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与动向

——评谢韬最近在成都座谈会上的谈话

作者：王山

    时下的中国，正被一个硕大的政治阴谋所笼罩。这个政治阴谋就是和平地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演变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演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演变无产阶级专政。一句话，就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妄想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中国的政权重新夺到他们的手里，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回到落后、腐朽、黑暗的旧中国，在中国的大地上，全面复辟带有殖民地特色的资本主义。

    参与这个大阴谋的既有国外的以美国为首的新老帝国主义，也有国内的新老资产阶级；既有党内的修正主义，也有党外的地富反坏右；既有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有汉奸、走狗、卖国贼。30年来，这几股势力，内外勾结，上下串通，造谣惑众，沆瀣一气，把这个大阴谋涂上光艳的色彩，吹得天花乱坠，一步一步地把中国人民诱骗到地狱之门。

    去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的反动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及此后他们的一系列表演，就是这个大阴谋中的一个片断，一段插曲。

    俗话说，做贼不打，三年自招。谢韬的反动文章出笼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和他的同伙们，就按捺不住骚动的激情，纷纷亮相，主动披露阴谋的内幕了。

    2008年2月20日，辛子陵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大谈《千秋功罪毛泽东》出版前后他上窜下跳的经历。同时，吹捧谢韬文章的发表，体现了《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的“极大的政治魄力”；吹捧“谢老的序言，震动朝野”，“意义很大”。与此同时，他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提出所谓“胡温新政”，“遇到了极左派的严重干扰”，点名批判马宾和魏巍两位革命的老同志。辛子陵甚至造谣说：“2005年9月10日，天津极左派举办了‘缅怀主席、革命不息’的主题集会，极左作家魏巍在会上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集会结束时，魏巍带头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到场列席观察的中宣部官员曾多次出示警告：会议已超越了界限。主持人则播放文革中的语录歌《造反有理》以壮声威。”笔者曾问过魏巍同志，是否有此事。魏巍同志说：2005年，他根本就没去过天津，何来“朗诵诗歌”和“呼喊口号”？何来中宣部官员的“警告”？纯粹是无中生有。笔者认为，尽管辛子陵所讲的是个谣言，但从广义上看，“毛泽东思想万岁！”，不仅是魏巍同志的心声，而且也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心声，这个口号何错之有？！只有辛子陵、谢韬们这些反共分子才认为是错的。至于“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又有何错？当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倒蒋家王朝的腐败堕落政府，新中国能诞生吗?能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吗?综观古今中外，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会容忍“腐败堕落的政府”的存在，都会除旧推新的。其实，辛子陵造这个谣，不过是贼喊捉贼，放个烟幕弹而已。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用资产阶级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必定是“腐败堕落的政府”!

    再来看谢韬。2008年4月15日，四川成都的一位老朋友给笔者寄来一份材料——《谢韬在成都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四川的这位朋友对笔者说：“最近，谢韬在川大组织了一批老地下工作者座谈，他还是以老领导的身份，做了长篇发言。有个同志转给了我一份，有些动向可供你参考，故寄你一份。”

    如朋友所说，谢韬在四川的这个谈话，对于我们了解谢韬们的阴谋，观察当今中国阶级斗争的“动向”，的确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自供状和反面教材。

思想反动，做贼心虚

    谢韬在介绍他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篇文章的目的时，假惺惺地说：是为了“总结、反思历史”，解决好“历史观”。并且说，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主要任务。”那么他的历史观是什么呢？他说：他看了“蒋介石的全本、苏联的全本、毛泽东的全本、希特勒法西斯全本、邓小平全本”后，得出“结论”：“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是使全民族丧失了思考”，而邓小平时代又是“用新的愚民政策进行统治”。他自鸣得意地说：他“跟新旧政权的统治集团都有接触，了解了不少政治和经济的内幕”，所以他不认为国民党“很愚蠢、腐朽、黑暗”，“国民党的统治者很多是很有头脑和见地的”。他还贬低共产党打赢的战争，“不是赢在军事思想上，而是情报工作做的好”。谢韬的这些黑话证明，他的所谓“历史观”，就是反马、反毛、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唯心史观。

    此外，谢韬胡诌所谓毛泽东时代是“全民族丧失了思考”，非也，真正“丧失思考”的不是全民族，而是你们这些反共、反人民的顽固不化的修正主义、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们。你们不只是“丧失思考”的问题，而且是丧尽天良的人格问题。

    谢韬披露，《炎黄春秋》在发表他的文章前，开了几次全体编辑在内的会议，做了三种可能出现的形势的准备。一是如果被查封了“就打官司”。二是怕不准发，就“提前发行”，造成既定事实。三是舍车保帅，一旦出事，就“抛出责任编辑”。“可是，文章发表后3个多月一直没有任何动静”。完全出乎了这帮家伙的预料。谢韬说：“原来大家都担心文章发表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我已经做了坐牢的思想准备”。“我和《炎黄春秋》的心都悬着”。结果竟然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毛主席说过，“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然而，对于谢韬们这些猖狂已极的牛鬼蛇神和茁壮成长的大毒草，党的宣传部门和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放弃批判，放弃斗争？为什么任其自由泛滥？联想到30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得不到应有的控制，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攻击左派，“感谢”中央

    由于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宽容态度，谢韬们“悬着的心”，终于可以落地了。

    谢韬说：“中宣部虽然给中央有个汇报，但没有提处理意见”。“中央没有表态，中宣部也就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左派反映很强烈”，“左派攻的很凶”。说“谢韬是反宪法、反党章、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颠覆性的。”“他们认为我是在走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叛徒。”

    谢韬在谈到中国社科院、毛泽东旗帜网、上海、杭州等地组织的批判会时说：“左派是明攻我，实攻中央，说中央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马宾等17人公开表示、宣传，要回到毛泽东时代。”

    谢韬说：但是，中央的态度是“冷处理”。5月10日，中央在人民日报发了一个几百字的答读者问，“说民主社会主义有它产生的历史根源，有它的贡献，但没有对其评论”。“后来，我了解到，在中央内部给各媒体有一个表态，对我的文章不传播，不批判，不争论”。

    谢韬认为：胡锦涛6月访问瑞典，温家宝5月4日访问人民大学，说要发扬五四的民主的科学的传统精神，勇于追求真理。这都是看了他的“文章发表后的效果”。

    谢韬特别提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6-25”讲话发表后，6月30日，《求是》杂志的一个记者就打电话征求谢韬对讲话的看法。谢韬有点受宠若惊，急忙对这位记者说：“我很感谢中央对我的文章的宽容和开明的态度。”

    毛主席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被谢韬们反对的社会主义，我们就是要坚决拥护，而被他们拥护的资本主义（或称“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就是要坚决反对。对于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一个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怎么能“宽容”呢？怎么能“开明”呢？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对敌人“宽容”和“开明”，就是向敌人投降，就是对党和人民的背叛，就是开历史倒车！这是自巴黎公社以来无产阶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呵！

人大党委，不批谢文

    谢韬说：有人建议人民大学也批批他的文章。但党委书记却说，“他们批是他们的事，我们听党中央的。”这位书记“还自言自语地说：20年后，中国有些事谁说得清楚。”人民大学不仅没对谢韬有任何批评，而且还关怀备至，“我生日时还派人专门来看我。”这使谢韬心中窃喜。

    什么叫“上行下效”？这就是！由此可见人民大学的这位党委书记，深谙做官之道。时下，不是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吗？他就是响应这个号召啊！毛主席当年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位党委书记做了这样的回答。像这样的人，在时下还为数不少呢！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这些人，虽然还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但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红心”，实际上早已死了，他们的心已经变黑了。这不正是中国的最大悲哀吗？！不正是具有60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悲哀吗？！

认为胡温“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吹嘘群众会“慢慢转过来”

    谢韬说：“胡锦涛对这篇文章的意思是，理论学术的争论，中央最好不介入。胡锦涛比较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但江泽民和李鹏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还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好，不采用民主社会主义。最后，为了保持理论的统一，在17大时，没有提民主社会主义，还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谢韬认为，由于中央这样一个态度，所以，“群众的反映慢慢就转过来了。”

    辛子陵也认为，中央对他们“表示满意”，“有深意”。他说：“《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版的。一切都比我预期的顺利。去年7月在香港举行国际书展，隆重推出本书，邀请我去参加开幕式，我顺利成行了。8月《明报》和香港大学举行民主社会主义座谈会，邀请谢韬和杜导正同志参加，也没有受到阻挠，他们在会上都作了有分量的发言，中央表示满意。”辛子陵说：“李（锐）序的题目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指毛泽东——笔者注），这在中国是石破天惊的话，是对正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否定，为重新评毛定下倒三七的基调。”“现在中央……借重于德高望重的李锐同志，是一种恰当的做法，中央特邀李锐同志列席十七大，是对倒三七基调的肯定。这些巧妙的做法都是很有深意的。”

    谢韬和辛子陵所举的这些例子，倒是合乎逻辑推理的，如果是真的，问题就非常严重了。至于说群众“转弯”了，是扯谎。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俗话说：要知朝中事，去问乡下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好，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好，他们最清楚。谢韬们孰若不信，请你们到工人、农民中去试试看？不打断你们的狗腿才怪呢！

右派有人高声“捧场”，左派有人暗地“支持”

    谢韬在谈话中，把右派的头面人物杜润生拉出来给他捧场：“杜润生同志说，谢韬的文章开展理论思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

    他说：“左派也出现新的情况”。“写万言书给中央的执笔人段若飞也打电话给我说：‘左派批判你，你不要生气。左派攻击你，是你的光荣！你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理论界是多年来想突破而不敢突破。我对你的勇气感到钦佩！中国的经济既然在搞市场化，必然会带来政治的民主化。你现在是站在历史的前沿。’”由此，谢韬吹嘘：“我的观点赞成的有80%多，……坚决反对的只有3%左右。”

    右派相互捧场，事所必然，不足为奇。而长期以“左派”面目出现的人物，竟然来个180度大转弯，无非是私心使然，实在是不光彩的事。至于谢韬所举出的这两个数字，那要看在什么样的人群里，什么样的范围了。如果在《炎黄春秋》编辑部，包括他们的那一帮顾问，说100%的拥护他，人们不会不相信的，因为那里的“物以类聚”，是粪坑里的一群苍蝇。

寻根问祖，找到邓小平

    谢韬为自己的反动文章找到了理论根源，这就是“邓小平理论”。他说：“邓小平1987年说，‘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既然“讲什么主义都可以”，那么，邓小平理论，还有三个代表，也就一文不值了！

崇洋媚外，卖身投靠

    谈到国外洋大人，谢韬是津津乐道，有点飘飘然了：我的文章，“国际上反映也很强烈，瑞典一个记者，在胡锦涛访问瑞典前，来采访我，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公正的、客观地介绍瑞典民主社会的学者，准备在胡锦涛访问瑞典时发表采访我的文章。”“我会见了中联部组织的一个欧洲8国议会的来访团，我跟每个人见面，他们都说读过我的文章。欧洲还准备邀请我到欧洲去作访问交流。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等国外的各大媒体都准备采访我，还有美国的一个作家也准备来拜访我。他们把我作为100年来在中国大陆上可以公开谈论第二国际的第一人。”“中联部给中央有个报告说：批谢韬会影响我国的外交，因为批谢韬就等于批第二国际。”

    毛主席说过，对内代表资产阶级，对外投降帝国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两大特征。我们掰着指头数一数，谢韬、辛子陵、李锐、杜导正……们，哪个不是这样的双料货？！苏联的、中国的修正主义头子们哪个不是这样的双料货？！毛主席真是料事如神啊！

窥测时局，贼心不死

    谢韬在谈“17大及今后中国的改革展望”时，认为“中国的前途有三个：一，矛盾激化，社会动荡，推翻共产党，那就会乱，乱的结果必然是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残局，会延缓中国发展的进程。二，是民主的改良，对老百姓有利。三，以暴力克服暴力，……如不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来求得社会的进步实现，就可能发生军事政变。”他认为，在三种前途中，第二种，即“民主的改良”，虽然“时间就比较漫长”，但“对中国的发展最好”。他说：“中国13亿人口，经济基础薄弱，不能急，急不了，也不能等，只能促。”怎样促？他说：“从两方面促”，一方面“促进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进行改良”，另一方面，在“历史的进程”中等待“大智大勇人物的出现”，“大致在20大”，“才可能”出现。所以，“我希望继续改革开放，平稳过渡。”其实，谢韬对所谓中国前途的谋划，并不是他的发明，不过是他遵循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总战略，充当马前卒而已。

    谢韬还透露，赵子阳对胡、温有过评论，说“胡是个明白人，但不会有大的作为”，“温是个好人”。“胡不是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新的历史的人物”，但，“他在17大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改变了“四个坚持”的内涵，改变了“建国目标”，“在旧的框架内推进民主进程”，“通过了《物权法》”，“恢复个人所有制上有所进步”，“这是个重大贡献”。“所以，在中国政治上应该肯定17大”。因此，谢韬提出，“要有耐心”，要等“新的那一代起来，没有历史包袱和政治上的牵连，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现在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掌了权，中国才能改变。”

    谢韬认为：“现在中央是胡温集团与江李集团的平衡。胡没有完全控制局势，江还有势力。今后究竟是哪派占了上风，还不好说。”“对胡不能抱太大的希望……他既不敢跑，也不能退，就只有慢步走。”他说：“虽然我们看不到中国的民主曙光了，有些悲观，但我们应该骄傲”。

    看完这篇“谈话”，笔者想起了毛主席的教诲。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殊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今天的谢韬们，不正是一伙不拿枪的敌人吗？他们不是还在和我们作殊死的斗争吗？轻视这些敌人的人，甚至同这些敌人同流合污的人不是大有人在吗？！

    50多年前，当我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很快就出现右派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的逆流。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告诫全党：“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5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实践，完全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混进党里的谢韬、丁子陵们，《炎黄春秋》、《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以及众多的“问题”媒体不是整天在那里顽强地“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吗？

    开展“四清”运动时，毛主席一直把防止修正主义与“和平演变”作为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毛主席提出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他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注中，描绘了一幅如果“党变修”、“国变色”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于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3卷第3073~3078页）

    时下的中国，“反革命复辟”的“可怕情景”不是已经出现了吗？！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说：“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谢韬、丁子陵们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们就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就是“一群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革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人民，同他们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最近有人在网上披露，1955年发表在《教学与研究》杂志第六期和“人民日报”上一篇题为《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谢韬的罪行》的文章，就揭露：“谢韬的反党活动是一贯的。他是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主要支柱之一，是混入我们党内的奸细，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残余匪帮服务的革命的敌人，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蟊贼。他不但是同共产党员的身份毫无共同之点，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道德也是不具备的，但由于我们思想麻痹，政治警惕性很低，以致使他得以长期欺骗了我们。”

    是的，谢韬们已经欺骗我们半个多世纪了，我们决不能让谢韬们再欺骗下去。我们要拿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武器，少一点困惑，多一点清醒；少一点盲从，多一点思考；少一点形而上学，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温良恭俭，多一点斗争勇气。团结起来，把这场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

                                                 （写于2008-4-18——25）

附：《谢韬在成都座谈会上的谈话》

谢韬在成都座谈会上讲话记录

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起因

 又想跟同志们见面，又怕跟同志们见面，想跟同志们见面是从心里面想，中国有许多问题可以跟同志们沟通，“天涯何处无芳草”，中国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多的是，但都是各自为战，分散的孤立的。共产党政策是不准大家在一起，所以我怕跟同志们见面，既有思想上的顾虑，也有政治上的顾虑。

 像今天的聚会，有这么多人在一起，是遭忌讳的，只有婚葬嫁娶才容许聚会。

 共产党的统治，王安石的“保甲”运动没有做到，共产党做到了。文化大革命你走到哪里，都有人跟踪。

 我今天简单谈两个问题，一个从那篇文章的写成和反映，谈中国社会的动态，谈共产党的动态；一个谈谈17大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论问题。

 我的文章去年2月份就写出来了，但一直压了近一年，直到今年2月份才发表。这样的文章不是短时间能够写出来的，而是长期的积累。我们今天在座的，年轻时都是满腔热情追求民主走过来的，指导我们的思想，一个是抗日，一个是反蒋，不管民主同盟也好，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也好，梁漱铭的乡村教育也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都是共同的理想。新民主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这是个理想而已。

 我们都长寿。长寿有个好处，看了几个全本，看了蒋介石的全本，苏联的全本，毛泽东的全本，希特勒法西斯全本，邓小平全本。

 胡锦涛讲科学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所以，总结、反思历史是我们中国人民今天的主要任务。

 有个同志曾经讲过两句话，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一是使全民族丧失了思考，全中国当时8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会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坏，使每个人变成了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成为常态。一个是使全民族失去思维，一个是使全民族变成二重人格。邓小平时代使全民族失去记忆：反右不能谈，大跃进不能谈，文化大革命不能谈，六四不能谈。丧失记忆的结果是用新的愚民政策进行统治。所以，毛泽东时代，不但使人失去思想，而且思想有罪，使每个人丧失了道德感，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节操和道德观完全摧毁殆尽。邓小平时代使整个民族失去记忆，人民没有历史感，使人民完全成为新的另一种形态的螺丝钉。这是老百姓群众中提炼出来的最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的概括。

 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走过那段历史的，有亲身体会的。我也跟大家一样，在这段历史中不断思索总结，特别是十年监狱重读马克思著作。过去旧时代说监狱是读书的好地方，对读的书没有限制，但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只准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当时读的书有4卷本的《马克思选集》，2卷本的《恩格斯选集》，1卷本的《列宁选集》，3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报纸只能读人民日报。

 我当时在秦城监狱，胡风他们关在东边，是单间，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协助管理战犯，在战犯管理所跟范汉杰、黄维、廖耀湘、王陵基和特务头子康泽、王文举等在一起。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戴罪立功”，给战犯讲马列主义。当时给我扣的帽子是“埋葬最深、最狡猾的反革命分子”。由于我自己的家庭出身好，个人经历也简单，而且慢慢查明许多问题都没有。本来1958年就解决我的问题，但我是毛钦定的要犯，当时，把胡风集团吹得那么厉害，收不了场，所以一直拖了7年，当废物利用。直到65年才说我出身好，给战犯讲马列主义也讲得好，给我解决了。

 我们的宣传把国民党说的很愚蠢、腐朽、黑暗，其实国民党的统治者很多是很有头脑和见地的，也有不错的军事思想。我们的许多仗能打赢，不是赢在军事思想上，而是情报工作做的好，他们的机密作战计划都被我们掌握了。所以，我跟新旧政权的统治集团都有接触，了解了不少政治和经济的内幕，给了我很多启发，有了一定的积累，也促进我不断思考，从政治立场、阶级斗争、经济发展等多方面慢慢地形成了一些观点，一些思想。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表后的反映

 当时感觉到文章出来后会有比较强烈的反映，但反映到这么强烈没有估计到。但总觉得还是有大的冲击。我所知道的，在全国特别是老同志，在边疆地区都有很强烈的反映，在中央，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看过，包括乔石、万里、李瑞环，但中国政治的特点，看了都不讲话，都等着看胡锦涛的态度。

 《炎黄春秋》在发表我的文章前，开了几次全体编辑在内的会议，做了三种可能出现的形势的准备。一是查封《炎黄春秋》。如果查封了就打官司，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历史疤疤。二是这期不准发行。《炎黄春秋》本来是每月10日发行，（去年）2月这一期，他们在1月25日就提前发行了，你若不准发行，我们已经发行了一部分了。三是准备做检讨。当时准备抛出责任编辑，说责任编辑审查疏忽，今后不再发表类似文章。

 可是，我的文章发表后，3个多月一直没有任何动静。但（去年）2月11日中宣部给中央有个汇报，但没有提处理意见，只是说《炎黄春秋》发表了我的文章，等待中央的处理意见。但一直到（去年）5月10日，中央都没有任何表态，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据我现在了解，中央当时准备对这件事做淡化处理，中央没有表态，中宣部也就没有任何动作。

 所以2、3、4月，3个月没有任何动静，包括我和《炎黄春秋》的心都悬着的。但左派反映很强烈。中国社科院曾组织150人的批判大会来批判我。毛泽东旗帜网在人民大学开了110人的批判大会。在上海、杭州等地也组织了几十人批判会。我所知道的，在许多地方的老干部都是人人有1份，都自觉地学了我的文章，争论非常激烈，甚至发生了对骂。拥护的很坚决，反对的也很坚决。我收到了许多同志的来信，包括新疆、甘肃、内蒙等偏远地区的反映都很强烈。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许多地方代表，都在打听这篇文章的后台是谁，背后是否有新的政治动向。地方反映很强烈，左派攻的很凶。左派是明攻我，实攻中央，说中央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马宾等17人公开表示、宣传，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所以说，左派帮了我的忙，中央本来想冷处理、想淡化也不行了。原来左派本来想在全国发动批判我，借此造成给中央施压的态势，因为社科院和党校基本上都掌握在老同志或偏左派的手里，他们准备在全国各地的社科院和党校联合批斗我，给中央施压。他们的口号是：“谢韬是反宪法、反党章、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颠覆性的。”龚汉西（音）还写一篇文章《谢韬你要干什么？》

 在这种形势下，（去年）5月10日，中央在人民日报第9版发了一个几百字的答读者问，就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行说明，说二者本质不同，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说民主社会主义有它产生的历史根源，有它的贡献，但没有对其评论。这是中央找专家学者写好后，交给人民日报发表的。

 后来，我了解到，在中央内部给各媒体有一个表态，对我的文章不传播，不批判，不争论，但个人可以表态。上海社科院曾发了两版，一版是反对，一版是赞同。《炎黄春秋》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安全着陆了。

 另外，胡锦涛（去年）6月访问瑞典。温家宝（去年）5月4日访问人民大学说：要发扬五四的民主的科学的传统精神，勇于追求真理。新华社发表消息时将“勇于追求真理”改为“追求真理”。有朋友对我说，你看你的文章发表后的效果：胡锦涛访问瑞典；温家宝访问人民大学。这样群众的反映慢慢就转过来了。原来大家都担心文章发表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我已经做了坐牢的思想准备，接受压力的思想准备。

 （去年）3月份人民大学开党委会时，有人说，社科院在批谢韬，建议人民大学也批。党委书记说：他们批是他们的事，我们听党中央的。隔了20多分钟他自言自语地说：20年后，中国有些事谁说得清楚。所以，人民大学没有人来找我，我生日时还派人专门来看我。

 （去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发表后，6月30日，《求是》杂志的一个记者打电话来征求我对6月25日胡锦涛讲话的看法。我说：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左右都能接受，但理解可能有很大的偏差，因为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本来就比较模糊，宽松，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可以充实。第二，胡锦涛对有各种思想争论时要正面引导的提法很好，说明胡锦涛接受了历史的教训。我最后想，应该让他将我的想法转达给中央，于是，说我很感谢中央对我的文章的宽容和开明的态度。

 我听国外一个跟中央理论班子比较接近的朋友透露：胡锦涛对这篇文章的意思是，理论学术的争论中央最好不介入。胡锦涛比较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但江泽民和李鹏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还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好，不采用民主社会主义。最后，为了保持理论的统一，在17大时，没有提民主社会主义，还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左派也出现新的情况。邓力群4次写万言书给中央的执笔人段若 飞也打电话给我说：左派批判你，你不要生气。左派攻击你，是你的光荣！你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理论界是多年来想突破而不敢突破。我对你的勇气感到钦佩！中国的经济既然在搞市场化，必然会带来政治的民主化。你现在是站在历史的前沿。

 另外，人大参加批判我的大会的人有些事后告诉我说，不知道是开批判我的会，要知道就不去了。

 左派里还有一个情况，反对我的人，是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我是在走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叛徒。军队里面还有人因为我的文章而发生打架。

 总之，我的观点赞成的有80%多，动摇的有10%多，坚决反对的有3%左右。

 另外，“上海大众”的企业家说，民主不仅你们知识分子需要，我们也需要。黑龙江的一个老领导、原省委副书记说，我们今天不接受一党专政，省一级的领导也需要民主。所以，民主不仅下面需要，上面需要，在党内的中层干部也需要，他们在不民主的生活里面有他们的痛苦。

 国际上反映也很强烈，瑞典一个记者，在胡锦涛访问瑞典前，来采访我，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公正的、客观地介绍瑞典民主社会的学者，准备在胡锦涛访问瑞典时发表采访我的文章。另外，我会见了中联部组织的一个欧洲8国议会的来访团，我跟每个人见面，他们都说读过我的文章。欧洲还准备邀请我到欧洲去作访问交流。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等国外的各大媒体都准备采访我，还有美国的一个作家也准备来拜访我。他们把我作为100年来在中国大陆上可以公开谈论第二国际的第一人。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把心里多年来想说的话表达出来，我老了，随时可以走，过去，我们当两面派，二重人格，一开会，都自觉掌握分寸，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到什么程度，都很有技巧。现在我老了，该说说真话了。我有首诗：“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我们一辈子都套着精神枷锁，现在把它丢了。

 但也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我会成为替罪羊，在某个时候借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又再批判我，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中联部给中央有个报告说：批谢韬会影响我国的外交，因为批谢韬就等于批第二国际。

 杜润生同志说，谢韬的文章开展理论思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他还透露一个未公开的资料：邓小平1987年说：“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

关于17大及今后中国的改革展望

 从17大看中国今后的未来，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总体来说，我们是看不到中国民主的曙光了。从客观历史的进程和中国领导人大智大勇人物的出现，大致在20大，要5年到20年才可能。因为有几个问题。首先，今天，在中国政治上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力量能取代共产党，与之抗衡。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乱套，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其次，在经济上，民主的进程要建立经济基础，建立公民社会，只有人民有了财产才会有权利观念，权利与财产是分不开的。要建立公民社会，使社会中产阶级化，产生大量的中产阶级是基础，中国今天还没有建立起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现在还正像鲁迅先生说的是“当了奴隶希望巩固当奴隶”的时代。我们也乐意当奴隶，中国人愿意当奴隶，不愿意当主人，当主人太累，现在觉得共产党好让大家有饭吃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我希望继续改革开放，平稳过渡。

 中国的前途，有三个：一，矛盾激化，社会动荡，推翻共产党，那就会乱，乱的结果必然是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残局，会延缓中国发展的进程。二，是民主的改良，对老百姓有利。三，以暴力克服暴力，军队里面也有明白人，如他认为不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来求得社会的进步实现，就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第二种方式，民主的改良对中国的发展最好，但时间就比较漫长。中国13亿人口，经济基础薄弱，不能急，急不了，也不能等，只能促。从两方面促，促进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进行改良。

 赵子阳的秘书杜导正说，赵子阳对胡、温、曾三人有过评论，说胡是个明白人，但不会有大的作为；温是个好人；曾想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开明的形象。

 胡不是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新的历史的人物，现在看来胡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大的方面不可能，但，一，他在17大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这是个重大贡献。二，17大还是坚持党的领导，但有所变化，这是在旧的框架内推进民主进程，用新的四个坚持，代替旧的四个坚持，现在四个坚持是坚持思想解放，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坚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样就把思想从苏联模式、毛泽东思想、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三，建国目标也有所改变，17大提出要建立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把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提出来。另外通过温家宝的讲话，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公平、公正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果，不是哪个阶级的理念提出来。四，通过了《物权法》。《物权法》的通过，说明中国在保护私有财产，恢复个人所有制上有所进步。

 所以，17大虽然是在旧的框架下来推动社会发展，但也有新的内容，在中国政治上应该肯定17大。

 不管怎么样，要推动他向这个方面走，上面促，促使他接受每一个进步的措施；下面促，促进群众提高觉悟，保卫自己的权利，保卫自己的利益，以维权运动促进民主运动。上面促，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放步前进；下面促进，群众采取正确的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以法治国。两方面结合，逐步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所以，我提出来，不能急，急就要乱；也不能等，只能促。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13亿人口能够在10年转变，那就算很快了，要有耐心。今天任何改革，任何进步，都会触犯两部分人的利益，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一是部分群众的利益，这两个利益很难平衡，不能激化矛盾，所以任何改革只能逐步前进。

我们这些老同志，我讲几句，虽然我们看不到中国的民主曙光了，有些悲观，但我们应该骄傲，我们生长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早生几十年，最多能达到康、梁的水平，晚生几十年，我们只能读历史。但我们刚好生在20世纪，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赶了个尾巴，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了全程，我们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还参加了历史怪胎文化大革命，又参加了改革开放的革命。我们一生5个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挨了整，但我们亲身经历了中国2000多、3000多年来剧烈变化这5大革命都集中浓缩在一起的历史。我们是跨越两世纪，一生5革命，不必悲观。

 我们都是“两头清，中间昏”。中年是最保守的，因为现实的利益，逼迫他们去保住现在的利益。年轻人呢？是什么都是假的，搞到钱才是真的，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是丧失了理想主义的一代。所以，现在中国出现了老的打先锋，中年保守，青年漠然的态度。

 中国现在的统治阶层，一个是两个老三届，76、78届；一个是秘书班子；一个是高干子弟；一个是留洋回来的，四股势力掌握政权。因此中国要等到我们这些老的，包括胡温他们全部死掉，新的那一代起来，没有历史包袱和政治上的牵连，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现在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掌了权，中国才能改变。

 现在的胡温他们都是毛泽东思想培育出来的。温，是好同志。胡，许多人都觉得看不透，他不可能有大作为，但他能够搞搞小动作，将历史推进一小步，他就完成了历史任务。现在中央是胡温集团与江李集团的平衡。胡没有完全控制局势，江还有势力。今后究竟是哪派占了上风，还不好说。由于现实和历史的局限，胡他们就像火车，能够平安从这一站到下一站就不错了。对胡不能抱太大的希望，这不现实。但因为国际的环境，他也无法倒退，他既不敢跑，也不能退，就只有慢步走。

 现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很大的危机和泡沫。17大后，关键要看下面的措施怎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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