以，这不是毛泽东仅仅介决好自己的“接班人”后，就可万事大吉、一劳永逸了。毛泽东考虑得很深、很远……。
苏联出现赫秃修正主义的又一条重要历史教训就是：对党和国家的“权力”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在国际上有帝国主义制度存在，国内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条件下，一个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集团必然产生腐败的“特权阶层”，成为滋生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温床。
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权力”，仅仅依靠在党内和政权内建立的一些少数人担负的监督职能部门进行监督。这样的仅对最高领导者负责的“少数人监督体制”，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在世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却很难发现在斯大林周围的不少当面高呼“拥护斯大林”的修正主义反革命两面派。而且，也很难排除这个“监督部门”的人也许本身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两面派的可能。事实表明，这样 的仅对最高领导者负责的“少数人监督体制”，当斯大林逝世后，在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力的赫鲁晓夫领导下工作，对赫秃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根本无能为力，不可能进行什么“监督”。可见，这样的“少数人监督体制”，对“权力”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革命监督”。
早在一九四五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谈话中曾对毛泽东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家，总有一种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他希望中共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在回答黄先生时就说过，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革命的实践使毛泽东进一步确信：“共产党基本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把这个“监督权”真正交给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权力”形成和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革命监督”体系。这正是毛泽东“相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体现；是他全心全意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也是他认真总结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后得出的“开创性”结论。
首先，必须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是一批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富有革命牺牲精神的，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领导能力、有聪明才干、有科学态度、有革命干劲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他们将逐步在党和国家的各级、各类岗位上“接班”。这样一个革命的”领导权力群体”，必将造成一种对“上、下、左、右”的“权力”的互相激励、互相促进、互相监督的革命趋势和声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引下，带领人民群众继续革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而 “庭院里溜不出千里马，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 这“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只有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才能够真正识别、锻铸和培养出来。
其次，在组织上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经常地、定时地“开门”倾听人民群众提出的帮助、批评和意见的做法“制度化”。
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在政策上、法律上真正保证人民群众有权运用“四大”形式，公开在口头和书面上对党和政府各级领导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领导作风、工作方法、群众观念以及个人的思想、人品等等各个方面随时随地实行公开的“革命监督”，把他们的一言一行真正地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雪亮眼睛之下，接受人民群众广泛而有效的 “革命监督”。
这样一种“上有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领导；中有互相监督的‘革命领导权力群体’；下有随时有权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进行公开‘革命监督’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保证”的“革命监督体系”，使得“上、中、下”各方，互相依存、互相监督，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进行继续革命， 才能真正有效地抑止腐败的产生，才能防止出现修正主义 “特权阶层”，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永不变色。
这样一种“革命监督体系”，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真正体现，是唯物辨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在“权力监督”难题上的创新运用，是有效的对 “权力” 进行 “革命监督” 的最佳体系和形式。
这样一种“革命监督体系”，同样是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
年事巳高的毛泽东纵观全局，统筹兼顾，高屋建瓴，运筹帷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发动这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解决好这许许多多必须解决的急迫问题。这就是：
＊上层建筑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为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问题；
＊认真吸取苏共出现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防止中共重蹈覆辙，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问题；
＊面对着“帝、修、反”的战争威胁，作好全民动员的打仗准备和建设好一个进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红色根椐地”问题；
＊挖除“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推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体系问题；
＊开门整风，邦助95％以上的干部“洗热水澡”，过好“社会主义关”，继续革命问题；
＊加速亿万人民思想革命化和建立替代旧的“国家机器”的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问题；
＊解决好自己的“接班人”和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问题；
＊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有效的、“反修、防修”的“革命监督体系”问题；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说。
正是：救“火”要紧，水淹“农田”，暂且管不了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